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搬进师大教工宿舍，师大校徽也改了，据说是恢复高考后首任校长、时任校党委书记范公荣题写的“福建师范大学”字体，内容由4个字变为6个字，外观也从宽短变得扁长些。由于我在学校办公室工作，记得当时换领校徽时我领到的是“0013”号。这时除了学校通知要戴校徽，我在校内上下班就逐渐少戴校徽了。不过外出时戴上它，我又发现它还有一个功用。一次我陪同校部一位部门领导出差上海，住进华东师范大学招待所，晚上这位领导探亲访友去了。那时招待所没有电视机，我一个人就在华师大校园里走走，时近年关，十分寒冷，不能多待。当时走着走着，看到前面一座楼灯火通明，人挺多的，原来是图书馆，我戴着校徽跟着人流往里走，把门的看一下，就没有看出红校徽的前两个字不一样，这样我在图书馆看看杂志、翻翻书度过一个寂寥的寒夜。还有几次在非探视时间去福建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探视病人，我与同事一起戴着校徽，也很顺利挤开门口等候的人群，值班人员以为我们是“福建医科大学”教师来工作或带实习生来，在拥挤的场合，他们没有注意到红校徽的中间两个字不一样。
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辗转联系到全国政协副主席、佛教学家、著名书法家赵仆初先生为师大题写校名，随之校徽也改用赵先生的字体一直沿用至今。当时我还在学校行政办公室工作，这次换领到的是“0028”号，至今仍在手边，不过别针坏了已自己换过，不小心别上去容易挂斜了。前年学校迎接省文明学校复评，我又买了一面新校徽，比原来宽了、也长了一点点，也没有编号了。时光荏苒，从我进入师大30多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已将近退休年龄，以前的旧校徽不是毕业时交回或换领时学校收回，看来只有这枚旧校徽可以作为永久的纪念。
每当看到福建师大校徽，就会引发我许多的感慨与回忆。
（叶建鸣物理与能源学院1977级，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铅印，铅印！
◎陈希我
现在的《闽江》，已名副其实是铅印了。现在，只要会敲电脑，就很容易把文字变成铅印。也许正因此吧，文字也贬值了。
有的作家至今仍然拒绝用电脑，看起来好像顽冥不化的辜鸿铭，但即便是辜鸿铭，也有他的道理。比如那句“诸君心里那根辫子，要想除去没那么容易”，至今仍如雷贯耳。我呢，虽然已可算老网民了，可是在写作时，也仍然是离不开纸笔。我是因思维的缘故——思维飞翔的时候，笔是能支持“鬼画符”的，而键盘却不能，它必须敲出明确的字来。因为是“鬼画符”，所以文章既成，那些“鬼画符”的纸也丢掉了，以至于曾经有文学杂志需要我的手稿做封面，没有，只能去炮制一张，煞有介事涂涂改改，搞得比手稿更手稿。技术常常让假的更像真的。
但有的作家是因为珍爱手稿而弃电脑的。虽然当初也未必觉得手写的稿子美在哪里，但是现在濒临灭绝了，就觉出它的美了，甚至还有捍卫的悲壮。其实，当初爬格子，对写作者来说，绝对是苦差。成了名的作家还好些，至少爬得有结果。但即便如此，也未必有耐性，所以才出现由妻子或秘书抄稿的事。没有成名的，辛辛苦苦地爬，工工整整地爬，还不知爬完了，投出去，是否石沉大海。那时虽然有退稿，但是也难说的，即便是一来二去，也可能过了时效。那年代文学潮流一浪接一浪的，写得好，不如撞得巧，现在许多进入文学史的作家，都是撞了巧的。回头看看其作品，很一般的，但是人家代表了一种思潮了。所谓文学史，不过是文学思潮史。于是当初欲成名者，就用复写纸誊抄，同时投给不同的刊物。后来才知道这是愚蠢的做法：编辑看到你是复写稿，就知道你一稿多投，怎可能用？结果是连复写稿也泥牛入海了。
20世纪80年代，一根电线杆倒下来，砸死10个人，其中9个是文学青年。不被有头有脸的文学刊物理睬，就在文化馆刊物上自慰。大学里的文学期刊，说是学生练笔的地方，其实说是磨刀霍霍的阵地更为合适，随时瞅着登堂入室。这些刊物只是油印的，字是手刻的，我们学校的《闽江》也是。虽然主编陈章汉的仿宋字刻得十分漂亮，但仍然没有铅字的效果。那时候，文字变成铅字就有登堂入室的感觉了，是所有写字人的梦想。也正因此吧，到我接手《闽江》的时候，一个大胆的想法就出现了：我要把《闽江》变成铅印的！
