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福建师大篮球比赛拉开序幕，物理系篮球队首战政教系队，初露锋芒，旗开得胜。接着迎战实力雄厚的数学系队，那场球打得很辛苦，勉强取胜。每场比赛，物理系师生几乎倾巢而出到球场做啦啦队，呐喊助威，声势浩大。为了让同学们去看球，老师还允许当天的作业可以缓交。物理系队的打法很有特色：陈忠信在中路的圆弧外的远距离投篮相当准确，若不防守，他就会果断出手，迫使对方不得不扩大防区，给全队的进攻带来很多机会。右前锋刘发坤田径基础很好，篮球技术全面，快攻、切入、跳投样样精通，是主要得分手。左侧零度角是我的得分点，我经常潜伏在那里等待机会，有时还会突然空切到篮下接应或冲抢篮板完成二次进攻。身强力壮的王延兴能像铁柱一样嵌在篮下，丝毫不动，策应着右路和中路的进攻，他还具有很强的补篮能力。邱亮星打法灵活，善于底线穿插，他有多个攻击点，进攻往往出其不意，有时对方还未反应过来，球已应声入网。弹跳力极佳的时湘涛控制防守篮板球并及时长传发动快攻，他和发坤的快攻配合往往在几秒钟里结束战斗。朱瑞虹打球显得不慌不忙，他在右侧45°角的投篮令人防不胜防。若刘晓辉和王延兴同时上场，我们就打二中锋战术，他们俩把对手吸引在篮下，给我们外围队员创造很多中投机会。
物理系队打一场成熟一场，一路磕磕绊绊向冠军宝座逐渐逼近，但与教育系队的比赛又受到严重的阻击。教育系队没有思想包袱，一上场就放开打，人人超常发挥，有的人甚至还未完成投篮动作球已出手，也能准确命中。面对教育系队的狂轰滥炸，物理系队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乱了阵脚，越急越投不进，命中率大大下降，两队互有输赢，比分长时间紧紧咬住，几次改变战术也未能奏效，再拖下去让教育系队打出信心来，后果不堪设想。在场外观战的系领导坐不住了，连连问道：怎么啦？这是怎么啦？比赛进入下半场，闻讯而来的观众把球场围个水泄不通，最后的结局仍然是个谜。这时场外教练永华老师有了主意，叫了换人，把我换下场休息片刻，恢复一下体力，只告诉我一句话：“即使输了这场球也不会影响我们夺冠。”几分钟后又叫了暂停换人，把我换上场并布置新战术。4个队员在右侧佯攻，把防守注意力吸引到右边，空出左边大片区域让我或忠信“一打一”。教练让我恢复体力并去掉心理负担，我再换上场也没有引起对方的特别注意，当球在右侧传送时，我突然起动空插到篮下，发坤及时传球给我，一个超近距离的无人防守投篮，两分进账。接着我又如法炮制，空插入3秒区得到忠信传球立即投篮，紧跟而来的防守队员重心不稳撞到我身上犯规，裁判鸣笛，两分有效再加罚一分，场外爆发一阵欢呼声。教育系队急叫暂停，派出一个防守好手盯紧我，封堵我的空切路线，不让我有持球的机会。此举果然有效，我左右摆脱，体力消耗极大，很难再接到同伴的传球。后来我干脆远离篮框，跑到中线附近接球，带球切入却被他死死防住，始终无法过人，气喘吁吁的我只好在运球中急停，贴着他的身强行投篮，同样跳起在空中的他被判防守犯规，罚球两个。场外直呼这个犯规太不值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走投无路而勉强出手，就是不防守球也投不进篮框，关键时刻的两分球是会影响全局的。永华老师笑着说，也只有锦衣这样的老队员才能把这种进攻打出这样的效果。当对方调动人员在左边压制我的进攻，右边出现了不少防守漏洞，忠信和发坤抓住机会频频出手，几个回合之后，比分拉开，物理系队愈战愈勇，直至终局。同学们都说，只有最后几分钟才打出物理系球队的水平。
和我们争夺冠军的是中文系队，他们人多将广，具有身高优势，内线进攻锐不可当，也是以全胜的纪录进入决赛。两支球队都志在夺冠，士气十分旺盛，“两强相遇，鹿死谁手”成了这场决赛的悬念，大家都想一睹为快。能否制约中文系队的空中优势是取胜的关键，永华老师就这个问题组织我们反复研究以小制大之策：中文系队的主要得分区域集中在篮下，一旦中锋在篮下拿到球强攻，不是他得分就是我们犯规，这就是中文系队的优势。如果高大中锋拿不到球或少拿到球，优势就会转化为劣势，所以物理系队要依靠团队的整体防守，阻止球传给篮下的中锋，择机实施全场防守夹击，打乱对方的进攻节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赛前我们还专门把这些防守战术演练了好几回，直到步调一致为止。
