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之后，挑战随之而来。几位同学平时工作都比较繁忙，本来节假日加班就多，要保证学习时间，特别是每周六、日上课时间，只能靠“挤”。3年寒来暑往，我们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远离了各种应酬。白天工作，晚上加班后回到家里，再捧起书本，就这样每日坚持“三班倒”。出差外地，讲义、作业总是随身相伴，遇到开一天半日的会，半遮半掩地背、写英文单词。
我们的班长，原来在省委机关工作，入学不久，就调到一个设区市担任市长，主政一方，工作千头万绪，仍坚持做到不缺课。有时，夜里开完市长办公会议，自己驾车，经过几小时山路，直奔师大课堂。虽一夜未眠，擦把脸后，竟然还能神情专注地听老师授课。
我们的一位同学，工作在外地，考试期间住在驻榕办招待所，复习功课到深夜，困了和衣而靠，醒来捧起书本，一连几天，床上被子未曾打开过，服务员大为不解。还是这位同学，来校考试前老父亲病危，随后去世。妻子为了不影响爱人的情绪，直到考试结束后，才将这一消息告诉他。此时子与父，一个在课堂，一个在天堂。我们为此感动得落泪。
我们的一位同学，特别乐于助人，常骑摩托车载上同学一同去上课。他原毕业于上海交大，在科研和管理工作岗位上，已经卓有建树，获过科技大奖。参加在职研究生学习后，孜孜以求，刻苦严谨，成为文理兼通的复合型优秀人才。
我们班唯一的女同学，在闽西一所高校担任主要领导，远离省城，家里上有瘫痪在床的年迈婆婆、下有年幼的孩子，工作、家庭重担在肩。为了求学，付出了许多艰辛。在学习期间她曾几次想放弃，但在老师、同学的鼓励下，坚持到毕业。
我所在单位有一段时间工作特别忙，又遇学习考试，每天晚上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爱人见我衣带渐宽，不思茶饭，先是劝我放弃学习，不成之后，就把我的课本、作业藏匿起来，我一边好言相商，一边四处寻找，最终得到了她的理解。作为父亲，我还带动了孩子刻苦勤奋学习，父子相互鼓励，后来他考取了博士。还未毕业，我由省直调到高校工作，从此学习研究又多了一个方向，向师大领导们和老师们学习高等教育管理，借鉴师大改革发展的经验，同样获益匪浅。
坚持在职学习，对我们的意志和体能都是一种砥砺。还好单位的同事很支持，顶替了我们的不少工作。而且同学们都在农村当过知青，吃这点苦，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同学之间，原来毕业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工作在不同的岗位，有缘同窗，学学相长，丰富了我们的人生阅历。
我们学习期间，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迫于种种压力，出台了一系列管理规定，对已入学的学生要求全国统一考试测验。记得一次考外语，省内各高校的在职研究生集中在省高招办笔试，开考才10分钟，一位身怀六甲的女生，即交卷离开考场，一脸无奈。我顿生感慨：这位即将为人之母的在职研究生，必定是作出了艰难的选择——为了孩子而放弃学业。她从前排座位上转身离去的身影，我至今不曾忘却。
桃李每从肩上过，人才多是梯上来。3年求学，让我们最受感动的是，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他们中许多是学界泰斗，为了指导和安排好我们的学习，放弃了节假日休息，甚至带病讲课，精心教导，特别是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总是热情鼓励，关心备至。他们的渊博学识，让我们享用不尽；他们的师德风范，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号召我们：必须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抓紧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高校招收在职研究生，作为一项新的改革，一开始就有存废之争。在实施这项制度过程中，个别高校不重视质量，疏于管理，更是为持否定意见的人找到了依据。客观地看，这项制度仍需进一步探索完善。但如果摒弃功利主义、沽名钓誉和不良风气影响，其对于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特别是防止干部精神懈怠和能力不足的危险，无疑是值得肯定和坚持的。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方法。
（叶双瑜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君子知于学——忆两次进修的往事◎林子华
