“所以，我与高先生一样，在门口悬挂的四个灯笼上，贴着‘辞旧迎新’四个金字，借以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陶希圣也陶然自得。高宗武的眼珠子一转，问道：“明天是新年元旦，上午去一一三六弄拜年，陶先生去不去？”“从策略上考虑，应该去。”陶希圣老于世故地微笑着。在汪精卫住地的大门口，竖立起高高的彩色牌楼，四个红绸圆灯笼上贴着“恭贺新禧”四个金字，灯笼下面用五色小电灯泡缀成四个圆圈，里面写着“庆祝元旦”四个大红字，牌楼两旁的对联是，“庆中华一统，祝民国万年。”
上午九点，汪精卫邀请在沪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举行迎新茶话会。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九个常委坐在主席台上。茶话会开始，随着一阵鞭炮声，台上台下一齐起身相互行三个鞠躬礼。
“诸位！我们欢度新年元旦时，不能不回顾过去的一年。”汪精卫心情沉痛地起身致词，“过去的民国二十八（一九三九）年，是我们苦难重重的一年，血泪斑斑的一年！我提议全场肃立，向在过去的一年里为中日和平而光荣献身的曾仲鸣先生，沈崧先生，季云卿先生，刘阿三先生，刘绪行先生，李省三先生，默哀三分钟。”默哀完毕，他发表简短的祝词，要求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勤奋工作，精诚团结，为还都南京，为和平反共建国卖力。
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何世祯一致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一定紧跟汪精卫，创造一个新天地。
“我要创造的新天地，是即将成立的教育部。”陶希圣语调激昂地说，“我过去当过安徽省立法政学校的教员，当过江西党务学校校长，当过中央军校的高级政治教官，当过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多少懂点教育，对办教育事业也很有兴趣。所以，半个月前，当汪主席嘱咐我今后着重考虑教育部的问题时，我高兴极了。这是汪主席取我之长，避我之短。当宣传部长，不论知识，经验，文才和口才，我都远远比不上林柏生先生。”
汪精卫满意地点着头。坐在台下第一排的林柏生，见陶希圣说得那么恳切，反而感到有几分过意不去，他笑着说，“陶先生过于谦虚了。宣传部的工作之所以能够打开局面，正因为有才华横溢的陶先生当部长。这里，我向汪主席和中央常委会建议，最好由陶先生以宣传部长兼教育部长。”
“新年伊始，我向汪主席和在座诸位说几句心坎里的话。”
高宗武微笑着说，“由于汪主席对我的偏爱，曾经当着在座者中一些先生说过，国民政府改组后，让我当外交部长。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人，总得有点自知之明才好。我的身体越来越坏，肩负此等重任，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我建议外交部长最好由汪主席自己兼任，万一汪主席忙不过来，请另选贤能。我当个次长，一定倾全力协助部长把工作做好。请汪主席和常委会从我的健康着想，能够理解我想多活几年的心情，考虑和接受我的建议。”他的话说得如此感人，实在令人同情而敬佩。
杨揆一、叶蓬、冯治安、陈维远、萧叔萱、黄大伟等十多个中央执行委员，都为陶希圣、高宗武的发言所感动，一致表示要学习他们的自知之明的可贵精神，并围绕汪精卫的祝词，讲形势，谈感想，表决心。
汪精卫见茶话会开得活跃，很高兴，他先鼓励大家几句，然后说：“陶先生和高先生处处以党国利益为重，以中日和平为重，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实在值得我们学习。我同意林先生的提议，陶先生以宣传部长兼教育部长，工作的重心放在教育部，同意高先生的请求，只当外交次长，不过是常务次长，当家的次长。两位的中央常委不变，仍然是党国领袖群中的一员。”
上午十一点半左右，高宗武回到家里，施桑奴告诉他：“十分钟前，徐采丞先生打电话来，他说你托他办的事很顺利，要你和陶先生于下午两点去杜公馆。”
“好！我马上打电话通知陶先生。”仿佛有条连体人的血脉一样，把高宗武与陶希圣连在一起了。电话很快接通。“是陶先生吗？我是宗武。徐先生已经回来，很顺利。他约我们下午两点去面谈。他那里你没有去过，请来我这吃午饭，饭后休息一会一道去。噢，对，今天是元旦，你家里有许多客人。好，你吃了午饭早点过来。”
杜月笙在上海的住宅，是座美轮美奂的高大华丽建筑。杜月笙一家去香港之后，徐采丞和万墨林两家就搬进来居住，加上保镖和勤杂工不到二十人。高宗武和陶希圣身临其境，有一种太静，太大，太空的寂寞感。
