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霞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年会“两岸商人、商人组织与社会建设”分论坛于2011年12月2日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隆重召开。本论坛是由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厦门大学历史系承办的。来自海峡两岸学界、政界、实业界的数十位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出席论坛，主要就两岸商人、商人组织及其在社会建设中所起作用的历史衍变、现状调研、个案解析及相关政策进行讨论、交流。大会共收到25篇论文，其中14篇论文的作者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以下就论坛主要内容作简要介绍：
一、闽台商人、商人组织与两岸关系
吴序侬（台湾光彩促进会高级顾问）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切身感受出发，生动描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厦门经济特区和两岸经贸的发展历程，对其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对三十年来大陆改革的成就进行总结思考。吴先生认为，这首先得益于政府的英明决策与政策的有效落实，因此，加强交流、融合是我们解决两岸问题的首选之道（《见证经济区三十年、加快两岸经贸合作》）。台商利用地利之便来厦门投资始于清末，但其真正的新发展还是1980年以后的事。林其泉（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重点讨论的台商黄景山便是其一。祖籍福建漳州的黄景山先生怀着“彰显闽台文化同根同源的理念”，辛勤经营厦门台湾民俗村二十余年，“为迎接两岸和平统一，作出自己的贡献”。黄景山还积极参与、举办各种公益活动，并热衷于慈善事业，成为推进两岸文化交流的模范。林教授认为，黄景山的事例向我们展示了台商与厦门经济区、台厦文化交流合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充分说明了台商迫切希望两岸早日统一（《台商黄景与厦门台湾民俗村》）。洪卜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关注的是抗战前后厦门的两岸商人和商人组织。在对这一特殊时期厦门商人的构成和资金来源进行介绍后，洪先生详细分析了当时两岸商人的处境与特点。战后，留厦的台商是很少的，这样就出现了华侨回国投资的新局面。关于这一阶段厦门的商人组织，洪先生分别从其在爱国运动、慈善事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作为进行讨论（《抗战前后厦门的两岸商人与商人组织》）。范仁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提交的论文主要是讨论两岸商人和商人组织的司法救助问题。文章分别从大陆对台商及其组织的司法救助、两岸对商人和商人政治的司法救助异同展开论述，最后提出了几点加强与完善商人与商人政治的建议。范先生的大会发言在此之上，就近年来福建省各级司法机构对两岸涉台纠纷的处理状况加以介绍。他指出，福建省三级法院充分把握、利用闽台优势（主要体现在五缘、政策、实践等方面），努力将其转化为实践成果，不断调整、完善司法机制，使得涉台案件得到妥善处理（《关于两岸商人、商人组织之司法救助》）。
二、闽商与两岸政治、地域社会
张侃（厦门大学历史系）从历史学本位出发，在史料的相互映正、比照中，试图通过民国初年“活跃于两岸的林熊祥所参与的福建省政府借款”一事，管窥台商与地方政治乃至国际政治的关系。张教授认为，商人的政治参与更多的是一种修辞，是为了寻找或保持其在地方的利益。因此，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自身利益展开的。当然，走近政治的商人无形中会被其吞噬，而难以保持其独立性。本文的意图在于重新思考学界已有的商人研究成果，作者尝试在社会经济史之外来理解商人。他指出，在多见的罗列式研究中，学者应试着从精致的个案中去揭示商人与政治的复杂性。要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回到两个层面。其一是回到闽商本身，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群体具有的离散性和多元性；其二是回到民初的具体历史场景中，从中来审视闽商的自我认同（《民初闽南商人与福建地方借款》）。陈名实（泉州师范学院教授）对闽商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所选时间段是明朝后期。在明朝政府严行海禁之时，大陆海商率先认识到了台湾本岛的重要性。“广东海商林道乾、林凤占据台湾而失败的经历”和“明朝政府抗击日本入侵台湾的军事斗争”，使福建海商的思想有了重大转变，之后便不断“在台湾建立根据地”，并与明朝政府采取妥协策略。陈教授认为，明后期闽粤海商表现出来的这些政治意识（反政府意识、投资外国势力意识、与政府妥协意识）与其所处的海商环境有关，它们又对两岸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明代后期海峡两岸的海商与政治》）。松丹玲（厦门大学博士生）、林枫（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察的是清代台湾绅商在分类械斗中的角色问题。在肯定了绅商在消弭台湾械斗中的关键作用后，作者认为这与他们“以知识为主的才干、以经济为基础的乐善好施的性格和长期积累的社会声望”不可分割。