漫步在幽雅的校园小路，感受着母校庆祝她105周年诞辰的氛围渐渐浓烈，许多尘封已久的记忆油然浮上心头，温馨而和谐……其中最难忘的是我到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进修学习的经历，那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最温暖明亮的一段时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值社会变迁、经济转型之际，由此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使我校与其他高校一样迫切需要提高“两课”教育的水平。与此同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对管理人才需求的急遽凸显，学校从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弥补学科空缺的考虑出发，拟在我任教的马列主义教研部（马列部）基础上成立管理学系。这两项工作都对教师的知识水平和结构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对此，时任马列部主任的林可济老师未雨绸缪，他与当时教研部的其他领导统一了认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助推管理学专业的成长。他们从管理类专业对口要求出发，积极引进人才，及时接收大学优秀毕业生，同时又将在职年轻教师分批分期送往国内一些重点大学进修再学习，以便一方面提升“两课”师资水平，另一方面也优化在职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使之适应即将开展的相关管理学专业的教学与科研需要。而那时，刚刚工作不久的我便有幸成为外派进修者之一。
记得当时接到进修通知之后，我与几位一同外出进修的同伴，沉浸在一片兴奋和向往中，心里十分感激领导们为大家进修之事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当时外送进修要事先多方沟通和走访，联系接收单位；特别是当时马列部经费十分有限，进修费用需要得到学校各方支持；此外，当时公共课教师每人的工作量本已超负荷，派出进修教师原先承担的课程又要由其他在职教师承担。以上这些工作协调起来都是有很大的难度。多年以后，我自己也成为学校管理教学工作的中层干部，亲手将一些年轻教师送出学习，这时也更加深切感受到安排青年教师外出进修所要承受的压力。
1985年3月，我第一次到了上海。尽管这次只是在复旦大学社科部举办的骨干教师培训班进修短短2个多月，但复旦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开放的社会视野以及班主任的帮助，我们在烟花时节到苏州、无锡等地考察，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特别是在学习期间接触到该校蒋学模先生等前辈名家，聆听他们的授课和讲座，收获不少。这段从向往到亲炙的经历，对我以后的学术成长助益良多。
1986年8月，我又一次被马列部选派到北京大学进行为期1年的进修学习。由于担心我初到北方，生活不习惯，对当地环境不适应，可济老师还特地写信委托当时在北大工作的同窗好友帮助我，使我很快适应了在北大的学习生活。对此，我除了心怀感恩之外，只能以加倍珍惜学习机会作为回报。想那一年中，我仿佛是被抛进了学习的海洋，什么都新奇，什么都想学，100多门课程进修生每人可以选考其中的6门，我选来选去迟迟才定下来。好在北大听课比较自由，一个上午骑着自行车可以转战几个教室，而且没有特殊情况，每周还有四五个晚上可以听学术讲座。那次进修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26年，但我对北大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的许多老师的教学和研究风格，以及与学生交流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厉以宁先生严谨的教风、开阔的思想，萧灼基先生对学术功底和研究能力的重视，刘伟先生的活泼善辩和追求创新的理念，平新乔先生对中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的比较，刘芳域先生系统而深邃的授课和研究风格等等，他们身上让我学习的东西真是很多很多。至今，我还把在扉页上题有“理论工作者要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部厉以宁先生的力作，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征老师所著的《〈资本论〉解说》一同珍藏在我的书柜里。在北大进修，除了能够进行自由的多方位学习外，我还感受到了北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其兼容并包、自由独立的学术性格，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思维，学术团队的建构特色与研究风格等，都对我以后的治学理念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回忆起这段往事，我由衷地感激当年马列部的几位领导对我的栽培和提携。