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校是校党委一项迫切而又重要的任务。从当前情况看，大学在两个方面亟须引起党委的高度警觉。一是权势上的腐败，以权谋私，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挥霍浪费；二是学术上的腐败，在学术活动中弄虚作假，买空卖空、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这两种人的人数虽少，但影响极坏，败坏学校的声誉、败坏党的威信，一定要严肃对待，绝不姑息。“从善若登，从恶若崩”，一个好风气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坏风气，却可能在短期内滋长蔓延。对广大教职工进行廉政的教育，进行正派的教育，不去做那些苟且犬马之事，当然重要，不能“不教而诛”，但对大学来说，犯法违纪之人，不是道理不懂，而是明知故犯、心存侥幸。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依法、依纪办事，不论什么人，一律平等、严肃处理，绝不故宽。这样才能在当前社会风气不太好的大环境中，求得学校的清正廉洁，以培育和发扬大学的浩然正气。
现在大学的建党工作，各级党委都非常重视，工作也都抓得很紧，也很见成效。现在的问题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学生中要求入党的人数很多，所占学生数的比例很大，同样，发展新党员也很多，所占学生数的比例也很大，这当然是可喜的。令人最担心的是质量问题，一定要警惕那些只是做表面文章的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因此不必拘泥于比例之高低，发展数量之多少，而是应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学生中党员占多少比例作为党组织工作成效的主要评比标准。现在有的地方不是工作出文章，而是文章出工作，因此，我甚至主张当前最好取消这种评比、评模的方式，以使建党工作能更加健康地发展。（林可华曾任福建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八十述怀
◎朱鹤健
今年79岁，学生们要为我举办80寿庆，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不起来。在我心目中，耄耋老人是行将入木。我自感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能讲课、写作和爬山，还想做很多事，一下子排上这个行列，心中不免怅然。
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到了这般年龄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静思下来，有两点很明显：一是爱回忆旧事、旧友，一时记不起来，还千方百计查证；二是过去那种“雄心壮志”消失了，代之是“多做善事，回报社会”，精神更加“纯粹”，思想更加轻松，这就是我“老相”的主要表征。
回忆一生，57年教学生涯培养我爱教育、爱学生、爱读书的情怀。我把教育工作当做事业来追求，它既是我的社会责任，又给我带来欢乐。进入课堂，见到学生，精神百倍；课后不但不觉疲倦，还增加饭量；遇有不顺心的事，进入备课状态，一切皆烟消云散。如今步入老年，依然眷恋讲坛，醉心教学，完全出于爱教育的心怀。由于爱教书，带动了爱读书。先是为了上好课，需要更新知识而读书。读完书，学有所得，又急于传授学生，导出爱教书。学生学有所得，给我欢乐，激励我再读书。如此循环不已，久之，读书成为我生活的习惯。从教50周年时，我写了一句话：“园丁五十载，未敢寸阴荒。”这点并不夸张。我能在候车室喧闹的环境里静心看书，这已为我的同事所折服，实则多年练出的“硬功”。老伴戏称我：“耄耋将到不知老，犹抱教案勤读书”，这是读书使我快乐使然。古人云：“学海无涯苦作舟”，我以为“苦”字换成“勤”字更好，因为我从来以读书为乐的。
爱教书、爱读书导出爱学生，因为他们是我的工作对象，又是欢乐的源泉。每见一批批学生毕业，就像农民喜见丰收一样，策励我再作耕耘，犹如生活的滋润剂，催我奋进。每届学生毕业典礼，我都争取参加，也出于这种心情。事实上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不断教育与充实自己，为人师表悬于心头，不断提醒自己注意行为举止规范。我语言笨拙，在不断教学实践中却练就了讲课、发言能自由发挥，吸引听众。生物靠新陈代谢才会不断生长，人类社会一代比一代强才能得到发展，这个道理深埋在我的心底。面对我的学生和后生，深信他们一定会超过我。