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隋后，大唐武德元年（618年），又“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而雍州置牧”。特别是隋唐之际，群雄拥兵，李唐政权在混一天下的过程中，对各拥兵者只要其归顺唐廷，就被委以州刺史之职。这种状况在湖、广、川最为突出。因此，州的数目再度膨胀。到贞观十三年，虽经并省，仍有三百五十余州。唐太宗时，就曾把三百五十余州刺史之名写于屏风之上，以便随时考察他们的政绩。唐前期的罢郡置州，再次把州恢复到隋时的地位。
唐中期，在州之上出现了监察性质的区划--道，凌驾于州之上。后期，安史之乱中设置节度使辖区，并使节度使兼任道采访使，从而形成道（方镇）-州-县三级制的地方行政体制，而州仍是其中一级。
唐王朝在藩镇割据中灭亡，代之而起的是宋。宋政权致力于消除藩镇势力，取消三级制，使地方政权重新回到州-县二级制，州又一次成地方最高政区。州长官称为知州。宋太祖乾德年间，从唐转运使设置中得到启发，于州之上置路一级机构。从形式上看州将路作为上级看待，实质上，路是监司，不是一级地方政权。只不过是宋廷把唐朝州之上的一级政权机构中的事权，分配给路的诸监司去主管。州依然保留有对朝廷的直接奏事权。有人称宋时地方层级是二级半或虚三级。但不论如何称，州作为宋地方政权的主体地位，一直未变。
宋在蒙古人的南下征伐中让位，蒙元帝国建立。元人在宋金政权的地方制度上，实行路-府-州-县的行政系统，并在其上设立行省作为最高监临机构。州作为地方政权的一个层级仍然未变。
元以后的明王朝，对元地方行政五级制进行改革，撤销路级建置，改路为府，将州分为直隶于布政司的州与隶属于府的州，形成布政使司-府-州-县等行政层级。
满人入关灭掉明朝，一方面将明末总督、巡抚变为固定官职，另一方面增加省份，缩小明时省的辖幅，将明十五省析为十八个省。雍正时，将明三、四级地方政区层级，简化为省-府-县三级。从清人的地方政权建制中，似乎看不到州这一级，但实际上，当时与府同级的还有直隶州，与县同级的有散州。
其次，再看三级制的影响。隋建立初，继续实行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建制。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改三级制为二级制。唐在地方建制继续实行二级制的基础上，随着太宗贞观元年（627年）设道这一监察区，玄宗天宝初设节度使主管的军事区出现，至唐末，二区合并凌于州之上，形成“县宰之权受制于州牧，州牧之政取则于使司，迭相拘持，不敢专达”的局面，致使三级制再次出现。
唐三级制中的一级政区--方镇将唐政权推翻，深深地教训了宋统治者，使其认识到，三级制绝不可行。于是实行诸监司制度，分割一级政区的事权。地方上实行二级制以避免三级制的危害。
宋元明各政权，虽然没有取消州这一地方行政层级，但宋代已不再实行三级地方行政建制，无疑是对三级建制的政治危害所做的一种有意避免。清雍正时期虽又实行三级制，但已经与魏晋南北朝及唐代的三级制大不相同。
从上面对魏晋南北朝以后，历代地方组织行政层级的简要勾勒，及对三级制度影响的叙述可以看到，即使是隋、唐、宋时期，州依然是地方一级政区。元之后，尽管州之上出现了各种名堂的高级政区，而州，则始终是元、明、清各政权地方行政机构中的一个重要层级，大多为第二级，少数时期为第三级。州真正退出地方行政层级的时间是在民国初年，前后共延续了一千八九百年。在整个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建制中，唯一能够和州的影响相媲美的，只有县这一层级，自秦之后，始终未被去掉。所以，州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最具生命力的制度之一。三级地方行政建制，又是对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制度之一。
六三级制的历史贡献
自秦皇统一六国，创立郡县，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模式，至秦末，全国共设郡四十有余。以秦始皇雄才大略，主地方四十余郡，尚不为难。西汉武帝时期，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国土面积骤然扩大，到西汉末，全国有郡一百零三，县邑道侯国一千五百八十五个。较之秦时，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增加一倍有余。人口增加更是前所未有。辽阔的疆土，倍增的行政单元，众多的人口，使汉廷深感，欲有效地控制地方已力不从心。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始设州监察区和州刺史监察官员，来加强对地方的督察，以确保中央集权的稳固与强大。
