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田是秦汉以来由国家控制的土地。魏晋以后承汉余制，国家仍有大量公田被中央的一些机构、地方各级政权以及当地驻军所经营以供各项开支。如《晋书》卷94《隐逸·陶潜传》载：“（陶潜）以亲老家贫……以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这是行政部门的公田经营。卷62《食货志》载：元帝为晋王时，督课农功。“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这是明令地方驻军：军食由自己开垦公田解决，多劳多得。《宋书》卷29《符瑞志下》载：“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九月，嘉禾生太尉府田……”是太尉府种有公田。武帝永初二年（421年）二月，给官吏加公田。“萧思话为雍州，遣土人庞道符统六门田……”。明帝泰始三年（467）冬十月，诏令“复郡县公田”。梁伏，征为新安太守。“民赋税不登者，辄以太守田米助之。”传》。】这些记载说明，上自朝廷，下到州郡县各级地方政府、各方镇军府均有公田。另外，从《陶潜传》的记载还可以看到，公田虽为国有土地，但是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开支需要而决定如何经营。一些州郡如荆州，为更好地经营各自的公田，经朝廷允许，还专门设有主管公田的官员--监佃督。由设立监佃督一职可以推测，当时的军镇、州郡县境内的公田经营，可能采取的是军屯和出租给佃户耕种以收取田租两种方式。梁时，公田作为地方官府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提得更为明显。梁武帝天监中，裴邃为“北梁秦二州刺史，复开创屯田数千顷，仓廪盈实……”中大通初，陈庆之为南北司二州刺史，“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公田丰厚的利润，引起豪门强占公田，官府转租公田，贫民无田可种等问题。为此，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十一月下诏：“凡是田桑废宅没入者，公创（公家直接经营，为公家创收）之外，悉以分给贫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已假者特听不追。”
另外，宋、齐、梁时，朝廷给州郡官吏的禄秩，常以禄田的形式拨给地方，使其用耕种所获充禄。严耕望先生讲：“宋、齐时地方政府之公田，即地方长官之职田。”他又讲：“颇疑职公田与‘禄田’实为两种。‘禄田’即秩田，为地方官之正式俸田。”公田收入在名义上不属于长官所私有，但长官可以自由支用，有如今日机关长官之所谓办公费或特别费。严先生提出“公田”与“禄田”不同是对的。不过，他又讲：“名为办公而不用，实际等于长官私人收益也。”这个看法不太全面。实际情况应是，当时各级地方官府都经营有数量相对固定的公田。公田的收入归各级政府支用。至于是用于俸禄，还是用于办公费，则决定于各地方政府。
南朝时期，朝廷为了保证某些州郡的财政开支，还特别把一定地区的某些手工业商业归州郡经营。《宋书》卷39《百官志上》载：“卫尉……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是扬州经营着梅根及冶塘两处冶铸。铸冶的收入归扬州支配。还有那些地处边远地区的州郡，通过经营商业，或私自开发手工业冶炼，而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如元嘉初，刘道济做益州刺史。益州物阜人丰，“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值数百万者，（州长史）谦等限布丝棉各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府又立冶，一断民私鼓铸，而贵卖铁器……”交、广等州，凭借自己的地理优势和权力，与外国商人做买卖。当外商来州贸易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成帝时，（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安帝时，刘毅作荆州刺史，都督荆宁秦雍四州之河东河南广平扬州之义成四郡诸军事，借口荆州户不盈十万，器械索然，“广州虽凋残，犹出丹漆之用，请以先准。于是加督交、广二州”。这是刘毅通过奏请而获得对交、广二州丹漆的矿产开采权益。一些州郡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供自己自由支配的财政。