当然，当年他们并不只是因为培养一位年轻的助教而送我出去进修，也有为学科的发展积蓄力量的想法。然而，它毕竟让我获得了两次很好的进修学习机会，进而使我在许多方面得到了锻炼。在以后的工作中，这两次进修的经历常常让我感受到老师们教诲的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么重要，形成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和科学、持续的学习机制对一个学校的创新发展有多么重要。今天，母校已经105岁了，作为一种庆祝心情的回忆和寄望，我在这里要再一次深深地感谢所有在我求学生涯中关心我、爱护我、帮助我的前辈师长，同时也衷心地祝愿经受过涅槃之烈、承受过锤炼之辛的福建师大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林子华经济学院1977级，校工会常务副主席、教授）如梦如诗如歌的长安山情
◎王岗峰
34年前的今天，我们分3批进入福建师大政治教育系学习。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首次招生，我是第3批。那时张榜未必录取，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1年积压的大批生源，能不好好挑？当时我在马尾造船厂当工人，但大多时间是借调到厂政工科和工会搞宣传、文艺编演工作。经报考、考试后，好不容易等到张榜公布的日子，工厂大门口墙上的红纸赫然出现8个人的名字，文科仅2名，就是我和我的小妹。全厂上下都为我们兄妹高兴，但招生结束消息传来，我未被录取。后来我又被录取！我有幸遇到了贵人。我在2007年8月20日《福建日报》上发表的《圆梦》叙述这一过程：
“求学的强烈愿望使我做出一个举动：向省高招办反映情况。这事如何引起上级领导重视？于是，我想起黄寿祺教授，给他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的心情，请他将我的信转给省高招办。我对黄教授的认识，仅仅是那期《福建文艺》而已（刊登欢呼粉碎“四人帮”胜利的文学作品那期）。过了些天，马尾区高招办打来电话，问我要不要去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这是我报的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是中文系。一定是黄寿祺这位素昧平生、德高望重的学者帮了我！我欣喜若狂，有书读就行！就这样我圆了大学梦，我的儿子用他的第一声啼哭为我祝福。上学不久，我专程去感谢黄寿祺教授，他语调平和地说‘许多年轻人求我办事，能做到我都会帮忙’，后来，我又见到他，再次向他表示感谢，他说早把这事忘了。真是大音希声啊！尽管我只在后来的研究生课上听黄寿祺教授讲《易经》，但我心里把他当做我终生的导师，一个教我为人的导师。”
出乎意料的是，在长安山“清华楼”迎接我的是我高中同班同学林继挺！老同学见面格外兴奋，那时候通讯条件太落后，好几年了，无影无踪，无声无息，那天好像从天而降，能不惊喜！惊喜的还有：他就是我的辅导员。林继挺是福州郊区新店山区奶奶坪农民的孩子，是政教系74级工农兵学员，刚刚留校的。我当时很难想象，这个老实巴交的矮个子，能把差2人就是108条好汉的1977级管好？大学4年，林继挺从来没有给我以特殊照顾，我理解他，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老同学，我也知道我的角色。我先是在1班，第二年又调到2班，理由是2班缺少会写的。我都听他安排，但他会把管理工作思路告诉我。当时不愁我们不读书，“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是我们强烈的愿望。愁的是人员复杂，我们来自工农兵学商，年龄最大最小落差整一轮，有的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有的中学刚刚毕业，经历、性格差别大。看林继挺的招数：两个班的正副班长都是复员军人，所以我们天天早晨都要操练，这是当时学校一个亮点。这实际上是纪律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也是锻炼身体。父亲们焕发了青春，小姑娘少了娇气。
但是，也不是复员军人一统1977级天下。林继挺对我说，要搞好平衡，包括原职业、地区、年龄、性别都要考虑。其他人才安排到校、系学生会、团委和班委工作。这些同学后来大多走上省部级、厅级等领导岗位，如黄坤明、张大共、叶辉玲、黄浦江、鞠维强等等。我们同学聚在一起时，都会感谢林继挺辅导员言教身教，他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使大家受益匪浅。可惜的是，9年前他在我们福建师大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任上患癌症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