正是得益于此，台湾绅商在械斗中扮演了“政府的行政助手和乡民的领袖的双重角色”，但也存在其局限性，“台湾绅商对分类械斗的消弭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清代台湾分类械斗中的绅商》）。除了商人与政治、地方社会的关系问题，商人组织亦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高志峰（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生）以“安海育婴堂”为中心，通过对其发展轨迹的勾勒，就闽南侨乡慈善组织的运作机制及其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以及旅外同乡与地方人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讨论。从中可见，在沟通侨乡与海外联系方面，闽南侨乡的慈善组织是不可缺少的一环；通过参与侨乡社会事务，“旅外华侨与地方人士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一讨论也“加深了对侨乡跨国社会网络的理解”（《近代闽南慈善组织与地域社会--以安海育婴堂为中心的探讨》）。潘健（福建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认为，清光绪十年正式完工的台北府城，其建设与发展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此过程中，有多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作者集中讨论了福建泉州同安人李春生对台北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作出的贡献。虽身为晚清社会的大买办，但李春生大力推动台湾乌龙茶在国际市场的畅销和蚕桑业的发展，也积极参与台北市政的建设中，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买办李春生与台北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商人、商人组织的历史与现状
王日根（厦门大学教授）认为，作为商人联络、商业发展的主要桥梁，商会和行业协会在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王教授利用实际调查的数据资料，剖析了厦门市的异地商会、行业协会，既有总体的情况介绍，又有翔实的个案分析，如对莆田商会、厦门市漳州商会的功能和作用有具体解析。王教授认为，“厦门市异地商会是开展新阶层统一战线的重要平台”，“是新社会阶层聚集的场所”，其成员“势必能在新时期社会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政府应对其予以大力扶持，对其不当行为也要引导。此外，政府还可以在政策方面做进一步调整，最大可能地发挥其积极性与主动性（《厦门市异地商会和行业协会调研报告》）。严志兰（省委党校副教授）从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在闽台商的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对大陆台商的社会适应问题进行讨论，分别从普遍心态、阶段性差异、层面差异和群体内差异就其共性与差异性展开。（《大陆台商社会适应的共性与差异性--基于福建的田野调查》）。王庆鹏（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生）选取清朝几位居于福州三坊七巷人物，如沈葆桢、梁鸣谦、林纾、“电光刘”等人，梳理了他们的商业活动，特别是与台有关部分，进而上升到对福建省三坊七巷与台湾商业渊源问题的探讨中（《福建三坊七巷与台湾商业渊源》）。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闽商，其声望不止在经商业绩，更重要的是他们关心社会建设与发展。徐鑫（厦门大学博士生）所谈的新闽商慈善事业便是其一。徐博士用扎实可靠的资料证明了闽商热心于慈善事业的特性。尤其是近年来，他们活跃在全国的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场合，其慈善救助呈现出“力度大、范围广、形式多样”等特点。闽商的慈善捐赠模式由单一走向多元，而慈善机构的广泛建立成为闽商捐赠意愿实现的保障。随着慈善捐赠规模的不断壮大和方式的持续创新，闽商“开始逐渐引领中国慈善的新潮流”（《新时期闽商慈善事业的数量与取向分析》）。
从以上简介中，我们看出了本次论坛的几大特征：（1）参会人员职业背景的多元化。与会代表为来自社会多个行业，年龄段上也有老中青的差异。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各自的人生经历和身份、职业背景，紧密围绕论坛主题，就其所关心的问题阐发观点，从而使会议话题丰富多彩。（2）多学科、跨学科的交流。分别有法学、社会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在立足本学科的同时，也积极借鉴、吸收其他学科，使思考问题的视野更为开阔、思路更为多样。（3）讨论话题的多样性。论坛紧密围绕“两岸商人、商人组织与社会建设、发展”主题，但同时也涉及了其他一些议题，如台湾史、厦门史、社会救助、慈善捐赠等。因此，会议发扬了一贯的开放、包容风格，使大家畅所欲言，真正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4）为年轻学人提供宝贵机会。在本次大会的十四位发言者中，有四位是来自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还有多所高校的众多同学也前来听会。这就为年轻人提供了难得的展示平台，也是学习提高自我的可贵机会，使他们能从中汲取新知，不断进步，学术气氛较浓。本次论坛提问、答辩相当热烈，也比较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