州郡以财政预算的方式到国赋中去分羹，约在宋政权时已有一些初步的规定。宋刘秀之，孝武帝孝建初为使持节、督益宁二州军事、宁朔将军、益州刺史。“折留俸禄二百八十万，付梁州镇库，此外萧然。”这段记载可隐约得知，益州可以在国赋中进行相当数量的财政折留，即留下俸禄钱米。除此以外，益州还可以有其他截留而刘秀之却没有留，因而受到史家的称许。到南齐以后，逐渐开始有类似于今天地方上报财政预算的做法。当时豫章文献王萧嶷，针对州郡官俸无定准，征收无规矩，开支无限定的情况，提出：“宜使所在各条公用公田秩石迎送旧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调，尚书精加洗核，务令优衷……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为恒制。”这是比较明确的，关于请求地方州郡为各自的财政开支提供预算计划的记载。
地方州郡还可以在所辖区内收取土特产税、经商税供自己支配。东晋初，甘卓为梁州刺史，“……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州境所有鱼池，先恒责税，卓不收其利，皆给贫民……”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十一月丁亥诏：“又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山泽之利，犹或禁断……”因工商估税及鱼池收入归州支配，所以州才能自行决定是征是免。以梁州例他州，应该是一样的。有的则是通过名赊实夺的方式来解决财政不足问题的。如宋初，刘穆之为丹阳尹，“时赊市百姓物，不还钱，市道嗟怨，（刘）秀之以为非宜，陈之甚切，虽纳其言，竟不从用”。宋末齐初，豫章文献王萧嶷为荆州刺史，“以市税重滥，更定格，以税还民。禁诸市调及苗籍”。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十二月壬寅，诏曰：“……又复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若是公家创内，止不得辄自立屯，与公竟作以收私利。”可知这一制度在南朝是相沿一贯的。
东晋南朝时期方镇强大，州郡等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自己的财政收入。所以，尽管朝廷总是在力争掌控地方财政，但始终无法做到有效控制。尤其是当权臣为荆州刺史兼都督时犹如另一朝廷，财权完全自主。桓温都督荆州兼领刺史时，“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前讲东晋时全国州区最多时为30州，桓温一镇即主掌8州财赋，而他实际专有的财赋总数，则要占到全国总赋税的半数。中央对地方财权监控乏力，于此可见一斑。
（四）其他收入
东晋南朝时期，地方州郡政府在实际的主政过程中，除了上述的财政收入外，其他的利益收入虽不是制度特别规定的，但至少也是制度所默认的。在这些利益收入中，首先是送故钱，其全称是迎新送故钱。这是一个老惯例。本是指地方长官因升迁调动致仕而获得的人情礼，但在实际中，送故钱成为离任长官发国家横财的机会。送故钱的数额因人而异。有的则明文规定，不给送故；有的则为显示清廉不取送故钱。如南齐范述曾，齐明帝时为永嘉太守。为政清平，“郡送故旧钱二十余万，述曾一无所受”。《南齐书》卷32《王琨传》载：“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而王琨却无所取纳，且向朝廷表献俸禄之半。而有的“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更有“去镇之日，府库为之空虚”的。南齐豫章文献王萧嶷，卸荆州刺史任，赴扬州为刺史时，还资被烧，“评直三千余万”。可见这些地方官吏迁转轮代时，不仅带物，而且带人，人力归私，官资衣食。
其次是战争劫财。东晋南朝时期，南北战争、内部兵变、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经常发生，于是，地方长官就可以借战争之机大发其财。如齐末，雍州刺史萧衍，起兵反齐，益州刺史刘季连首鼠两端，未能响应萧衍。萧衍任命南郡邓元起为益州刺史，以武力取代刘季连。“及成都平，城中珍宝山积，元起悉分与僚佐”。“元起之克季连也，城内财宝无所私……”但是，当元起在益州两年后回调时，则是“颇营还装，粮储器械，略无遗者”。“萧衍梁益二州岁岁伐獠以自裨润，公私颇籍为利”。
