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师范大学学生一样，刚入学时，我们只看到的是“大学”二字，忘了“大学”的前面还有“师范”二字。因此，学生对写作、文学、文艺理论都比较感兴趣，而那时给我们上这几门课的老师中，李联明老师、孙绍振老师、李万钧老师又是很善于“煽情”的。因此，他们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
李联明老师上的是文艺理论课。理论在常人看来是枯燥的，但学生听李老师的课一点也不感到枯燥乏味，往往越听越精神。李老师讲课富有情趣，他能通过自己对某作品的钻研，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然后用这些例子来阐释某一文学原理，做到事与理浑然一体，毫无牵强附会之嫌。他讲课时情感极其投入，在描绘某一景象、叙述某一事件、介绍某一人物时，他绝不平铺直叙，总是用他那抑扬顿挫的语调、富有舞台表演艺术的语言，把下面的听众牢牢抓住。所以，我们学生称其为“铁嘴”。
孙绍振老师那时给我们上的是写作课。在孙老师给我们上课之前，我们学生都知道他是一位诗人，他与他的一位北大同学合作在报刊上发表了多首自由体的长诗。那时孙老师单身一人，住的宿舍离我们学生宿舍很近，他经常会到学生宿舍走走。我们也可以近距离仰视这位诗人。孙老师一再叮嘱我们不能只埋头看书，要边看边思考，要善于提出问题。按孙老师的叮嘱，我在看一本文艺理论书时，断断续续地记了17个问题。后来，我把这些问题拿去问孙老师时，孙老师用很平静的口气说，××问题其实是属于××的问题，××问题是属于××的问题，用××理论一分析就清楚了。三下五去二，他对我的一揽子问题很快就做了解答。此时此刻，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渊博，什么叫高屋建瓴。记得有一次，学校安排我们中文系学员到闽西革命老区进行社会实践。到了古田会议会址，孙老师指导我们写诗。记得孙老师解析说：“写诗，就要善于把内容凝聚到某一点上。比如，你要写古田会议，不要泛泛写会议过程、整个场面，你可以通过古田会议会址地上留下的篝火烙在地上的痕迹来写，把许多事情聚到这个点上。透过这个篝火的烙印，你可以想见当时国民党军队正从四面向革命根据地扑来，你可以想见古田会议上，毛主席正在做具有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的报告，你可以想见篝火映照着红军指挥员英俊的脸庞……”由于孙老师几乎在所有场合都给人出口成章、才华横溢的感觉，于是有些学生猜想，像孙老师这样的老师上课之前都不用备课了。但有一次在孙老师讲课后，他告诉我们说，为了讲好这次课，他写了17页讲课稿。听罢，我不禁肃然起敬。联想到孙老师在古田利用闲暇看《〈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的情景，我更深刻地领会了“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在那些名师们“脱口秀”的背后，他们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啊！
李万钧老师平时总是西服革履的，这在那个男性全民灰色中山装的时代，无疑是“鹤立鸡群”。李万钧老师教的是外国文学，他极力主张读原著。他说，你读了一定数量的原著，将来你对学生说到某种文学流派的特征时，你就有底气，心里不虚。李老师讲课十分投入。记得他讲《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候，讲着讲着，他忘情地走到窗口对着窗外，朗诵着《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语段：“罗密欧，罗密欧，你为什么是罗密欧呢？你不要姓你的姓，我也就不姓凯布了。”俨然是失恋的朱丽叶。可以设想，如果当时李老师也只是像其他老师一样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有一段独白‘罗密欧，罗密欧，你为什么是罗密欧呢？你不要姓你的姓，我也就不姓凯布了’，这一段独白反映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婚姻与家庭利益之间的矛盾。”那么我早就把这些教学内容忘到爪哇国去了。但正因为李老师当时忘情似的教学，使我至今难忘。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十几年后，为什么李老师会受中央电视台之聘在中央电视台讲授外国文学了。