1978年冬季的一个下午，物理系和中文系的夺冠大战在长安山篮球场举行，两支啦啦队早就占据有利位置，球场四周挤满全校各系的篮球爱好者，工作人员勉强维持出离边线一米左右的间隔，以保证比赛能正常进行。赛前练球时双方都十分紧张，队员们一边互相鼓励，一边却忍不住偷偷观察对方。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中场跳球，中文系队的中锋凭借绝对身高优势把球直接拨给前锋，两个前锋一个交叉配合把球送进篮框，中文系首开纪录2∶0。物理系队发底线球把球推进前半场，中文系队采取“212”联防，严阵以待，忠信在圆弧外持球，见无人逼近防守，果断远距离跳投，球在空中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应声入网，场上比分2∶2。刚一开局两队就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物理系队坚持切入妙传打乱中文系队的防守阵脚，不断压缩对方防区，为投手忠信和发坤带来很多中远距离的投篮时机，频频得分。中文系队则利用空中优势，坚持篮下强攻，时而内外线配合，不断破网。两队你来我往，各有建树，比分交替上升，场外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大家都在为精彩的球艺喝彩，已经分不清谁是谁的啦啦队。两位教练使出浑身解数，不断调动人马更换战术，场上打出一个又一个小高潮，但很快又被对手制约而无法扩大战果，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流逝，比赛处在胶着状态，双方打得难分难解，场上比分一次又一次打平。两位教练都十分清楚，如果物理系队不能在最后阶段将比分拉开，则中文系队必胜无疑，因为中文系队的二线队员远远强于物理系队！此时一个念头在永华老师的头脑中一闪而过，是出奇制胜打“夹击”的时候了！他之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是因为这种打法十分冒险，要用三个队员防守住后场的两名进攻队员，其中两名队员“夹击”对方持球人，不让球掷出或传进入前半场，造成对方5秒或10秒违例，或混乱中择机抢断传球，但前半场只有两名队员防守3名进攻队员，一旦球传到前半场就形成三打二的不利局面。只有突然发动，让对方毫无心理准备，才有六七成胜算，所以这个战术规定由我择机在场上发动，打他一个冷不防。在离比赛结束还有五六分钟的光景，永华老师给我一个启动夹击的信号，我立刻暗示大家做好准备，当对方在后半场发边线球时，对方3名队员跑向前半场，只剩一名队员在后半场接应，机会来了，我突然大喊夹击，冲向发球队员，手脚并用封住他的传球路线，用身体挡住他的视线，那名接应队员也已被忠信和发坤卡住，无法上前接球，亮星和延兴则在前半场中路防守长传路线，发球队员手忙脚乱，5秒钟内无法把球掷出，裁判一声哨响，5秒违例，交换控球权。我立即抢过还未缓过劲的发球队员手中的球，迅速让裁判触球后，立即将球掷给冲入篮下的忠信，轻松取得2分，此时他们的3名队员还未退回来，看到是他们的底线发球，干脆留在前半场等待进攻。机会又来了，我再次逼住底线发球人，封堵他的传球路线，他看到后半场的接应队员被我们紧紧防守着，慌乱中想把球长传给前半场的同伴，没想到忙中出错，传球不到位，被埋伏在那里的延兴抢断，拨给亮星，亮星接球后直接一个长传，等候在篮下的发坤接球后三步上篮，再得2分。中文系队急叫暂停，面授破夹击之法。可是事发突然，队员一时间回不过神，思想还留在前面的片断。一分钟内两次夹击成功，使两队队员的心理都发生微妙的变化，物理系队开始掌握场上的主动权，最终战胜中文系这支超级强队，夺得全校篮球冠军。
不久，物理系的陈忠信、刘发坤、王延兴和我，中文系的荔生，数学系的洪立强、黄志平，地理系的陈少生、庄嘉洵，外语系的陈汉青，教育系的郑强，历史系的郑国政，组成福建师大篮球队，由郑永华老师任教练，洪可钦老师任领队，经过两个月的集训，夺得全省大学生篮球赛冠军，取得代表福建省参加全国大学生“三好杯”篮球赛的入场券。1979年夏，这支平均身高仅有17米多的福建师范大学篮球队赴成都参赛，挤进全国12强。
（黄锦衣物理与能源学院1977级校友，曾任泉州培元中学校长）校徽的记忆
◎叶建鸣