再次是盘剥和临时性的收费。地方官用盘剥来为自己的财政支出提供保证，在南朝各政权中屡见不鲜。宋政权末，沈攸之为郢州刺史。值明帝晚运，阴有异图。“自郢州迁为荆州，聚敛兵力，将吏逃亡，辄讨质邻伍。养马至二千余匹，皆分赋戍逻将士，使耕田而食，廪财悉充仓储。”张兴世，泰豫元年，为雍州刺史。元徽中，回乡，“拥雍州还资，见钱三千万”。垣叔通，宋明帝时，为益州刺史，极为聚敛。“凡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谓之赕，时人谓叔通被赕刺史”，蜀还之货过数千金。齐政权时，下邳人曹虎。隆昌、建武时，为雍州刺史。“在雍州得见钱五千万。”梁武帝萧衍时，急于黎庶，缓于权贵。甚至公开肯定怯勇贪残各有所长。这就为地方官盘剥获利提供了依据。所以，襄阳人鱼弘，前后历任三郡太守。公开语人曰：“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鮪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
临时性的收费，主要是指地方出现临时性的行政服务需求而征收税费。如《梁书》卷22《太祖五王·安成康王秀传》载：天监六年，萧秀就任江州刺史。“时盛夏水？长，津梁断绝，外司请依旧僦度，收其价值。”后来萧秀并未僦度收值，而是提供官船供百姓通行。从这条资料可以看出，以往的地方官是经常在盛夏河水暴涨之际，借百姓过河之需，出租过河渡具来收取费用的。
三军事权上：荆、扬重镇，非宗王莫领；动民行军，须手诏施行东晋南朝各政权均定都建康，地处长江下游。上游的荆州是朝廷的“外阃”，“兵强财富，地逼势危”。京师所在的扬州是朝廷的“内户”，地位与荆州等同。所以，此时的中央和地方在军权上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对荆、扬二州的控制上。东晋时，荆、扬二州多次被权臣掌控，先后发生了王敦、陶侃、桓温、桓玄称兵东下的严重事件。宋以后，为加强对荆、扬的控制，实行以宗王或皇子镇守的制度，一般情况下不用异姓。南朝也偶有以庶姓坐镇荆、扬的，但时间大多很短，年余即换。如宋明帝时，以王景文，外戚贵盛，强使其为扬州刺史。不久，又担心其不能侍奉幼主，不大可信，就自作谣言：“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来影射王景文、张永二人，迫使王景文很快奏求解扬州刺史一职。故而，朝廷希图让皇子宗王，“总戎马之权，居形胜之地”，能够加辅皇室，使皇祚永永。不唯如此，扬州境内的郡县，地近京畿，“国之形势，自非亲贤，不使居之”。
然而，西晋时出镇的宗王，大多有主政能力。东晋时期宗室衰微，只好依靠外戚。宋齐政权为了防止异姓控制荆、扬，依然用宗王或皇子出镇州郡。但成年者却不多，只好大量以幼王出镇，实行以封王控要州，以军事统行政，以长史或司马行府州事制度，即史书所说的：“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端拱守禄，尊承法度，张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朝廷明知封王年龄幼冲，无理政能力，却依然大量外派出镇，目的就是为了能有效地控制地方，而且，这也许是最好的控外措施。因为实行行事制度，行事职卑而权重，位低而命尊，十分有利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有学者作过统计：宋政权出镇幼王32人，10岁以下的有19人，11岁至17岁的有13人，其中尤以5岁至6岁与12岁至13岁者居多；齐政权出镇幼王有年龄可考者21人，尚有数人年龄不可考；梁政权有10人余；陈政权可考者18人，均为17岁以下者。因此，不论是封王还是外戚，只要实行以州贴府的都督制，都督兼刺史，地方军政大权兼掌，其不可驾驭就在自然之中。于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荆、扬地区，另一措施便不得不施行，那就是拆分荆、扬，削弱其军事力量。如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江州刺史臧质反叛。臧质被平定以后，孝武帝“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在郢州未置以前的元嘉中期，“巴东、建平二郡，军府富实，与江夏、竟陵、武陵并为名郡。世祖（孝武帝）于江夏置郢州，郡罢军府，竟陵、武陵亦并残坏，巴东、建平为峡中蛮所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无几。”这次分拆州区，力量削弱最大的是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