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事实当然证明了我很傻。孙老师的目光是锐利的，他早就预测到中国的前途。以前，听说他读“马列”读得很用功，许多段落都会背，没想到他读“马列”不把马“列当”幌子欺骗人，不把“马列”教条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
我不能不服了他。
现在，有机会大家一起聊天时，他还会取笑我：“蔡芳本反对改革开放，被我狠狠批了一顿！”
我笑了笑。要不是老孙头这样一批，我可能还不觉悟，还不懂什么叫“市场经济”。
孙老师关注中国的命运，还包括对中国教育出路的关注。曾有一段时间，他连续写了几篇长文章，对中国教育的弊端发出“炮轰”。其中《炮轰中国高考体制》一文，我拿来我办的杂志上发表了，让一些人害怕担心了一阵子，因为观点似乎太激烈了。现在读起来，才明白，孙老师他不是不要高考，而是要改革高考，改革那种压抑学生个性，牺牲几代人童年、少年的欢乐和青春的考试办法。后来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又证明，孙老师当时敲响的警钟是对的。孙老师敢于发人之不敢言，说人之不曾说，这在于他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责任感太强烈了。
老孙头对泉州的感情很深。因为各种缘故，他曾在华侨大学和德化的一所中学任过教。所以他很留意写泉州的文章，不论我编什么样的报刊，他都乐意为我写稿。一个电话过去，他的稿就来了。不过近来有点“糊涂”，常常将投给别人的稿再拿给我。他说约稿很多，忘了给过谁了。
忘得好，生活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记忆。
但是孙老师的人品、精神、思想却一直在我的血液中流淌，而且让我受益，一辈子不用换血。
（蔡芳本文学院1976级校友，现供职于泉州晚报社）近事连着往事
◎范迪安
承母校师友的厚爱，屡屡催我在60年系庆的纪念文集里添一点文字。事情就这么凑巧，我现在供职的中央美术学院刚刚迁入新校，领导集体中分工由我统筹新校庆典，我不得不投入全部心力来做好这份工作。
中央美术学院上溯其前身，是1918年由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倡导成立的第一个国立美术教育机构，走过了穿越世纪的进程。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这所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中有代表地位的学府终于在新世纪到来的日子里，有了一个堪属世界一流的校园，所以我们印制了4000张请柬，邀集几代校友回母校聚会，还组织了有20多所国际国内著名美术大学或学院参加的国际校长论坛，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教育与艺术交流”这一面向新世纪的艺术与艺术教育主题。同时还在校园里举办各种展览，出版中央美术学院校史图集和院藏中国画精品集，总的构想是把庆典办成一次学术的盛宴。
忙于这里的具体工作，对我的另一个母校的系庆要表达的一点写作的意愿，就一天天地拖了下来，心里焦急，也很不安。有时候我想，凡办庆典，真正的目的都是为了沟通成员之间的情感和为了承传可以称为传统的薪火。但是，在同一段时间里，把我和两个学校的庆典连在一起，或许是一种机缘，这使我难分此地与彼地的区别。
实际上，除了此地与彼地的关联之外，我还经常感到近事与往事的默契。在做着“现在时”的许多事情时，突然会惊讶地发现，在想法和做法上有着“过去时”的铺垫或伏笔，就像心理学所揭示的“感应”一样，许多事情似乎在很早以前就有约定或启示，只不过需要时间，才能使先前萌发的愿望到今日实现。举例说，一个月前我和外国的策展人共同策划了中德两国政府合作主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这个展览在国际顶尖级的柏林汉堡火车站美术馆举办，称得上是新世纪中国新艺术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规模较大的亮相。