徐采丞和万墨林热情地接待他们。这两个青帮骨干的年纪都是四十岁左右，身材不一，长相各异，只有眼睛如同一个模型里铸造出来的一样的明亮，一样的机灵，一样的多疑。
“镛公因身体不适，上月二十九日才去重庆。”因杜月笙又名杜镛，徐采丞这么尊称他。“他当晚见到了蒋委员长，获得蒋委员长的亲笔信，马不停蹄地于昨天下午返回香港。”他从皮包里拿出蒋介石的信递给陶希圣。
蒋介石的信，言语简练，意思完备而深刻。
汇曾兄大鉴：
镛公来渝，言兄幡然悔悟，令人欢欣雀跃。热情欢迎阁下返渝共事，其工作一定尊重尊意。有关离沪事宜，请与宗武兄磋商。雨农兄将不日抵沪协助。望多保重。谨此敬祝新年幸福！并顺向宗武兄致意！
蒋中正顿首
十二月二十九日夜
“衷心感谢徐先生，衷心感谢杜先生，衷心感谢蒋先生！”蒋介石的信像这严寒冬天的一只暖壶，捧在陶希圣的手中，温暖他的身心。顿时，一种凝重的感激之情，从他心胸里一涌而出，欢跃沸腾。他领略到了新生的欣慰，不后悔，不担忧，不孤独，不心慌。
“戴先生亲自来沪，我们不必为安全问题操心了。”高宗武喜形于色地说着，又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但也不能大意。”万墨林持重地说，“丁默邨手下那些人神出鬼没，可厉害哩！”“陈恭澍先生被他们搞得焦头烂额，的确不好对付，千万不可大意。”徐采丞也有同感。高宗武相信他上午在茶话会上发言的麻醉作用，沉着说：“我谢谢二位的提醒。不过，我们没有丧失警惕，处处防备着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一定慎重对待。”陶希圣很自信。“这就好。”徐采丞很热情，“二位离沪前若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这是镛公的嘱咐，也是我们的心愿。”万墨林说，“比如购飞机票或轮船票，我们愿意代劳。”“谢谢二位的关怀。”高宗武愉快地说，“有些事情要等戴先生来了才能具体化。到时候，有需要麻烦二位的地方，我们再提请帮忙。”戴笠于一日下午从重庆飞抵香港，二日下午又从香港飞抵上海。当天晚上，高宗武和陶希圣在杜月笙寓所与戴笠、陈恭澍、万墨林、徐采丞等人见面。
“好，好，高先生和陶先生立了大功！”戴笠匆匆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和若干附件翻了翻，非常满意，无比高兴，“到时候，将这些东西公诸报端，汪兆铭一伙的卖国投敌罪行暴露无遗，必将引起全国国民的公愤”他用钦佩的目光望着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位准备好了没有？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去香港？”
“准备好了，只等戴先生来定具体时间。”高宗武很兴奋。
“二位的宝眷都同意走吗？”戴笠问。
“高夫人和贱内都同意走。”陶希圣说，“只有我的五个孩子，担心他们的嘴巴不稳，想等到临走时再对他们说。不过，孩子们都很听话，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就决定后天，一月四日走。明天，再做必要的准备，时间上不感到紧迫吗？”戴笠望着两个当事者。
“不紧迫。”高宗武说。
“四日走，完全可以。以免夜长梦多。”陶希圣巴不得快点离开。
“乘飞机还是乘轮船？”戴笠又问。
“我与陶先生磋商好了，想到还要带走必要的简单行李，想乘轮船走。”
于是，由戴笠掏钱，交给万墨林和徐采丞负责买轮船票，由陈恭澍安排一批军统特务，潜伏在高宗武、陶希圣两家附近和轮船码头周围，担负保卫任务。对此，高宗武和陶希圣感激涕零。
“为了以防万一，高先生和陶先生今晚回去，嘱咐夫人做必要的准备，明天清早二位再来这里，就不要回去了。”戴笠办事老谋深算，“明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我们再派车把你们的宝眷接到这里来。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这样安排很好。”陶希圣眉头一皱，“只是我们两家各住有十个日本宪兵，该怎么对付他们！”
“他们晚上值夜班吗？”戴笠问。
“值，一日三班。”高宗武回答。
戴笠沉思一会，笑着说：“好办。时值新年，以表示对宪兵的感谢为由，明天晚上，二位吩咐各自的夫人分别设宴招待他们。把他们灌得醉了之后，又以关怀的态度，取消明天晚上的晚班，让他们早点睡觉。”
“好！就这么办。”高宗武和陶希圣异口同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