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小叶接信后，见是大师亲笔，尽管诚惶诚恐，但终身大事，连“难得糊涂”都没有，只是委婉透露她看上的是居我上一届的汤化。然而我尊敬的汤师兄却心有旁骛，没在小叶身上集中注意力。于是“悲剧”由此产生，我和小叶都没能如愿以偿。从未打过败仗的孙老师，居然因此有了一次失败的记录。
时间之流水，跌宕在人世间的溪涧之中。已多年在长安山之外奔波于教学与政务的我，在省市文学艺术界集会的某些个场合，与绍振师偶有相遇，言语间，对我的婚事家事，仍然多有牵挂。为能让恩师释怀，在2000年后的一天，我专门把在京城上大学回榕度寒假的女儿，带到绍振师在长安山对面康山里的家中，让女儿叩拜孙师爷。见到我那身高17米的阳光女儿，此时的绍振师才绽放出一脸无限欣慰的微笑之花。
而今，我从一个当年长安山的小学子，辗转成一个花甲之年的老学子。但孙大师亲自为我修书贴邮票“寻花问叶”，距今虽已是30多个春秋，却仍然记忆犹新，且没齿不敢忘！
林可夫师：雨天赠礼
当年就读长安山中文系后，常有孙绍振和林可夫两位恩师的耳提面命之福，师生情也就非同一般。
毕业后留校，那时已年近30却未曾谈过恋爱。爱生如子的可夫师也曾为此四面垂询、八方奔走。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终于奏响了结婚成家进行曲。一个周日，室外满天风雨，我正在22号楼一间斗室内翻读毛主席诗词，忽听得几声相当高雅的敲门声，于是急忙忙启开屋门，见是可夫师身披雨衣，手持一物，满脸雨水。见我一脸惊愕，可夫师满怀慈爱地绽开一脸笑意，使得脸上未抹去的雨珠也一闪一闪地发出光亮。顺着那微笑，可夫师说道：“治莹呀，你久旱禾苗得甘霖，为师欣慰之甚，雨天专程送礼贺新婚，你我师生同感动……”边说边递给我一床毛毯，那年头，亲朋好友送的大多为枕头和热水壶之类，毛毯便是稀罕物了。况且可夫师送的这床，无论质地和花色都属上乘，想必购价不菲。尤为让我惶惶然的是，可夫师身披雨衣，那必是蹬着脚踏车而来，想着老师周日冒雨、进店买毯，又远道爬坡过桥地送到长安山22号楼，期间的艰辛劳碌，怎一句“辛苦”了却！于是，从可夫师手中接过毛毯那瞬间片刻，我嚅嚅地说不出话来……
后来明白可夫师那雨天赠礼时之所以说“你我师生同感动”，是因为可夫师对其他亲友从未有过如此记录。那日，爱学生胜于爱自己，才如此冒雨蹬车，连可夫师自己都感动其中。
20世纪80年代末期，可夫师就不幸身染重病，虽顽强抗争长达十余年，但无奈病入膏肓。再度入院治疗期间，我曾多次前往看望。记得可夫师赴上海治疗前，我再次到医院探望，但那时老师已不能说话，只在师母取来的纸笔上写上：“治莹，很高兴看到你，很是慰藉，感谢！感谢！”我见字条，以哽咽的颤音连连说：“不敢！不敢！为老师祈祷！为老师祈祷……”事后，我常常想自己只能看看病重的老师，老师也要言谢，而老师雨天为学生赠礼，作为学生，又该如何叩谢师恩呢？人们总把老师喻为蜡烛，总在毫不惜己地照亮学生前行的路，可夫师正是如此之明烛呵！
时光逝去了两个十年，可夫师虽驾鹤西去，但周日雨天送我毛毯时的音容笑貌却不曾在我记忆中消失，时时令我感恩于心，不敢忘怀。也常常睹物思师，向在天的可夫师行90度鞠躬之礼，久久不敢起身！
陈一舟友：电话疗法
数年前，我曾一度伏案过劳，大伤元气，染疾于身。虽遍尝百药，且先后两次住进医院，仍久久难以痊愈。好友一舟担心我因此抑郁，从我发病起，几乎每日一个电话，且大多在晨光亮起天地之时。在无数个电话中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国家大事到柴米油盐，然而说得最多的是，要我每日晨稀粥、甘薯、鸡蛋、青菜，一样都不能少……一舟的一个个电话，犹似一剂剂良药，慰我心灵，治我顽疾。在如此浓郁的友情之下，我才沉疴渐淡，逃过一劫。事后，一舟对我说：每每给我电话的同时，也要给他同在病榻的二哥去电话，借以问候请安！一头是亲兄弟，另一头是好朋友，把亲情友情的重担一肩挑起，如此良苦用心，感动你我他矣！
我基本康复后，常对亲友们说：有些疾患，非针药之所及，一舟的“电话疗法”，就是“心灵之汤”，远在良方好药之上。