第一次见到福建师范大学校徽还是在我中学即将毕业之时。那是在1975年春夏之交，我们这些只学了“毛主席万岁”等红色口号的英语以及“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等课程就要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即将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天在街上不经意间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胸前有一块红色的小东西，注意一看，红底白字写的是“福建师大”4个行书字。这个字体似曾相识，后来在看报纸时，看到《福建日报》的报头上的“福建”二字与福建师大校徽上一模一样，哦！这是毛泽东的字体。再后来我听说，“福建师大”是从毛泽东不同的墨宝中找到这4个字组合而成，并非毛主席亲笔题写校名的，比如毛主席诗词“百万雄师过大江”中不是有“师”、“大”二字吗？也因此没有用“福建师范大学”全称做成校徽。这是我平生首次见到大学老师，当然是通过校徽判断的，从此对大学有一种向往和冲动，为后来执意要放弃工作上大学埋下一个伏笔。
上山下乡两年半后，我被招工进了国营工厂当了工人，当时应该是很不错的了。就在那时我们国家也开始恢复高考。为了实现上大学的愿望，就要与实力雄厚的“老三届”比拼，还要与生龙活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同台竞争。我白天上班，晚上复习，隔周上夜班，就白天苦读。高考成绩出来，我终于有了上大学的希望。但我家三代没有超过高中文化，我又离开中学几年，报什么学校根本没底。又是一个偶然场合，我第二次见到福建师范大学的校徽，燃起我上师大的强烈愿望。一次在市区骑自行车经过台江广场公交车站时，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男青年佩戴着白底红字的“福建师大”校徽在站台等候，他高挑的个头、文雅的气质，在一群候车人队伍里犹如鹤立鸡群十分抢眼，这一幕让我刻骨铭心，也使我后来的30多年能够与福建师大同发展共进步。
在志愿表上我把能报的师大理科专业都填满了，然后是一段漫长的等待与幻想交织的日子。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师大信封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心中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此时又面临现在来说是不存在的两难选择：是放弃十分难以得到的工作和工资去读书，还是留在工厂发展？因为此时我已调离生产车间到厂部科室工作，厂领导知道我被录取后，也一再说服我留下并描绘了我个人发展的光明前景。没有参谋、无处咨询，只能在心里权衡。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之前戴校徽的男学生形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坚定了我放弃工作上大学的信念。后来几年我在寒暑假都到厂里看望师傅和领导。再后来，这个曾经辉煌的工厂也倒闭了。现在回想起来，是福建师大校徽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入学后我领到了属于自己的校徽，我对着镜子把它别在胸前，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走到哪里都会见到过去我曾经有过的那种羡慕目光的投来。由于是市区学生，我必须走读，每天需要经过福州解放大桥到师大，当时福州市区闽江上仅有两座桥，时常会被堵得满桥都是自行车与行人。为了上课不迟到，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我只好使劲按着车铃，引起前方人们回头，他们看到我胸前校徽，只要有一点腾挪的空间，都会礼让我先过。这是我有了校徽后的第一个功用——人们为你让路，这是社会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体现。
毕业后我留在师大校部从事行政工作，我的校徽从白底红字换成了红底白字，同时我从以前的“走读”变成了“走班”，从骑车改为乘20路公交车。每天坐车我戴着校徽，很注意自己作为大学老师的形象，有座位就坐，见到老人、妇孺马上起身让座，当然也有师大学生给我让座。后来社会流传说扒手不偷老师钱财，是因为尊重老师，还是在那些人身上弄不到几个钱就不知道了。但我切身体会是，几年下来我在历来拥挤的公交车上确实没有被扒窃过。我想这应该是校徽的另一个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