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蒙蒙亮的时候，隔着玻璃窗户望不见一点红霞，天色灰暗，只有随风乱摆的柳丝，我的心就沉重起来了。南方的天气，老是没一个准，一会下雨，一会天晴，要是又下起雨来，我们去桃花坪的计划可就吹了。纵使去成了，也会减低很多兴趣的。不知道为什么，那种少年时代等着上哪儿去玩的兴头、热忱和担心，非常浓厚地笼罩着我。
我们赶快起身，忙着张罗吃早饭。机关里很多见着我们的人，也表示担心说道：“今天的天气很难说咧。”好象他们都知道了我们要出门似的。真奇怪，谁问你们天气来着，反正，下雨我们也得去。不过，我们心里也的确同天色一样，有些灰，而且阴晴不定着咧。
本来昨天约好了杨新泉，要他早晨七点钟来我们这里一道吃早饭，可是快八点了，我们老早把饭吃好了，还不见他来。他一定不来了，他一定以为天气不好，我们不会去，他就不来了，他一定已经各自走了，连通知我们一声也不通知，就回家去了。这些人真是！我一个人暗自在心里嘀咕，焦急地在大院子里的柳树林下徘徊。布谷鸟在远处使人不耐地叫唤着。
忽然从那边树林下转出来两个人。谁呢？那走在后边的矮小个儿，不正是那个桃花坪的乡支部书记杨新泉么？这个人个子虽小走路却麻利，他几下就走到我面前，好象懂得我的心事一样，不等我问就说起来了。“丁同志，你没有等急吧。我交代了一点事才来。路不远，来得及。”他说完后不觉地也去看了看天，便又补充道：“今天不会下雨，说不定还会晴。”他说后便很自然地笑了。
不知怎么搞的，我一下就相信了他，把原来的担心都赶走了。我的心陡然明亮，觉得今天是个好天气。正象昨天一样：昨天下午我本来很疲乏了，什么也不想干，但杨新泉一走进来，几句话就把我的很索然的情绪变得很有兴致；我立刻答应他的邀请。他要请我吃粑粑，这还是三十年前我在家读书的时候吃过的，后来在外边也吃过很多样子的年糕，但总觉得不如小时吃的粑粑好。杨新泉他要请我吃粑粑，吃我从前吃过的粑粑，那是我多么向往着和等待着的啊！
我们一群人坐汽车到七里桥。七里桥这地方，我小时候去过，是悄悄地和几个同学去看插秧的，听说插秧时农民都要唱秧歌，我们赶去看了，走得很累，满身大汗，采了许多野花，却没有听到唱歌。我记得离城不近，足足有七八里，可是昨天杨新泉却告诉我一出城就到。我当时想，也许他是对的，这多年来变化太大了，连我们小时住的那条街都没有了，七里桥就在城边是很可能的。可是我们还是走了好一会，才走到堤上。这堤当然是新的，是我没见过的，但这里离城还是有七八里路。我没有再问杨新泉。他呢，一到堤上就同很多人打招呼，他仿佛成了主人似地抢着张罗雇船去了。
我们坐上一个小篷篷船。年老的船老板扬着头望着远处划开了桨，我们一下就到了河中心。风吹着水，起着一层层鱼鳞一样的皱纹，桨又划开了它。船在身子底下微微晃动，有一种生疏的却又亲切的感觉。
我想着我小时候有一次也正是坐了一个这样的小篷篷船下乡去躲“反”，和亲戚家的姑娘们一道，好象也正是春天。我们不懂得大人们正在如何为时局发愁，我们一到船上就都高兴了起来，望着天，望着水，望着岸边上的小茅屋，望着青青的草滩，我们说不完的话，并且唱了起来。可是带着我们去的一个老太太可把我们骂够了，她不准我们站在船头上，不准我们说话，不准唱歌，要我们挤坐在舱里。她说城里边有兵，乡下有哥弟会，说我们姑娘们简直不知道死活呢……可是现在呢，我站在船头上，靠着篷边，我极目望着水天交界的远处，风在我耳边吹过，我就象驾着云在水上漂浮。我隔着船篷再去望船老板，想找一点旧日的印象，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好象对划船很有兴致，好象是来游玩一样，也好象是第一次坐船一样，充满着一种自得其乐的神气。