于是我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要求来教学，创新理念就成为我的教学主旋律，贯穿在每个教学环节。启发教育成为我主要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我经常剖析自己文章和科研成果的问题与不足，引导学生往更上一层楼去发展。学生和后生的成就成为我的欢乐源泉，这个心愿驱使我不断更新知识。于是我对新事物有一种自然的渴求。我的专业方向几经变动，我能很快适应，并取得较好进展，这与我求新的思想有关。原子能农业应用技术对我来说十分陌生，我很快学会，并取得较好成果。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美国新的土壤分类制，我仅靠一本英文书，迅速理解，加以应用，并写成书，成为我国应用这个新分类制的先行者。我应用土壤学的微观研究与地理学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两个学科交叉中去寻求新的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研究体系，从而获奖，这都是我求新思想之所致。2006年陈述彭院士读了我的《土壤学与地理交叉研究》之后评价：“从中看到一位教育工作者，为探索、构建新的交叉体系所作的努力。”他肯定的也是一个“新”字。我很自豪我这种求新思想能一直保持到老年。一般说老年守旧是通病，我仍能保持对新事物的渴求。像计算机的使用技术，我虽不很精通，但写稿、改稿、查索文献和通讯均能应用自如，这是同辈人中不多见的。
由于爱教书、爱读书，对此执著追求，致使我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原来我的文体基础就很差，中学时代，音乐、美术和体育课程的成绩总是在60分左右徘徊，这往往影响了我的总成绩和名次。成年后养成好读书的习惯，更淡化了这方面的修养，成为生活中很大的遗憾。也因为这一点，我疏于社交和不爱闲聊。有一次，一位老师到我家长谈一个多小时，我竟昏昏欲睡。我患有失眠症，由此发现，闲聊对我竟有催眠的作用，也因此经常对友人失礼。我虽不善于社交，然而与同行交往，只见面一两次，却能给对方留下较好的印象，他们认为我为人诚信，因此乐于与我往来并帮助我。2007年我受邀访问台湾，得到台湾地理学会历任、现任4位理事长的接待，其中3位理事长陪同考察，这种礼遇为大陆地理学者所少有的。国内外地理界同仁都对我十分友好，足见我有一定人缘。
因为我偏于爱教书、爱读书，以致对行政管理工作不很热心。1959年，时年28岁，领导分配我新建农业物理系，培养原子能在农业上应用的专业人才，这在当时算是高新技术。全校系主任开会，在座皆我师辈。我踌躇满志，全力以赴。经3年努力，在全国同行中颇有名气。随后专业调整，农业物理系下马，至今已40多年了。然而当年毕业的学生组织起“农业物理系同学会”，每年都有活动，邀我参加，共叙师生之情，共话教学相长的情景，我品尝到教书育人之乐趣。我从这一行政工作中学到一些管理的经验，但发觉行政工作要花很多时间去解决人事事务，非我长项。随后，我表现出对行政工作的厌倦。这种思想情绪，为周围人所觉察。“十年动乱”时，我第一时间被揪出，作为“只专不红典型”、“修正主义苗子”批斗，在红卫兵的监督下，作为“牛鬼蛇神”劳动改造7个月。此时我曾下决心不读书。打倒“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我爱读书之心得到恢复，而不愿干行政工作的思想并没有根本改变。之后，我又在两个学校当上系主任累加12年之久。接受历史的教训，我不敢推脱这项工作，在担任工作时，只是热衷于教学与学科建设，而把财务、人事的事务推给别人去管，别人讥我“无权系主任”，我却乐在其中。到了后期，实在憋不住了，几次请辞，未得获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之后却被任命为校长。有人认为，校长的岗位竞争是很激烈的，不相信我是在毫无准备、不作竞争的情况下当上的。
我自认有一个优点，爱做的事很执著，不轻易放弃。如写出全国第一本《世界土壤地理》，编写出获得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的《土壤地理学》，建立地方高校第一个区域地理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建立福建省“211”资源和环境重点学科，筹办福建省亚热带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等，在这些工作的过程中，都有许多艰辛与难处，有的几临夭折，靠着坚韧的精神、坚强的毅力，终于办成。
