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学中，还有许许多多的能人、好人。比如王聪深同学，既是班干部，又是文艺骨干，还能理一手好发。带薪入学的他，专门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放在宿舍，为那个年代普遍经济拮据的同学，省了不少理发开支。比如王世彦同学，是第一个敢于穿着西装短裤、露出一截大腿进课堂的女学生。虽给人有些“另类”的感觉，但才思敏捷，写作课考试，我刚审完题开始答卷，她已经把卷子交给主考老师，而且被当场宣布“成绩优秀”。再比如黄文书同学，个头不高也貌不惊人，但有一副关心人帮助人的热心肠。宿舍楼建在校园深处的长安山麓，离校门口传达室有一二十分钟路程。每天，他自愿到传达室为同学们取信，再一一分发给大家，四年间乐此不疲。遇到校旁的省军区礼堂放电影大片，他自掏腰包先买些票，再逐个宿舍问同学：“看不看？”看就付钱，不看跑回去退票，同样无怨无悔。毕业后，他分配在省委组织部，帮助许多同学调回了省城福州，走上理想工作岗位。同学中，还有渔民出身却多才多艺能演歌剧《白毛女》扮杨白劳的洪辉煌，写影评、画漫画均达到相当水准的刘牛，行书颇有“二王”风骨的李勇，专业出身的“男高音”范希健，发着高烧参加校运会1万米比赛的于浴贤，以聪敏伶俐成为最年少留校助教的薛晨曦，照相技术好并会洗印的包绍明，篮排球高手李立生，长袖善舞的王卫星，等等。他们的存在，壮大了1977级的方阵，丰富了1977级的内涵，也使同学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与竞争：你可以发表这样那样的文章，让我当“读者”；我同样可以活跃在舞台上、球场上，让你当“观众”……
各呈其美，又美美与共。这正是1977级学子的鲜明特征！它使得同学们在“同又不同”中，轻易地走近对方，在“互为羡慕”中，实现差异化发展，也给我的“布衣”求学生涯，留下永不泯灭的美好记忆。
我与组织
入学第一天，担任中文系1977级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的李淑贞老师，把我拉到操场，郑重告诉我：“系里定了，你当年级党支部副书记。”
后来，我又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
两个头衔，使我由“干部学生”变为“学生干部”。在最初的荣耀感逝去后，陡生工作压力。好在，系领导特别是陈一琴老师给了我积极鼓励，而李淑贞老师作为年级党支部“一班人”的班长，更是给予我充分信任。她是女同志，年纪并没有班里一些“老三届”同学大，孩子不足半岁且有残疾，但她丝毫没有被这些难处所难倒，党支书、政治辅导员当得非常投入，而且作风泼辣，用今天的流行热词来说就是敢于“担当”。
有组织，就得抓组织建设。学生中的佼佼者大都被吸收进组织，或当支委、班党小组长，或当4个班的正副班长。“模范带头”、“身先士卒”、“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等党的先进性，在这些党员骨干身上得到最多的体现。我和邱胜斌、陈国英、邱登辉4个学生支委便形成默契：对当“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一类的事，都不去争。
最重大的组织建设，是发展党员。每次，李淑贞老师都反复和我一起酝酿，并在支委中充分讨论，最后开支部大会，分别听取介绍人和申请人汇报，再进行表决。经过这样的程序，容易“一人欢喜多人愁”的发展党员工作，进行得顺风顺水，积极追求政治进步的优秀学生，相继被吸收入党。比如来自永春的洪碧玲同学，话不多但稳重扎实，读书、打球、搞活动，样样不在人后，颇具“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风采。她入党后当了班党小组长，毕业后被省委组织部选中，如今厦门市委常委一干10年，先后担任了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纪委书记。4年间，年级党支部共发展7批18名党员。毕业时，组织部门便选走了17名党员。记得唯一有争议的发展对象是谢小建同学。他在党支部并无争议，但报到校组织部，一位科长卡住了。该科长看过他发表在年级学习园地《蓓蕾》上的一首诗，运用了当时西方传入的“意识流”手法，担心他有“自由化倾向”，批评说：“这样的学生，你们也敢发展入党？”李淑贞展示了“担当”的品格，据理力争，并请那位科长前来参加支部大会，听取谢小建的入党申请汇报，最终拉直问号，圆了谢小建入党梦。毕业后，谢小建也被组织部门选中，一路走上了县长、县委书记岗位，如今是省侨联常务副主席。