好友的重情重义，在长安山内外都有口碑。我的感受更是深切，有时小聚，在众人面前，他总是介绍我为当年长安山的老师，我慌忙站起，在连声愧不敢当中，言明甘拜一舟兄为师……其实，一舟与我相互称师，似乎都有依据。因当年一舟走进长安山就读中文系时，我已佩戴师大红校徽整一个学期，也算沾了点师辈的光环。而一舟无论是在四载苦读，抑或是留校任教，都以文科才子著称于长安山。更为可圈可点的是，小小数年后一舟就从“助教”一步跨入“副教授”行列，中途删去“讲师”一说，如此破格，在当时的师大当属凤毛麟角，足见其深厚的学识功底。倘论学问，尤其在古典诗词方面，一舟足以在我师长之上，我又岂敢在一舟面前称师？一舟每每称我为师，那是一种谦虚的表现，更是对长安山师友恒久不变的感情的怀念。
（李治莹文学院1973级校友，曾任省旅游局市场处处长）那年的师大艺术系
◎王福阳
写下追梦的记忆，因为没有断，爱才连着情。
1976级，最后的“工农兵学员”
说最后，是因为1976级与1977级入学时间仅隔半年，准确地说1976级是1977年3月份录取入学的。此前一年，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去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我们记住那是中国农历的龙年，却是天灾与人祸交错的一年，我们这些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知青终日在激奋与不安中度日。村头的大广播、大队部的报纸和二极管收音机成了我们的至爱，报纸通栏标题非常大，一会儿红，一会儿黑，大家开始在迷茫混沌中找寻出路：有人因病返城，有人开后门招工返城，极少数找个小芳就地幸福了。对我来说，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上大学，上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
艺术系1976级美术专业45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有5位来自部队，还有工人、教师，大部分是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知识农民，没有应届生，年龄相差七八岁左右，如此杂混的组合很容易让时下人感觉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低、专业素质差。其实，至今我还是觉着用“专业文化良莠不齐，实践能力时代造就”来评价更好。作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大学生，我们也经过了文化考试和专业面试，文化考试统一安排在县一中闭卷进行，专业面试是由师大艺术系派出的林碧锋老师在县文化馆组织的，素描写生题是“赤脚医生的药箱和雨伞”，创作考试命题是“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些小试对已经画过不少巨幅领袖油画和宣传画的我不算什么，我们绝大部分同学也都在农村或社会上小有成就，当然也有个别同学是当地推荐的，从零开始探求艺术。刚入学时，南平来的徐新生同学原本就是中学的美术教师，他拿出之前临摹的格里高莱斯库的作品，让我们十分吃惊和羡慕。德化瓷厂来的颜德开描画的瓷瓶仕女那是一个了得，更让我这个自认为参加过全省美展、出版过小连环画的高手，连续两个暑期假借护校拼命恶补文化和专业。
1976级的同学懂得“面朝黄土背朝天”和“只争朝夕”的真正含义，学习氛围和兴致就两个字——“自觉”。老师们也大多是刚刚从下放农村返校的，他们住在教学楼的地下室和简易平房里，高一呼老师的靠厨房的围墙被小偷打了个大洞，倒为我们抓贼提供了方便。杨启舆老师的地下室离我们班种辣椒的菜地很近，他画的小品我们每人都有几张，那是我们用菜地辣椒换来的，福州人不吃辣，但对湖南籍的杨老师而言那可是宝贝啊！那时我们与老师少有陌生，有的是专业崇敬，师生对艺术及思潮的讨论、对专业的探求学习，是融合在一种没有隔阂的情态中完成的。
今天，我们自豪地向母校汇报，艺术系1976级美术专业45位同学中有现任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博士、珠海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陈方远教授、闽江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刘君博教授、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副院长王福阳教授、福建省画院副院长孙志纯、国家一级美术师刘秉贤、上海文艺出版社资深美术主编王志伟等著名画家、教育家10余人，还有长期服务于全省各中学、高校的美术教学一线骨干教师、校长20余人，以及担任上海市卢湾区商业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谷峰等企业家、漳浦县文联主席林仲文等文化教育部门县处级党政干部10多人。
