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征教授是我国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过福建师范大学的校长。校长职位卸任后，他继续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在教育领域教书育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适逢105周年校庆，我们采访了老校长。
“远离幽谷入民家，王者之香自古夸。试问先生何所爱，看花看叶看兰芽。”此绝句出自陈征校长的《爱兰》一诗。
陈老说：“兰之幽香，沁人心脾，每每身体感到不适，便闻兰香；兰之淡泊，宁静致远，与兰生活共处犹如远离了尘世；兰之高洁，遗世独立，这花中君子教人学会了独善其身；兰之美好，净化灵魂，陶冶了性情让人达到引人入胜的境界。吾偏爱兰之深，如晋陶渊明之爱菊，想到那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虽然兰花没有菊花的傲霜挺立，却有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宁静与不张扬。”陈老做学问看兰花，时刻提醒着自己不求名不求利，只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就是陈老高尚的精神境界。
老校长虽年逾古稀，走过了人生的80多个春秋，却“老来犹作鸡鸣舞，小石虽顽可补天”，认为“人”——简单两笔，却要用一生书写；做事如做人，要善始善终，一旦动手做，就要做好；做学问也是如此，断不能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有人问老校长：“您曾经获得过无数令人仰止的荣誉，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荣誉的呢？”陈老说：“荣誉是一种肯定与鼓励，但它本身是虚无的，只有把手中实实在在的学问做好才最重要。要学会淡然处之。刻意追求，不仅累了自己，也降低了事物原本的价值。”回忆那年被评上了“全国劳动模范”，陈老自己却全然不知情，接到通知获此殊荣时才恍然大悟。陈老潜心做学问时，不知道随后会伴来什么，往往戏剧性地收获了那些荣誉，但却从没有刻意去争取过。就这样，做学问、搞研究，守在身边心爱的兰花知其冷暖，一直伴着老校长走过这些岁月，有革命时代的硝烟战火，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沧桑与喜悦，有“十年动乱”时期的黑暗与毁灭，有改革开放的春风与激情，有21世纪的发展与进步……
老校长平生酷爱读书，幼时常跟从父亲夜读古典文史至12时，7岁读论、孟、学、庸，8岁读《诗经》、《左传》，9、10岁读《离骚》、《史记》、《古文观止》。在成长的岁月中接触与翻阅了各式各类的书，爱古诗词亦爱史家典籍。闲暇里，古今中外的著作也略读一二，《红楼梦》这本奇书便是陈老的最爱。春秋时期思想学术界爆发了“大革命”，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思想及著作对后代的影响深远，也一直熏陶、影响着陈老。陈老常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进取、道家“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佛家“因果报应”的善因善果，各类思想在他脑中也形成了百家争鸣，在获取小成就时，陈老用儒家鞭策自己，失意窘迫时用道家安慰自己，日常行善时用佛家来勉励自己。积聚百家思想，吸取百家精华，只为了能真正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史记》中的这句话使陈老特别受益；老校长认为，司马迁之言，恢宏、博大的气度中透露着自己的人生志向、学术目标，是最贴近他内心深处的格言，并成为他最爱的一句箴言。陈老加上“察中外之理”一句，题在他的“资红书屋”中鞭策自己，同时也在警醒自己能够读新书，创新理，写新作，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
从1949年起，陈老便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写出了《〈资本论〉解说》一、二、三卷，为当时想考研考博以及读不懂《资本论》的人们提供了参考。随后的岁月里，陈老研究出了城市地租理论。这些都是在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之后所写的新作和所创的新论。由于时代的发展，进入信息高速时代，为了使自己不落伍于时代，陈老与时俱进，通过浏览互联网、报纸等，吸收最新的知识营养，使自己始终跟上时代的步伐。正因为如此，陈老人老心未老，“劲骨嶙峋傲世风，好花争羡老来红”。
真亦假时假亦真，真真假假难分辨，世俗凡尘里有太多的困惑与不解让世人迷失了本心，失去了最真的自己。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都围绕着“真”；做学问、创新理，字字句句都是自己独立原创的“真”；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方面面都是自己贯彻执行的“真”；安于本心，无愧于天，分分秒秒都是自己身体力行的“真”，这些理念伴随着老校长的一生。
祝愿老校长守着“资红书屋”与兰花，在中外百家之理中铸就真我！（张国经济学院教授）说大学
◎林可华
大学是人才培养的基地，也是科学研究创新的基地；大学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有远见的政治家、教育家历来都重视办好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大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大学的数量增加很多，而且大学生的人数（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也增加很多，大学已经从精英教育发展成为大众教育。如何办好大学已经成为全社会非常关注的焦点。本文就当前办好大学的一些问题，谈谈笔者的几点管见。
一、大学的地位。大学的地位是崇高的，大学担负着人才培养、科学创新和服务社会这三项任务。大学的事业是宏伟的、独立的、自主的事业，失去了独立和自主，大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大学不能沦为商业的附庸，也不能成为政府的下属。公立的大学其经费主要由政府来埋单，这乃是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学是世界性的，除了为所在地区服务之外，还要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大学无国界。大学崇高地位的保持，重要的是靠大学本身，不为所动，增强自信，不屈服于社会上种种不尊重大学地位的思想和行为。
我国大学的现状，存在着两个不好的现象，一是产业化、商业化；二是行政化。这不仅不能提高大学的地位，反而是降低了大学的地位。
二、大学的类型。根据大学自身不同的情况，可以有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和科研为主型，三种类型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动态的类型。这是大学的定位的问题，也是大学的特色的问题。由谁来定呢？只能根据大学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不论是部属的、省属的，或是市属的大学，都不能根据其归属，而由其主管部门来主导确定属于什么类型、属于什么等级。