陶以文老师和张熙老师是我的写作老师，他们对学生非常亲切。因为当时已有的大学写作教材都遭到批判，没有写作教材，陶老师和张老师亲自到报刊上找一些时文，指导我们进行写作训练。陶以文老师对学生作文的批改很认真，有一次，我的一篇文章被陶老师退回来，陶老师对我说，我总觉得你这篇文章气脉上不连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这篇文章是硬拼凑的，怎么能不留下拼凑的痕迹呢？陶老师很关心学生，有一年，我到师大参加高考评卷工作，陶老师见了我，很高兴地说：“你评上了特级教师，学校都把你的照片事迹贴到校友宣传栏上介绍了，祝贺你。”陶老师那种表情，让我备感温暖。张熙老师对我也特别关照。有一次，他从某报上发现了一篇好文章，很高兴地对我和另一位同学邱森祥说，找一个时间我给你们讲讲。后来我和邱森祥同学到了张老师处，张老师就把那篇美文给我们看，并对这篇文章做具体分析，指出这篇文章的精妙之处。张老师的这份关爱，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庄浩然老师和陶以文老师、张熙老师一样，对人态度很温和、亲切，甚至很难见到他高声说话的情形。一段时间里庄老师给我们讲鲁迅诗，他的教学平实中讲究艺术。比如讲鲁迅的《无题》时，他不是逐词逐句地讲下来，而是问“‘秋萧临天下’什么意思”，再问“作者对‘秋萧临天下’是什么样的态度”，引出“惊”、“曾惊”。之后庄老师又问：“既然对‘秋萧临天下’感到惊讶、吃惊，照理不会‘遣春温上笔端’了，那么作者为什么说‘敢遣春温上笔端’呢？对‘敢’字怎么理解？”就这样，庄老师引导我们逐步去分析这首诗。因此后来在教诗词时，我都有意识地模仿庄老师，设计出几个相关性很强的题目，连成一串，引导学生逐步理解诗歌。在我走出大学之后的30多年里，庄老师都依然关心着我，我有什么收获与成绩，也都乐于向他汇报。
那时的中文系主任是黄寿祺教授，当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中文系安排了许多教师给我们讲孔子的思想。在许多位古典文学老师的10来天讲座之后，黄老师登场了。这架势真的与刘鹗写《明湖居听说》所描述的白妞出场的情节几乎相同。前面几位老师的讲座相当于琴师与黑妞出场，而黄教授就是在众星捧托之下出场的。黄教授讲的内容大都是前几位老师没讲的，有些内容即使前面老师已讲过，但黄教授也能讲出新意，绝不给人冷饭重炒的感觉。记得讲到“子见南子，子路不悦”时，黄教授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孔子要见一见漂亮的南子也是人之常情，子路也没必要那么在意。讲到这一句时全场发出了会意的笑声。现在想来，在那个时代，黄教授敢于开这样的“玩笑”，也是要有一定胆量的，而这胆量是黄教授在长期治学中获得的。
在师大读书时我还认识了许多教师，如陈祥耀老师、郑松生老师、穆克宏老师、林可夫老师等等，他们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多年过去了，老师们的形象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依然沐浴在他们的春风里，每每想起他们，总有一股暖流荡漾在心中。
（陈成龙文学院1973级校友，
宁德市教师进修学院特级教师）长安山的思念
◎周文富
时光流逝三十多载，有些事件、有些声音始终回荡在心田，久久不能消逝，它温润似玉，沉甸如金，像深山老林中阵阵清爽的和风，一生难忘。
那是1976年，福建师大1975级和1973级的同学及江西冶金学院的学生都在福州冶炼厂学工。我们的学工时间是两个月，母校化学系无机教研室陈采老教授是带队老师之一，他品德朴实、知识渊博，有问必答，工人们说他是“活字典”，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虽然他15年前就已离世，但在我的心中，他依然还活在长安山。
1976年，全国各高校还经常放演“马尾巴功能”的电影，学术批判论仍在盛行，陈采教授仍然执著坚持只有科教才能兴国、只有科技才能兴邦的哲理，一再要求我们学生多学一点知识，多掌握一些本领，将来为国家、为社会多做些事，多尽点力。当时，冶炼厂电解镍废渣中含有大量的铜、锌、钴、铁、铅等，由于厂家没有回收技术，废渣堆积如山，生产效益不高，一直困扰企业发展。陈采教授带领我们学生以相分离技术，设计出有机与无机相逆流循环萃取分离回收工艺，最终被厂家采纳，为冶炼厂解决了长期困扰企业生产的一大难题。他经常以此为题和我们谈心，沟通思想，启迪思路。他说企业人才奇缺，非常需要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你们每个学生在校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要“红专并进”。他说：“教师职业也一样，看起来很平常，但很重要，要有良好的师德，要有扎实的学科基础，走上工作岗位还要执著去追求，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好教师。”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突出的事迹，但在1976年那个特殊的年代，鼓励学生读书，可能成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对学生严格管理则有“管、卡、压”之嫌，陈采教授说出这番话是要有勇气的。