除了抓组织建设，更多的是搞组织活动。
创办年级学习园地《蓓蕾》，是入学后最先的组织行为。当时，中文系每个年级都办了一种学生刊物，贴在教学楼1层大厅的墙壁上，师生进进出出最先看到，既是学习成果的展示，又是年级之间的竞赛。党支部在全年级4个班广揽写、书、画人才，组成编委会精写精编精制，第一期就引来了全系热议，公认把高年级的学习园地比了下去。《蓓蕾》每2周出1期，4年间从未间断。由于1977级晚半年入学和毕业，造成了“五世同堂”。但不管是当新生还是当“老生”，《蓓蕾》的办刊水准没有受到任何年级挑战。毕业时，李淑贞老师和我专门与《蓓蕾》编委们照了一张合影，贴在人手一册的学友录上。陈一舟同学在照片上题词：“山草绿，槿花红，春意未如别意浓。且待相逢再相问，几枝蓓蕾报东风？”
组织参加校系各种比赛，是对我们的又一大考验。4年间，以1977级为主力（我本身是主力队员之一）的中文系篮球队、排球队，数次夺得全校冠军。77级的《伞舞》，在校文艺会演中，与艺术系学生同台演出且毫不逊色。最经典的要数排演话剧《约会》。这部针砭时弊的话剧，政治性强，台词量大，戏剧冲突表演也有难度。没想到，当过福州港务局工人业余演出队员的王聪深同学，和唱美声的范希健同学，带着连一天“业余演出”也没干过的王世彦、冯爱珍两位女同学，把角色表演得惟妙惟肖，把主题诠释得淋漓尽致。这台话剧不仅在全校演出了轰动效应，而且被邀请到福州大学等高校演出，还受到省话剧团好评。
中文系1977级的品牌，正是在课堂内到课堂外的全方位拼搏中，一点一滴形成并彰显的。印象深的还有一点，就是同学们对集体活动的无私参与。一年元旦前夜，我们在大教室搞迎新年晚会，为了气氛热烈喜庆，没钱租灯光音响的同学，纷纷动手剪裁出大量的彩色纸条，悬挂在教室上方。更有人灵机一动，将自行车倒扣，手摇脚蹬转动起两个车轮，幻灯机则放在地上，透过车轮的转动打出了“霓虹灯”光效。那场晚会，平时不苟言笑的吴华英等同学，最后都参加跳集体舞。正在福州拍电影的北京电影学院马精武老师及一帮表演系学生，在校艺术系参加元旦晚会不过瘾，见到中文系这般“生活化”的场景，主动加入，与我们联欢。
4年学生干部生活，所经历最突然也最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中国女排在日本首夺世界冠军时。那天晚上，电视转播和电台口播刚结束，没有任何“组织安排”，我突然发现欢呼声集中到了宿舍楼下。很快，有人举着扫帚并点燃，一边喊着“中国女排万岁”、“振兴中华”一类的口号，一边朝山下的校门走去。身为年级党支部副书记、系学生会主席，这一时刻必须站出来，我主动走在了下山的游行队伍前列。队伍迅速壮大，一路经过政教系、数学系、体育系、外语系，都有许多男女同学加入进来。校门显然是挡不住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出校门，踏仓山，穿闽江大桥，一路走向市中心五一广场。沿途，福建医学院等高校学生，也自动加入游行。大家或振臂高呼，或挥舞“火炬”（扫帚、拖把），或敲打脸盆（铝制的），不知疲倦地走着，喊着，让我深深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团队的伟力。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也被同步放大。游行大军直到凌晨才往回走。在连队走过百里夜行军的我，特意和郑超光等同学，走在队伍最后，一路“收容”着、陪伴着掉队的同学，安全返校。
青春似火，岁月流金。当学生干部的这些经历，对今天走上领导岗位的我，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扪心自问，当时的“周排长”，并没有这样的“财富意识”。作为“哪里来哪里去”的军人学生，也不存在“干活多，分配好”的逻辑思维。何况，当学生干部，搞各种活动，对专业学习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我出身军人家庭，16岁参军，“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信念，从小就融入了血脉。我为自己新闻作品集《从零点到零点》所写的跋，就叫“不会说不”。在那篇跋中，我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在此摘抄下来，献给我的母校、我的同学、我的校友——