同学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泛彩，我无法一一记下他们的业绩，但我们都永远感恩培养我们成长起步的福建师大艺术系。
师大与大师——谢投八教授
入学前我的启蒙老师许金宝、沈长城就告诉我，福建师大艺术系的谢投八教授是徐悲鸿留法时的同班同学，哇，在想象中那就是神啊！1975年秋天，作为知青业余画家第一次到省城参观美展，沈长城老师带着我专门拜访了谢教授，那时我躲在老师的背后不敢多出声，没想到一年后入学第一次面见他，他却说：“我认识你，长城的学生。”他个头紧小，不拘言笑，穿戴十分干净，一字胡须，一头白发，双目可亲有神，因腿脚不便拄着根拐杖，老远就能听到他来的声响。人还未到，我们的任课专业老师就会要求大家迅速整理画室，搞好卫生，我们是既喜欢又害怕他。虽然他手中总燃着一根卷烟，但从来不将划过的火柴丢地上，而是将用过的另一头插回盒子里。他脚上的皮鞋永远是油亮的，现在细细品来却也是精致严谨的风度。
我们一组画室在传达室斜坡边上，与他所住的小洋楼相距不到50米，记得一年级时的一个晚上，我一人在画室，正聚精会神地细微刻画佛兰克里石膏头像，完全没注意到谢老已在我的身后站了许久，他告诉我：“这种长期的作业，只要体会式地画一两张就可以了，你这样画我看不出你画的精神，被磨平了，磨腻了。”他要求我当着他的面每10分钟、5分钟画一张又一张的速写，也不知画到几点，地上已堆了一叠他提倡的快速的、三级明暗的习作。
他主张学生要解决好快速捕捉对象的状态能力与长期作业训练造型能力的关系。有一次，我们全班在画胜利女神石膏像的时候，他来到画室看了许久，提议大家停下来听他讲女神的故事。那天的课上得很放松，在听故事交谈过程中，谢老突然对女生范艾青说：“女同学画得非常好，但一定要照顾好家庭和孩子，处理好家庭和孩子后画画才安心啊！”一席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女生脸涨得通红，其实她们那时都还没有成家，真不知谢老的心思神游到何方，大家开心了一上午，至今难以忘怀。谢老极力提倡的捕捉造型新鲜感、强调线面结合的三级明暗调子造型的教学方法，与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苏联契斯恰柯夫素描教学体系是不同的，但那时的艺术系美术专业并没有完全以契斯恰可柯的体系为美术教学的唯一方法，而是倡导多元的认识和多样的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研究与实践。
对谢老的回忆总在许多温情之中。一天傍晚，我和学习委员陈方远拿了一叠近期的画去他家请教。大客厅的百叶窗关得较暗，把画放好后他叫我走到门口去，让我背过身、低下头、弯下腰，从胯下看背后自己的画，好一阵后才让我说有什么发现。人的动作变了，视角变了，对象也变了，其实他就是要我破坏固定的、常规的形象感觉，自己评、自己找问题、自己解决问题，这样别出心裁的教诲终生难忘。至今，我仍然以这些方法和态度来改进我的教育教学。我们的每一次作业汇报、大小展览他都会到场观摩指导。毕业前夕，他亲自召集并主持我们班的座谈会，记得最牢的就是他要求我们的“四多”：即多画创作小构图，多画速写，多读书，多听音乐。当时，他虽然已退休不当系主任了，但还是那样地关心人才培养和艺术系的建设发展。这就是大师的大气、大师的大爱、大师的风范。
从地下转到公开的“真理”大讨论
1978年5月初，连绵阴雨间隔着少见的晴日，闷热的天气杂糅着压低嗓门的争吵。“什么是真理？”“真理有标准吗？”“凡是毛主席说的都是真理吗？”没有“舵手”的中国要走向何方？这个直面当时中国社会最敏感的话题讨论，是在我们一周两个下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上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