记得陈采和陈琼琳老师上无机化学时，把无机化学中的四大平衡和过渡元素、锕系、谰系元素及整个周期表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我的心中播下了一粒难忘的种子。学生对陈采老师的话不理解时，他的眉宇之间透着沉稳与智慧，眼波里隐隐荡漾着几缕温柔，眼光里仍然慈祥地期待着，如同闽江夜晚水面上闪闪发光的渔火，别有一番魅力。是他，用心引导我们走出灵魂的荒漠，并赐予我热爱化学的激情和执著。他对我说“做一行要专一行，要精益求精，尽量成为专家”，陈采老师的话至今仍然回荡在我的耳边。老师总是那样威严、慈祥、和蔼，那样宽容、睿智、有爱心。老师的学识让我钦佩，为人让我折服，每当我在夜间伏案苦读，就感觉到老师以不同的方式让我自律，催我进步。
化学系还有很多像陈采老师那样十分敬业，为人师表，师能精湛，备课认真，治学严谨，深受学生喜欢的老师。许多老师每次上课的板书都是精心设计的几个黑板，板书图文并茂，书写快速，字体工整，可谓赏心悦目，至今我们仍记忆犹新。许多老师在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上起了很大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时刻牢记着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一边虚心学习，一边潜心教研，整个生活的主旋律，就是“学习和工作”。我效仿老师们那样努力奋斗，埋头工作，踏实做事，低调做人，最终成为三明学院的第一个教授。我发表了136篇的论文，早年获得福建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和福建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并于1997年、2007年两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1年评为福建省优秀教师，2008年评为福建省教学名师，2003年受聘为福州大学教授。这些荣誉称号的取得是当年长安山播下的种子。回想我当学生时的那个年代，大家都很珍惜难得的学习机遇，当年1975级教室里的米黄色墙壁上时常幻化出学子们的苦读身影。清晨、夜间长安山空气里弥散着的淡淡花香，激发着学子们心灵深处对知识的渴望。
往事是一段年华，风华是一指流沙。当我在浩瀚的化学海洋中遨游30多年之后，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恩师指路的那盏明灯，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成为我当教师后努力效仿的楷模，我也自觉不自觉地沿用陈教授的方法要求自己的学生。每当想到这些难忘的往事，我心中总会产生一种愉悦。几十年过去了，这种蕴藏心中的思念难以淡化，我永远为之呼唤礼赞。（周文富化学与化工学院1975级校友，
三明学院教授、教务处处长）一辈子不用换血
◎蔡芳本
大学时，崇拜过不少老师：教外国文学的李万钧，大胆泼辣；教文艺理论的李联明，字斟句酌，但我接触最多的还是孙绍振老师。大家都叫他“孙老头”或“老孙头”，尽管当时他年纪并不大，相貌也不显老。
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烁的是狡黠和智慧的目光，两片薄薄的嘴唇像一把机关枪，不断地吐出一串串妙语。他的嘴巴一张开，你就别想叫他合上，侃上几个小时也用不着喝一口水。
孙老师的课汪洋恣肆、一泻千里，幽默而又生动，让你觉得气象万千。而最让我佩服的是他思想的敏锐性和先锋性。当朦胧诗出现时，中国诗坛一片惶乱，有人反对，有人赞扬，有人不知所措，《诗刊》由此展开一场争论。孙老师的一篇《“朦胧诗”的崛起》，给予朦胧诗相当高的肯定，他和他的“崛起论”为舒婷们摇旗呐喊。谁也没想到，朦胧诗一下风靡全国。中国诗歌这个苦命的孩子，一下子激活了，新生了。
孙老师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诗歌，他也关心着诗歌以外的世界。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上台就实行分田到户，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有一次我到福州，找到孙老师，闲聊时，我表示对邓小平改革政策的不理解。我当时“左”得很。我以为中国好不容易建立社会主义，田地连成一片，现在分田到户，每家每户一小块田，以后拖拉机、收割机怎能用得上？我脸红脖子粗地大发牢骚。孙老师狠狠地教训我，他的意思是，中国不走改革道路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是要救活中国。我带着满腹狐疑回了家，稀里糊涂地教着书，国家的事咱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