当展览布置完毕，我照例在寂静的展厅里再一次一一浏览时，突然想起了30年前，也就是1981年夏天我陪美术系的老主任谢投八先生在西湖美术馆看展览时（那时候我还有油画参加），他对我说的一句话：你应该到欧洲去看看博物馆，那里有许多博物馆都是最好的老师，我也希望中国的艺术能在欧洲著名的博物馆里展出，让西方人看到中国的艺术。谢投八先生本是一位话语不多的长者，我当时作为他的助教，更是对他的话用心听记。他的这番话当时让我有些茫惑，因为那时候国门初开，只是有西方画展进来，还不敢想走向世界的事情。但他的话也让我对更大的世界有了向往，好像后来所做的就是朝向那意欲追求的目标。神奇的是，在柏林展开幕的前夕，老主任的这番话会重新浮现，如同证实我今天所做的，实缘于往日所种下的那点心里的萌芽。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再举。去年冬天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王朝闻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首发式，主办单位请我代表美术史学界作发言，那日到会的有这部著作的各分卷主编和编委，都是美术史研究的专家，已近90高龄的王老也欣然到会。依学界的辈分，有诸多师长在座，我自然是“藐予小子”了，由我来为泰斗的巨著作评，是荣幸也有惶恐。我的发言引得了大家的赞同，认为我较好地把握到王老的治学思想和著作的学术分量。发言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所以会走上美术史研究和美术评论这条道路，与我在长安山麓的学习生活是分不开的。我更记起毕业在即时，任党总支书记的郑贤宗老师找我去谈的一席话，他对我说：我建议你好好读王朝闻的书，今后像王朝闻那样搞美术评论。郑老师做的是党的工作，但他却博览群书，深含儒雅。他居然能从一个普通的学生身上看到可能发展的潜资，这真是导师般的慧眼。他的一番话在我后来的治学道路上始终是一种勉励，每当我自觉写出一点精彩的评论文字时，我都会记得他对我人生道路最初的、也是亲切和有先见的指点。
在长安山麓学习和任教的日子就这样令我难忘。如果没有林碧峰老师把我从偏远的山区带到省城，我蒙童时代那些对艺术的向往自然无法实现。她的素描课把我和同学们引入艺术的基础之门。她在教学上不仅是认真和细致的，而且鼓励我们到图书馆多看画册，去接近经典的世界，这种教学方法使我在技巧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比较注重自己的艺术修养。
谢意佳、高一呼先生的油画课使我理解了色彩表现的奥秘，也培养了我对绘画的感觉，这对于我后来从事艺术批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对绘画的直觉能力，很难谈得上深入地批评。有时候我称自己搞的是“具体的批评”，就缘因我是从“绘画”走上“批评”的。那时候的经济条件十分不足，两位先生极为勤奋的劳作，为新时期的画坛留下了重要的成果。
已故的林以友先生永远令我怀念。在他家里，总有不少让人眼界为之一新的图书，他的豁达、开朗性格与南方风格的油画是极具感染力的。每当我画得苦恼的时候去找他，他总是如针挑灯芯一样剔去我心中的蒙蔽，点拨起我的自信火花。从他家里出来，会感到对明天的作业充满信心。
这些老师的悉心教诲，给予我的不仅是知识和技巧，还有如何当好教师的启迪。多年来在美院，我的工作和自己的业务虽然很忙，但总乐意把最新的艺术信息传达给学生，随时接受学生的指教要求，和他们平等地交流。我经常对学生说：艺术学府要营造的是自由与秩序并存的氛围，艺术学生要有自信与奋斗的精神，这实际上就是我从师大美术系的前辈那里承继来的。
专业上使我受惠的老师难以一一枚举，但我不能不提及吴本绶老师和翁振新老师，两位老师当时分别任我们的支部书记和班主任。吴老师对我的思想进步和全面发展作了直接的许多指导，她放手让我去做许多社会工作，在集体生活中锻炼了我在专业之外的组织能力。很显然，这对于我今天的工作是重要的基础。翁老师一如兄长和我们学习、生活在一起，他平和的艺术心境和对人真挚的态度于我是无形的楷模。
在师大美术系经历的许多往事是我今天做的许多近事的准备，这一点是我经常感怀的。细想起来，是因为坐落在长安山麓的那片古香古色的楼房里，有一种氤氲化醇的传统文脉和学术空气。教师们勤勉治学执教，图书馆里有丰厚的收藏，邻里的音乐系还提供了姐妹艺术的艺术气息。那座老教堂侧窗漫射下来的阳光，使人眼前迷幻般地出现维米尔画上的光斑和德加画中的光影——在后来我踏访欧洲各地古老教堂和观看许多经典名画时，我脑中总依稀叠印出母校的那座礼堂。我还想，师大美术系的教学是注重学生全面素质培养的，这是从老主任谢投八先生到后来的陈运义、薛行彪、檀东铿等先生执掌系务时一直坚持的好传统。从母校毕业的许多学子在不同的岗位上能够有所作为，都归于这个好传统。在祝贺系庆60周年的时刻，我遥向这个传统献上感激的心香，并愿与所有的先生们和校友们同行。（范迪安美术学院1976级校友，曾任中央美院