这可不是容易的事。首先是钱，要花更多的钱。当时《闽江》靠系里拨经费，要拿钱，当然得接受领导。可是我却天生目空领导，系里谢副书记很关心《闽江》，知道我接手《闽江》了，曾约谈我，我却拖着直到毕业了，也没去。这样当然就不可能向人家提出增加经费要求了。何况把《闽江》变成铅印的，多少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铅印不是谁都可以做的，就好像公章不是谁都可以刻的一样。只能偷偷做，做贼似的。当然也因为铅印不是随便可以做的，所谓铅印，也就只能是打字，即用传统的打印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在蓝色的蜡纸上。我记得自己那时揣着一摞稿纸，好容易说服了某系的一个打字员，私下付钱，她利用上班空闲和下班后的时间，做“老鼠工”。但是文学作品的文字不比文件、通知，难敲，而且文字量又那么大，她一边打，一边发牢骚，喊后悔，几次要甩手了。我只能连哄带求，心里长吁：我这哪里是主编，简直是“叫花子”！
终于打完了。题图和插图还是得用老办法，拿笔在蜡纸上涂涂画画。生怕画坏了，整张蜡纸作废，回头再找那打字员补打，又要折腾了。至少要再付钱，我们已经把《闽江》的祖产都败光了。
接下去的事更难了。真正困难的才开始，就是必须找印刷厂。原来是在校办印刷厂印的，按规定，只能给我们印手刻版。找其他工厂，谈何容易。在中国，一切都是国家的。搞定一个打字员尚且不易，搞定一个印刷厂，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每每羡慕当初的陈然还可以印刷《挺进报》。好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经济放开了，单位也讲经济效益搞创收了。一个有背景的同学介绍了一个印刷厂，是部队印刷厂，但是没谈成。他们也不印，估计是没什么利润吧！走投无路之下，横下心来又回到学校印刷厂，说只不过是刻蜡纸和打蜡纸的区别。居然蒙混过关了。至今想来，也不知道怎么就被我蒙混过关的，也许是当时我太瘦了，面色苍白，经过折腾，更加弱不禁风了，让对方起怜悯之心了。
内页变了，脸也要改。中国人是最看重脸的。封面是我自己设计的。在蜡纸上刻当然不可能，特别是大面积的色块，只能采用版画。找了块木板，竭力刨平，磨光，在上面刻。一改原来的典雅风格，新封面简单而粗犷。甚至还一度要把原来的刊名题字去掉，在编辑部内部都起了反对之声，要知道，题字的是我们学校乃至全国学术界都有名气的权威。说到权威，我更不依了。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权威。当时孙绍振老师的威望也如日中天，但我就接受，还追随。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孙老师就是对权威开战的人，不唯权威，对一切权威发出质疑。现在想起来，孙老师给我最大的财富，就是这种敢于质疑的精神。一个好老师，不只是给学生知识，给学生技术，甚至这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给学生敢于质疑的精神。这是一把金钥匙，有了这把金钥匙，任何知识宝库之门都可能打开。
当然质疑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不知道我毕业分配上的受难，是否就是我的离经叛道应该付出的代价，但是张口吃现成饭，给什么就吃什么，肯定安逸，并且还能源源不断，而一旦要掀翻宴席，你就把自己推到不可收拾的境地了。但那时我其实只是个文学青年，所谓反叛，也只是一个文学青年的反叛。思想者反叛，循逻辑，圆体系；政客反叛，有纲领，有行动；而写作者反叛，只是任性、捣乱。作为文学青年，我更热心于写作，自己写，所以在章汉还在当主编的时候，我因为编《闽江》占用了写作时间，想离开《闽江》。我的几乎所有心思，都扑在自己写小说上了。写好，给孙老师看，孙老师就推荐去发表。但杂志社认为思想倾向有问题，毙了；或者建议我改，加个“光明的尾巴”，或者把小说背景放在尚被认为是“水深火热”的台湾。我拒绝了。如此修改，无法让我自己说服自己——这就是写作者反叛的糟糕之处。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写的文字没有一个变成铅字。
我是非常想把文字变成铅字的，做梦都想，所以才那么热衷要把《闽江》变成铅印吧！为什么要变成铅印？难道就因为铅印工整、漂亮？那与其是工整，毋宁是划一；与其是漂亮，毋宁是正规——总之是意味着被体制所承认，意味着“权威”，就像千百年来读书人读书破万卷，只是为了金榜题名。尽管我反叛传统，但还是泡在这个“酱缸”里。中国文化是很功利的，无论是辛辛苦苦的孔子，还是明哲保身的老庄，都世俗得很。在世俗的屋檐下，理想的势能是很低的，精神的视界是很小的。
