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师实行100%助学金制度，学生不但不要缴纳学费，而且可以领到不同等级的助学金。最低等的是11元，全部交给学校作为伙食费（要知道，当时居民的生活费每月才5元）；甲等是16元，除交伙食费外，还有5元零用钱。每月11元的伙食费，标准是很高的，每天有鱼有肉，4菜1汤。另外，临时遇到困难还可以申请补助，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这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20世纪50年代，大学实行劳卫制（学习苏联的劳动与卫国制），要求学生锻炼好身体，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学校很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1956年，学校在江心公园的闽江边开辟江边游泳场，租赁3只船运送学生到江心公园，再让学生下江游泳。我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坚持下闽江游泳。我是1959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到现在还坚持工作，已经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了50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50年过去，回忆20世纪50年代在化学系学习的情景，如在眼前，当年的老师虽然大部分已经作古，但他们为化学系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也就是说，他们为今天的化材学院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林文修化学与化工学院1955级，教授）人生观树立的黄金岁月
◎吴春
本人1959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化学系。在短短的4年里，受到党组织和恩师的教育和培养，终生受益。其中尤其难忘的是人生观和劳动观的树立。
忆起那个年代，政治运动频繁。我一进大学就立志想当一个共产党员。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样，心里不完全清楚。在政治运动中看到共产党员受到揭发、批判，我不十分理解。经过多次的教育，明确了坚定的政治信仰至为关键。
在那个年代，谁要入党，特别是知识分子要入党是非常难的。各方面都要经过详细调查，还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考验。若未被及时批准，还要多次申请。我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批准入党。常言道“日久见人心”，入党也如此。经过长期的磨炼，共产党员的信仰在我的心里已经扎了根，到老了更是刻骨铭心，永不动摇了。
在那个年代，党教育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牢记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服从组织，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大学毕业后，我曾先后在广州、新疆、屏南和宁德工作过，其中除了调回屏南乃是个人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而申请的外，均是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的。
在那个年代，党要求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我除了参加校内劳动外，还曾到福州罐头厂、寿宁县等地参加劳动。这让我在后来的人生中，能热爱劳动人民，能从容地参加体力劳动（包括清洁卫生等家务），不怕脏，不怕臭。历史的教训是：那时的政治运动偏多，批判过严，伤害或打击了一些不该伤害或打击的老师和同学。
总而言之，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党组织和恩师的培养和教育下，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殚精竭虑，奉献毕生，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母校，没有忘记母校的恩师。值此母校105周年华诞之际，谨献七绝一首以志庆贺：
岁月黄金刻骨铭，阳光雨露递真情。
百年华诞同欢庆，辈出英才万古荣。
（吴春化学与化工学院1955级校友，
曾任宁德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回首长安山
◎蔡尤等