一切忠诚于自己的选择乃至被选择的人，不管从哪里起步，终将会受到命运的庇护与回报。因为地球是圆的，哪怕你朝着目的地截然相反的方向走去，只要一直走下去、走下去，你就会像人类第一个自西向东环球航行一周，又回到西班牙圣卢卡尔港的探险家麦哲伦那样，总有一天，你会与理想相逢在旅途。
（周涛文学院1977级校友，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少将，高级记者）金示演的故事
◎汪毅夫
1978年，我到母校福建师范大学报到入学时，鼻梁上架着1200度的眼镜。
报到的这一天，我在报名册“吴晓玲，20岁”一行下填写了“汪毅夫，28岁”。抬起头，看到一脸稚气的吴晓玲同学。显然，她对我嗅着纸片写字的情形印象深刻。
在母校，我用“金示演”（“近视眼”的谐音）的笔名向学生刊物《闽江》和《蓓蕾》投稿，但采用率不高。
我终于未能以“金示演”出名，却因近视眼而成为校园闻人。
我知道，校园闻人是怎样炼成的。
除了“嗅着纸片写字”的细节外，还有若干故事和事故。
故事之一是：在20路公交车上，我因眼力不济而动作迟缓，被年轻人认定为老人，还为我让座。这让同车的黄跃舟同学兴奋了好几天，逢人就讲。须知，故事发生的时候，我28岁而不是82岁。
故事之二是：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有女生款款而来，疑似同班女生。我认真辨认，渐行渐近，满脸堆笑迎上前时才发现认错人也。我看见该女生偏过头去，还听见她轻轻地“呸”了一声。
在母校，我因为近视眼受到了很多照顾。老师安排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和吴晓玲、王卫星、陈节等女生排排坐。
热心为同学办事的黄文书同学给我的电影票座位也总是第一排。
夜间走路，同行的狄建、陆敏或刘福铸等同学会搀扶着我。
……
于今思之，颇感温馨。
2012年春节，从母校毕业30周年后，同学们在厦门聚会。此时，我已接受眼科手术：视力从2000度近视和右眼白内障全覆盖（失明）恢复到双眼裸眼视力10。
我又因为近视眼再一次成为“闻人”。同学们为我“重返视界”而高兴。
在同学聚会上，我讲了故事却又制造了事故。
故事是：1982年1月17日同学们毕业离校时，蔡永强同学给我的题词是“眼镜摘下来时，看女孩子全都长得一样好看”；吴晓玲同学在我的学友录上画了我的肖像漫画，漫画夸张地表现了我的宝贝眼镜，并题曰“把我的得意之作献给您——金示演学士”。这肖像漫画，我在《闽台缘与闽南风》、《闽台地方史研究》二书里用做作者画像。
事故是：同班女生问我恢复了视力，发现了什么。我竟然回答说：“我刚发现，你牙齿似乎不整齐。”该女生大窘，众女生大笑，我则大骂自己：“要么讲真话，要么不讲话。既然有两个选项，为什么选择了前项呀！”
谈起母校，谈起同学，我的心满是感恩和喜乐。
祝福母校，祝福同学。
（汪毅夫文学院1977级校友，台盟中央
常务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教授）第二次上大学
◎叶双瑜
辛卯大暑，我从北京出差刚回到单位，见案头上摆着一封红色信件——福建师范大学105周年校庆约稿函，一时把我的记忆，带回到了在职求学的日子。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计划经济的坚冰已经打破；另一方面，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出现许多新的变化，一些社会矛盾凸现。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层次问题的认识分歧较大，争吵不少。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常遇困惑，深感自己原有的学识已不能适应和很好地把握新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强理论知识武装。1994年，国家推出了部分高校招收在职研究生的新举措。怀着对名师的仰慕，对知识的渴求，我报考了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经过笔试、面试，共有7位同学（其中经法学院5位、地理学院2位）被录取，成为百年师大在职研究生教育的“开门弟子”。校园里多了几位既不像老师又不像同学的“老学生”。每当在上大课时，总会引来学弟学妹们惊奇的目光。于我们而言，在毕业近十五六年之后，重回大学课堂，放下身段，再做学生，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