每个大学都要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来，以区别于其他的大学。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需要经过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薪火相传、艰苦奋斗，才有可能达到。企望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那只是妄想。当年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的好风气，皆在于当年校长的惨淡经营、视教师为知己，在学术上坚持兼容并包，延揽了许多名师才形成。今年中国科大校长的答记者问，让我感受很深，他们能以平常之心，原生之态，迎接教育部的本科教学评估，实在令人敬佩。这应是全国各大学学习的楷模。
三、大学的教师。要依靠教师办学，要依靠教授治教。要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要成立教授会，订出教授会的条例，给予教授会以合法治教的权力和地位。凡是教学、科研和教师权益上的事情，都必须提请并经过教授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后，上报学校批准，学校不能在未经教授会讨论就做出决定，也不能无充足理由否定教授会的决定。一切权力的运作，都在阳光下进行。
教师在学术上的自由，要切实得到尊重和保障，要民主、宽容地对待教师，大学中最有地位，最有发言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是教授、教师。对教师越是尊重，教师的责任感就越重、自尊心就越强，就越会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关怀学生的健康成长，为社会服务。
现在有一种怪现象，因工作需要，将教授或副教授调到行部门当处长或副处长，被视为是一种提拔重用，还煞有介事地出公示（当然这是上级规定的，不是学校的独创），这乃是对教授、副教授的不尊重。
社会各界都要尊重教师、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现在官本位思想的风气十分严重。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个处长或者副处长来到学校，就被看成对大学的重视和支持，校长书记亲自接待，汇报工作，开会上主席台，讲话代表领导，这几年来这种风气越来越严重，此风不可长，大学要彻底摒弃官本位的陋习，树立以教师为本位的思想。
教师的个人作用非常之大，没有名师不可能有名校；教师的团队精神也非常重要，没有好的团队，学校也不可能有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有名校。对教师的工资待遇，总体上讲与行政人员相比，本应高于行政人员，但现在教授的工资只相当于副厅级的工资，副教授的工资只相当于副处级的工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没有的。这如何能稳住整个大学的教师队伍，现在大部分大学的教师收入是“不低”，但这是靠各种收入来支撑的，正如政府部门的工资收入不规范一样，这样造成大学与大学之间、学院与学院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造成新的分配不公，影响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教师之间的和谐。还有用高薪特聘校外专业人员来校任教的问题，这也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现在有的大学把这看成是一种趋势，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各大报大加渲染，以造成声势，这是很值得深思和研究的。建国前的许多名师，在工作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甚至不顾个人安危，自愿在大学任教，难道是用高薪买的？是人心所致，心甘情愿，靠钱是买不到的。心所谓危，不敢不言。
四、大学的管理。大学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必须得到法律的保证，大学的自主权谁也无权剥夺。
大学无上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不能随意地指挥干涉学校的行政事务。只能依照法律和法规来管理学校。法律和法规无明文规定的，大学都可以做，任何行政部门不得干涉。
校长的人格、魄力、能力、学识和作风对学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校长，学校的特色也无从谈起。校长不同于政府官员，应当不受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本人要求辞职或对工作不能胜任或身体欠佳者另当别论）
校长对外代表学校，对内负全责。校的各行政部门秉承校长的授权，管理校行政各方面的具体事务，向校长提出各方面的建议和要求，供校长抉择。校各行政部门是校长的得力助手。
校长、副校长下设校务会议、学术委员会、教授会等，依照学校规定的职权，讨论决定有关方面的问题。校长应尊重各会议的职权，不随意改变会议的决定，但校长对会议的决定有最后的决定权（含否决权）。
五、党委领导问题。学校党委依照宪法、党章、高等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和党章党规的规定，依法行使对学校的领导权。
大学领导体制问题，是一个几经变动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难题，似乎与形势有关，在国内外形势处于比较稳定的时候，多倚重于校长，强调要党政分开、实行校长负责制，但处于多事之秋，高校又是比较敏感之所在，则多注重于加强党委对高校的领导，当然也同时强调要发挥校长的作用。但不论是何种体制，有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即校长对外代表学校，是法人；党委虽然是领导，但不是法人，这种只领导不负责（从法律上讲）或只负责不领导，于法理于逻辑上很难说得通，于关系上很难理得顺。在我看来，既然在法理上讲不通，就从伦理上来解决，也不失是一种好的办法。即：强调党委书记和校长犹如兄弟关系，搞“哥俩好”，一些矛盾问题就容易得到解决。大家都为了一个奋斗目标——办好学校，党委领导成员和正、副校长都是校领导班子成员，只是根据会议议题之不同，由校长或党委书记来主持会议罢了。似乎这样做很初级，人们不仅要问，这叫什么领导体制？在我看来，只是这样做，好用就行了，这样于法不抵触，于人不抵牾，“孔子云何陋之有？”
思想政治工作，当然是党委的主要职责，把大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抱负的有用之才，能够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不会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在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不讲假话、空话和套话，把诚信放在第一位，而要做到这一点，讲课是必要的，没有理论武装，就不可能理性地思考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所谓“不言之教”是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现在的社会环境、社会风气是不太好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置诚信二字于不顾，但愿我们大学能出污泥而不染，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什么是爱国主义？我以为在当前也可以说这就是爱国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