阔别长安山已有半个世纪。今年，为纪念毕业50周年，在福建师大地理科学学院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我们这些年逾古稀的老同学与年届耄耋之年的老师们在暖秋时节欢聚于长安山。眼前的长安山，今非昔比。当年杂草丛生的长安山已辟为公园，那时高校独特的、能容纳三四千人的竹篷大礼堂被造型美观的体育馆所取代，昔日的“教工之家”原址矗立起文科大楼，过去3层灰色砖木结构的教工宿舍楼更新成地理科学学院大楼……我们还驱车前往福州大学城，参观了环境优美的福建师大新校区。所见所闻，令我们这些白发苍苍的老校友们个个感慨万千。无论从校园建筑、办学规模、办学档次、教学设备等，原来的福建师院怎能跟今日的福建师大相比？这让我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
“运动”中的大学生活
1957年9月1日，我们在学兄们的热情接待下，住进了崭新的学生宿舍楼后即投入“后右”斗争。全校停课1个月，学习、开批判会。初来乍到的我们，只是守规蹈矩地准时参加对“右派分子”的大小批判会，聆听学兄学姐们激昂的批判言辞，跟着举手呼喊口号，会外看看大字报。“反右”一结束，全校边上课边开展“红专大辩论”。1958年全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旧的教育思想、教育路线，批判旧教材。在大批判的基础上，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编写新教材。随后，又是搞“技术革命”，又是除“四害”。中午打苍蝇，早晚抓蚊子，各人打了多少只，每天要上报。有段时间，还停课到农村抓老鼠、驱麻雀。当年，为实现我国年钢铁产量1080万吨的生产目标，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国庆节后，全校师生奔赴闽北、闽东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经过种种“运动”的磨炼与考验，我于1959年参加了共青团组织。除上述“运动”之外，年年春耕春播、夏收夏种、秋收冬种的农忙季节，师生都要下乡劳动。这种情况，在1959年后的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才有所收敛。凡此种种，对今日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期望学弟学妹们能珍惜今日宽松的政治氛围，立志报效祖国、服务苍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经过1958年的“教育革命”，教学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地理专业在这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上测量学，到湾边读图实践和在校园内测量实习，在长安山校园外的丘陵地草测绘图实践。上水文学，到三县洲进行闽江水文测量。学地貌学，到长乐金峰进行海岸地貌实习。学气象与气候学，到省气象台参观，轮流在长安山上的气象观测园地值班观测。学土壤地理与植物地理，到崇安县（今武夷山市）黄岗山进行土壤植被垂直分布的现场教学；还把土壤课搬到田间现场教学，在土壤调查的基础上由指导老师写出《福建省闽侯县祥谦人民公社土壤及其利用改造》的论文（该文刊载于《福建师范学院学报》地理专号1959年第1期）。学地质学，到永安进行地质实习。学经济地理，到福州、三明、厦门实习，参观福州第一塑料厂、三明钢铁厂等。学地理教学法，到附中等校教学见习、实习……我们全班同学还在1960年暑假参加中科院华南综考队组织的闽东南橡胶宜林地考察。大四下学期，班上近一半同学分别参加了福建海岸滩涂调查和华南橡胶宜林地考察。
通过一系列的实习、实践活动，我们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增强了动脑动手能力，从而巩固深化了专业知识。因此，我们地理系的毕业生，知识面广，有实践能力，适应性强，就业面宽，人人能吃苦耐劳，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所以走上工作岗位后，活跃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而且多有建树。这对今天的办学，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难忘恩师
当年的地理系在福建师院是个小系，学生数只及今日地理科学学院的研究生数。学生少、教师少也有其优势，师生关系十分密切。师生在校接触多，实习、劳动时同吃同住同甘苦，建立了深厚情谊。
地理系那时只有4位教授，个个和蔼可亲。留学日本的系主任林宗熹教授在迎新晚会上给我们表演清唱日本歌曲。王宠、余泽忠两位教授分别是福建的地质、水文权威。他们迈着矫健的步伐，同我们跋山涉水，精心讲解、细心指导我们的野外实习。林观得教授身材高大，目光炯炯，慢条斯理地讲述世界海平面的升降。赵昭昞老师讲课精练，善于归纳、条理清晰。陈佳源、傅祖德、黄公勉、滕通扬诸位老师思维敏锐，善于分析。文焕然老师一口湖南腔，擅长古气候研究。陈云基老师对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十分拿手，对云的辨识很在行。陈由基老师精通测量业务又善于比较、化解辨识地图投影难题。席廷山老师安徽腔的“喀斯特地貌”以及和陈朝仪、余养祥老师一样的朴实勤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的青年教师俞宏业等年龄比学生大不了多少，所以跟学生很合得来，有说有笑，亲同兄弟姐妹，相处得十分融洽。爱岗敬业，对专业知识一丝不苟，认真钻研教学业务和热爱学生是老师们的共同特点。在学4年，我们不但从老师那里学了知识，学了技能，掌握了学习知识的钥匙，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让我们终身受益。师恩难忘！母校哺育之恩难忘！