副院长，现任中国美术馆馆长）我珍存的一封信
◎洪辉煌
1997年10月，李万钧老师把刚出版的《中国古今戏剧史》寄赠予我，上卷扉页上书：“洪辉煌学棣存念愚师李万钧敬赠一九九七·十·十九福建师范大学”（这真叫我愧不敢当）。同时附有一封信：
辉煌：
那天同学聚会你好像坐在我旁边，忘了。多年不见，见文艺报（1997·10·14．4版）你与许谋清之对话文，甚好，深感你已成才了。文中提到之书，大概是王仁杰说的吧，送君一套，此书出版中新社、新华社及省电视台等均作报导，王之章节，是你之师妹写的，不尽如人意。但开辟福建剧作家一章，也不失为特色，中大戏曲研究所及广东高教出版社说有“地方主义”之嫌，我顶回去了。11日省文化厅长吴凤章邀我去作一场讲座（给评高中级戏剧职称者），我会提到你之大文。你对梨园戏及超越戏曲之大文化背景很有研究，此文有见解，有材料，也有分寸。我读后很高兴……
愚师李万钧10月19日
李万钧老师教我们中文系1977级《外国文学》，他学识渊博，课上得特好，精见迭出，妙语连珠，连外语系的同学都被吸引过来。听他的课是一种精神享受，我们都很敬重他。然而毕业后我因弃教从政，和他就没有了联系。
信的开头提到的“那天同学聚会”，是不久前我们1977级中文系同学举行的毕业15周年聚会。那天我刚好有急事，急急忙忙赶去赴会，敬了老师同学一杯酒后就提早离开，所以李老师没什么印象。
“你与许谋清之对话文”，指1997年10月，我与作家许谋清关于泉州思想文化的对话系列开始在《文艺报》选登。开篇《泉州梨园·两岸搭桥》发表于1997年10月14日第4版，收入《与历史结伴同行》时改题《泉州梨园的昨天和今天》。说实在，对戏剧我完全是门外汉，所说意见，只能算是一知半解。但李老师，这位福建师大教学科研重任在肩的知名教授，百忙中仍以其深情关切的目光，注视着已走出校门15年的学生，对其取得的那么一丁点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这是怎样博大而又深沉的师德师恩啊！
就在与许谋清的那篇“对话”中，我们谈到泉州籍当代戏剧大家王仁杰的创作，我并无特指地说了一句“当人们简单地把《节妇吟》的主题归结为反封建时，王仁杰并不满意这样的评论”。当时我并不知道有《中国古今戏剧史》这套书，也不清楚王仁杰不满意的评论是何所指。然而，就是这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引起了李老师的注意和重视。他严于求己，针对《中国古今戏剧史》中“不尽如人意”之处，在专业讲座上着意提出并加以分析，从中引发新的理论思考。这种闻过则喜、虚怀若谷的气度和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彰显了福建师大名师高尚的学术风范。
在现当代，福建是全国的戏剧重镇，名家辈出，好戏连台。《中国古今戏剧史》在“中国现当代戏曲的外来影响”一章中开辟福建戏剧作家一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既是一大特色，也体现了李老师对福建戏剧在全国地位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不料有人却质疑“有地方主义之嫌”，李老师无私无畏，坚持己见，不为所动，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学术勇气。那一年，李老师已年过花甲，他老当益壮，壮心不已，计划着再“写一部福建戏剧史”。但天不遂人愿，正当人们翘首以待之时，2002年，就在中文系1977级同学举行毕业20周年聚会后，李老师突然辞世，未完成的《福建戏剧史》成为他留给后人无法弥补的遗憾。
如今14年过去，李老师的信我一直珍存着。每当看到这封信，看到那劲秀亲切的笔迹，就仿佛看到李老师慈祥坦诚的笑容，听到他的谆谆教诲：应该怎样做教师，怎样做学问，怎样做人。
（洪辉煌文学院1977级校友，曾任泉州市委宣传部长、泉州师院党委书记）1977年冬日的那场高考（外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