我颇受争议的性格是宽容。回忆一生，我有厌恶过人，不曾恨过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心目中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还有“君子带有小人习气”的人。社会上君子居多，正因为这样，许多人的人生的道路才是通畅的。小人的特征是爱搬弄是非，为了私利，经常出鬼点子，让人不得安宁，甚至不惜把集体事业搞垮。小人为数很少，但无处不在。我怕搞行政管理工作，其中原因之一也是怕与小人接触，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周旋。单纯教书可以躲避这些麻烦。对于小人，我很厌恶，但即使身受其害，我也不恨他。这些人若有求于我，我仍会热心帮助。我总是带着几分怜悯之心对待这些事。这一点颇受争议，也因此多次被批为“好好先生”、“斗争性不强”。现在又有人说：“您这样宽容，没人怕你”，“没有爱憎分明，就没有肝胆朋友”。
没有业余爱好算是我的一大弱点。人生应该是绚丽多彩的。我却在单一的线上走，这是人生的一大遗憾。多次想改，都没有成功。2008年夏在老伴的劝导下，我下决心改变一下固有的生活方式，到街上溜达，找朋友闲聊，意在放松自己，希望延年益寿。不意在这个时间里怀旧的思潮越涌越大，原只有阶段性失眠，过一阵子就好了，这时却变成持续性失眠。老伴慌张了，陪我去学跳舞，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科学出版社催我交稿，我不得不转移精力于书稿上，假以时日，病状消失。200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农业资源系统耦合模拟与应用》专著，不仅体现出我老年研究工作的一些成果，还医好了我的病。这在医学上叫做“思想转移法”。实际上，我这个人，有书念，有事做，生活才正常。
我身体基础不好，父母在40岁上下才生了我，家境不好，营养不足，个子瘦小。学生时代，座位编号从矮到高，我的编号不是一号，就是二号。那时食不果腹，很贪食。20世纪70年代，我奉派出国，在非洲烈日下，换了皮肤，白脸变黑脸。又有条件猛吃，换了身体，得了肥胖症、高血脂、高肝固醇。当医生的妻子严格监督要我节食。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前期想吃，没钱吃；后期有条件吃，不敢吃。一生中很多时间处于贪吃的状况。平时不太运动，虽然节食，肥胖症仍然没有治好。好在到了老年，行动还利索，尤其会爬山走路。这要归功于我从事的土壤地理专业。土壤地理学实践性很强，所谓“堂中授论理，野外觅验方”。我有许多机会在野外跑。跑遍祖国河山，从天山到东海之滨，从长白山到天涯海角，穿梭于高山峻岭、草原泽地之中。又因讲学、学术交流和援外任务，我经常出国，出国也大都在野外跑，登冰川、越高原、跨沼泽，穿越原始森林，走过稀树草原，多种景观皆有经历。这些经历不仅开拓了教学和研究的思路，又锻炼我的体力。我还曾经长期在农村度过，经受“三同”锻炼，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不仅培养了我对农民的感情，（我的研究选题就是以“三农”问题为轴心的）而且强壮了我的身体，及至年近八旬，仍能爬山越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庆幸。
2003年教师节，我从教50周年，对生平做了一个概括，写了《园丁心怀》：
甫脱学生服，欣穿教习装。
堂中授论理，课外觅验方。
奋蹄催鞭急，育人盼腾骧。
夜灯勉著述，学子有华章。
园丁五十载，未敢寸阴荒。
耕耘忙作乐，只为桃李芳。
追思生平事，荣辱悉忘光。
犹记擎桅杆，后生好远航。
其中后两句是老年心境的写照，表达我年事已高，无个人求发展之念头，无意追逐名利，只愿扶持后生，回报社会之心。时过6年，2009年却“飞”来两项奖励：一是专业的肯定，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二是精神的肯定，列入“感动福建”2009年十大人物。所谓“飞”是指这些奖励在我意想之外，也含有过奖之感。深感这些奖励是同行与大众对我的厚爱，十分感动。我要以这些激励鞭策自己，在今后的岁月里，履行自己的诺言，把余力献给我热爱的教育事业。
（朱鹤健教授，曾任福建师范大学校长）漫漫求索六十载广博精深乐耕耘——记朱鹤健教授◎陈松林
“授奖在于激励，我年事已高，无个人求发展的念头，而回报社会之心却日益迫切，这一激励，使我重新思考怎样更有效地回报社会。”这是朱鹤健教授在2009年10月获得中国地理学会授予的“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时所说的一番话。由此他也成为福建地理科学界获得“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的第一人。这是一个著作等身、胸怀祖国的学者披肝沥胆的话，他用自己长达59年的科学研究为自己、为地理学的发展作了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