（蔡尤等地理科学学院1957级校友，
泉州师院离退休总支副书记）大学的回忆
◎蔡子程
1957年秋，我以第一志愿录取于福建师范学院地理系本科。从此，我便成为一名新中国的中学地理教师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当年，我进入校门，首先看到了两幅巨大的标语，非常醒目，一幅“欢迎新生加入到人民教师行列”，另一幅“欢迎您们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行列”，这两幅大标语非常新奇，它预示着我们动静相互结合、政治与专业两者兼备的大学生活。
“反右派斗争”是一堂严肃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政治课，这种课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大斗争大课堂形式展现。它瞄准活耙子，虽不是真枪实弹，但火药味很浓。因为我们是新生，一切生疏，因此，我们只有洗耳聆听，在批判大会上，跟着举手喊喊口号，以增加批斗气氛。被批斗的对象是一个学生，还在胸前挂着牌子，上写有“×××右派分子”，真是像斗地主恶霸似的。为此，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满脑子的关键词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等等，简直政治就是铁饭碗。过后，知道这场斗争被扩大化，搞过了头，虽然得到平反，但是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伤痕远没抹掉。
“反右斗争”后，全国高校开展了“红”与“专”大辩论。我班在指导老师的布置下，也热烈展开。最终，由系领导总结，指出“又红又专”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也就相信这点结论。因此，过后大伙儿都主动自觉地向党组织靠拢，并纷纷写入党申请书，我也如此。我大学的多位同学先后入了党。我在系里工作学习均表现优良，因而在1960年3月也光荣入党，并在毕业前如期转正。
当年的大学生，必须要有吃苦耐劳精神，要有经风雨见世面的实践与考验。1958~1959年，那是国家经历惊涛骇浪的年代。我们经过了大跃进、大上山、大下乡、大炼铁、大支农、大度荒的战斗磨炼。虽然这种不正常的大学生活，浪费了我们青春年华，减少了校内学习时间，但也培养出吃大苦、耐大劳的一代人。
一、二年级的野外实习和考察，科目多种多样，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陈由基、俞宏业老师带我们到附近丘陵地，去进行五万分之一小地貌地形测绘，他俩非常认真。王宠、丁祥焕、王跃东老师带我们到永安等地，进行地质与矿物考察，他们那种跋山涉水、不怕艰险和精心指导的精神永留我心间。
土壤老师杨萍如、植物老师洪淑惠带我们上武夷，沿着羊肠般弯曲难登的线路，从山麓至山顶边走边讲边看边学，我们看到了阔叶、针叶各种树种，地上红壤、黄壤、棕色土、灰色土、黑钙土，以及植被土壤垂直分布，构成一条典型的亚热带景观与群落特色，从中我们学到大自然直观感性知识。两位女老师勇敢登顶、不怕吃苦的精神我至今难忘。
在校内上专业课，老师们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王宠教授讲课时语言精练，动作形象；余泽忠教授讲课总结时高度系统、综合、概括，便于当堂掌握；赵昭昞教授讲课时语言清晰，板书工整清秀；傅祖德教授，经济地理讲得条分缕析，引人入胜；陈佳源系主任年轻有为，德才兼备，是教师楷模。
地理系虽小，但人才辈出，在此不能一一点出。
母校百年华诞已过，又要105周年校庆。作为1960届老校友，毕业后来过母校3次，看到巨变，真是高兴、自豪，更是感动。祝颂母校更蒸蒸日上，明天更美好，更辉煌。
（蔡子程地理科学学院1957级校友）战洪图（外一篇）
◎杨康熙
1960年春夏之交，福建省进入雨季，一场自然灾祸降临在福州人民头上，闽江水位急剧上升，已超过警戒线。抗洪成了当时全市人民的中心任务。
当时我已是大二的学生了，每当我们同学坐在系图书馆自修时，都要站到朝北的窗户旁眺望闽江，看到江面一天天地扩大，我们深知，这就意味着水位不断在上涨。我们的心在隐隐作痛。我们是新中国的大学生，党和人民培养我们到这么大，怎能眼睁睁看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于是我们三五成群，议论着我们的行动。有些性急的同学干脆跑到系总支去请战。
隔了一天，党组织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据预报有一个大洪峰将来到福州，洪峰到达时恰遇福州水涨高潮，水位将会很高，有可能漫过几处比较低矮的堤坝。市委决定加高加固这几处堤坝，其中白鹭岭的联建大队的一段堤坝就交给我们化学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