甚至还更低，更小。当初总认为，自己如此热爱写作，是怀着使命感。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总觉得有使命感，其实不过是想出人头地，比如想早早就成为少年的刘心武，或者想获得女同学的青睐，那年代有多少人手拿《收获》、《十月》招女孩子的眼睛啊！又有多少中文系的学生跑到音乐系、外语系，高谈阔论巴尔扎克、卡夫卡、存在主义，勾引女生！我虽然没这么做，还拒绝编辑部的利诱，但骨子里也未必是超然的。无非就是把“要”置换成“不要”，把追逐置换成清高，其实是硬币的两个面，一如女人无论是应允追求者，还是拒绝，内心总是欣喜的，没有一个女人不喜欢被爱。所谓清高，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使命感亦然。只不过，后来真的陷进去了，比如至今文学早已成了鸡肋，谁要是在恋爱时说自己爱文学，不但不能让对方倾慕，反可能让对方弃你而去，但不写已不可能了，倒真被那个“命”套住了，宿命。但这宿命，也许恰又造就了决绝，所谓使命，就在这样的决绝中承担了。
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在毕业时的《学友录》上。每个同学用文字自我描述，铅印成小册子。我的自我描述被枪毙了，但是，我利用自己是《学友录》编委的机会，在去印刷厂校对时，又排了上去。我从小家住福州第四印刷厂边上，常跑那里玩，我能够比较迅速地在垒满铅仔的壁盘上找到我需要的字，其实也只有16个字：
生在娘胎，
长在狼窝。
心似天高，
身比地贱。
是真话，但也未免矫情。那年代的文字。
（陈曦，笔名陈希我文学院1979级，副教授）校园手机报的诞生
◎涂荣
每周三，手机彩信铃声如约响起，我便知道新一期的校园手机报来了。我们学校的校园手机报已创办两年了，但我依然怀着第一次收到手机报时的那种激动和喜悦。至今，我的手机里依然还保存着每一期校园手机报。因为珍惜，它记载了我们走过的路。
难忘的第一期
那是2010年3月9日，校团委的全部同志都挤在志勇的办公室里，对已经审定的稿子作最后的“装扮”。“这里最好用阿拉伯数字”，“这个符号改为星号更合适”，“条与条之间是不是应该空一行”……大家满怀着兴奋与期待，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激动。
现在看来，那期手机报的内容还比较简单，语言也比较官方，只有1张图片、4个栏目、10条信息、600多字。可这，却是我们辛苦了两个多月，小心翼翼迈出的第一步。
让学生直接听到我们的声音
一直以来，有个问题在困扰着我们：从校团委，到学院团委、年级团总支、班级团支部，再到青年学生，一共5个层级，信息的传递在不断衰弱甚至变形。全校4万多学生可能有很多无法直接听到校团委的声音。听不见声音，何谈什么引导、团结、带领？怎么办？
2010年初，团省委手机报的发行以及扁平化管理的理念一下子刺激了我。在1月份的校团委工作务虚会上，我们冒出了办校园手机报的念头，并立即展开调研，组建编辑队伍，联系通信运营商。
尽管已经是寒假了，我们几个人还在“折腾”。有时没办法，只好把碰面地点选在快餐店，几家的小朋友在旁边“大闹天宫”，我、志勇、少娟、承南、启思和扈妍同学等围在一起，逐项地论证、落实。我们想，既然要干，就要干好，就要“只争朝夕”，一开学就要把校园手机报给办起来。
我们一直在路上
我们真的办起来了！虽然遇到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大，但实际效果也比预想的要好。同学们的欢迎、领导们的肯定和战友们的鼓励，让我们信心倍增，不断攻克难关，勇敢前进。
当时，我们比较担心的是：鼠标一点，2000条彩信就刷刷刷刷地飞出去了，万一内容有什么问题，追都追不回来！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确定了手机报编发的5道程序，也被戏称为“五重保险”：首先由校青年通讯社的同学进行采编，而后请校团委宣传部长、副书记、书记分别审核，最后试发给校团委全体老师共同把关。这5道关都OK了，才能正式“点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