但是，随着州级监察区的设立，州刺史对郡县长吏的烦苛监督，使郡县权力相对减弱，州的权力不断加强，从而使中央对地方的监控权渐渐转向州区。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的刺史改牧，为州向一级地方官署演进迈开了关键的一步，同时，也为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转变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随着西汉哀帝和东汉灵帝两次刺史改牧，最终，确立了州作为一级地方政权的政治地位，也使长期以来，以郡县二级制为标志的中央集权模式，开始向州郡县三级制地方分权模式演进。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无疑为这种模式的最终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东汉政权灭亡之后，中央集权已不复存在。各州郡牧守借此而变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开始了地方分权的具体实践过程。为两晋南北朝的地方三级分权提供了很好地借鉴。因此，形成于东汉，而实践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县三级地方分权模式，为中国古代地方行政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州郡县三级分权模式，表面上，是对秦汉以来以郡县为标志的中央集权模式的否定，但它的出现，却是适应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需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以门阀势力把持朝政为主要表现；经济上，随着门阀士族政治势力的增强，大量的小农因破产而沦为徒附和部曲，被私家所窃夺，国家所能控制的编户大为减少；军事上，南北战事不断，各政权内部叛乱频发。门阀士族把持朝政，往往以控制重要州区为目标，这种控权方式，必然为地方分权提出要求。大量的小农沦为徒附和部曲，增强了士族把持地方州镇的实力，为他们攫取更大的权力提供了基础。南北战事不断和内部变乱频发，要求他们有更大的自主权去应付这些事变。上述种种都为地方分权提出了要求。而州郡县三级体制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因此，当三国时曹魏政权中的夏侯玄提出要废除郡级行政建制，实行州县二级制时，司马懿以“当待贤能然后了耳”一语加以搪塞。实际情况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非三级制无以应付那种局面。终南北朝之世，各政权都在努力加强皇权，削弱地方权力，但没有一个政权，敢首先废除地方三级制，实行二级制的。其原因盖在于此。
其次，隋统一全国以后，果断地改地方三级制为二级制，其原因不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级制不合理，而是一则因为随着统一的到来，内部的叛乱和外部的战争都基本消除，地方政权转以行政管理为主。州郡县三级体制，在新形势下表现出民少官多，叠床架屋的弊端来。二则因为朝廷要强化中央集权，魏晋以来的地方三级制不利于强化中央集权。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空前强盛，州（郡）、县二级制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经济管理需要，到唐玄宗天宝初，重新导致三级制的出现。这说明，发端于西汉末，形成于东汉末的地方三级制，长期存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
于是有人会问，三级制的实行使许多州刺史频频叛乱，反抗朝廷，当作何解释？这个问题应该从实行三级制的权力分配机制方面去考虑，而不是从三级制本身去追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乃至以后，地方行政体制实行三级制是历史的必然。朝廷在实行三级制的同时，又赋予了州级政权过多的权力。如州级行政长官，常兼所在都督区的军事都督，又兼本州刺史，甚或还兼领统府所在地的郡太守。有时刺史不兼太守，也要长史、司马、中兵、谘议等属佐兼任。这样一来，一个州刺史军民、兵刑、州郡集权于一身。这种州府权力过分集中的分配机制，势必导致地方频繁发生叛乱。但同时还必须看到，虽然叛乱不断发生，但最终又被州郡政府带兵众平息下去了。如果是三级制本身导致的地方频生叛乱，那么地方叛乱则永无平息之日。
所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三级体制应该辩证地认识，即一方面必须看到，州级高层政区，在中央与地方郡县间的中介或枢纽角色已不可缺少。三级制的实行，是中国古代地方郡县二级制度之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创新和发展，是一个地方行政管理和权力管理的全新模式，为后来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更好地管理地方，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实行的三级管理体制，又因朝廷下放给地方（主要是州）权力过多，使得地方形成末大不动，尾大不掉之势，导致地方经常发生叛乱。如果将此时的地方叛乱与前面的两汉和随后的唐朝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无疑是最多的。这又为后来封建王朝，尤其是宋以后的诸王朝，更好地管理地方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因此，我们在指出魏晋南北朝各政权的地方三级体制中，在权力分配机制方面有很大不合理性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个时期的三级体制，无疑是中国秦汉以来政治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建树。所以，三级体制创立的历史功绩与郡县二级体制的创立一样，都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