船转过了一个桥，人们正在眺望四周，小河却忽然不见了，一个大大的湖在我们面前。一会儿我们就置身在湖中了，两岸很宽，前面望不到边。这意外的情景使我们都惊喜起来，想不到我们今天来这里游湖。可是也使我们担忧今天的路程，哪里会是杨新泉所说的只一二十里路呢。于是有人就问：“杨新泉，到你们家究竟有多远？”
“不远。过湖就到。”
“这湖有多少里，船老板？”
“这湖么，有四十里吧。”
“没有，没有。”杨新泉赶忙辩说着，“我们坐船哪一回也不过走两个多钟头。”
“两个多钟头？你划吧，太阳当顶还到不了呢。”
杨新泉不理他，转过脸来笑嘻嘻地说道：“丁同志，我包了，不会晚的，你看，太阳出来了，我说今天会晴的。”
我心里明白了，一定是他说了一点小谎，可是他是诚恳的。这时还有人逼着问，到底桃花坪有多远。杨新泉最后只好说，不足四十里，只有三十七里，当他说有三十七里的时候，也并不解释，好象第一次说到这路程似的，只悄悄地望了一望我。
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二十三岁，身体并不显得结实，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折磨的。他的右手因小时放牛，挨了东家的打，到现在还有些毛病，可是他很精干，充满了自信和愉快。你可以从他现在的精明处想象到他的多变的、灾难的幼年生活，但一点也找不到过去的悲苦。他当小乞丐，八岁就放牛，挨打，从这个老板家里转到那个老板家里，当小长工。他有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他却没有回过家，他们不是当长工，就是当乞丐。昨天他是多么率直地告诉我道：“如今我真翻身翻透了，我什么都有啦，我翻身得真快啊！我的生活在村子里算不得头等，可是中间格格，你看，我年前做粑粑都做了不少米啦。”
我告诉同去的几个人，他是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的。大家都对他鼓掌，便问他去北京的情形。他就详细地讲述他参观石景山钢铁厂，参观国营农场的感想。我问船老板知道这些事情不，他答道：“怎么会不知道？见毛主席那不是件容易事。杨新泉那时是民兵中队长，我们这一个专区，十来个县只选一个人去，去北京参加十月一号的检阅。毛主席还站在天安门上向他们喊民兵同志万岁。几十万人游行，好不热闹……”大家都听笑了，又问他：“你看见了么？”他也笑着答：“那还想不出来？我没有亲眼得见，我是亲耳听得的，杨新泉在我们乡做过报告，我们是一个乡的啦！”
当杨新泉同别人说到热闹的时候，船老板轻轻地对我说；他看着他长大的，小的时候光着屁股，拖着鼻涕，常常跟着他妈讨饭，替人家放牛，很能做事，也听话，受苦孩子嘛，不过看不出有什么出息。一解放，这孩子就参加了工作，当民兵，当农会主席，又去这里又去那里，一会儿代表，一会儿模范，真有点搞不清他了。嘿，变得可快，现在是能说能做；大家都听他，威信还不小呢。
我看杨新泉时，他正在讲他怎样参加减租退押工作，怎样搞土地改革。他的态度没有夸耀的地方，自自然然，平平常常。可是气势很壮，意思很明确。
太阳已经很高了，我们都觉得很热，可是这个柳叶湖却越走越长。杨新泉这时什么也不说，他跨到船头，脱去上身的小棉袄，就帮助划起桨来。他划得很好我们立刻赶过了几只船，那些船上的人也认得他们，和他们打招呼，用热烈的眼光望着我们。
还不到十二点，船就进了一个小汊港，停泊在一个坡坡边。这里倒垂着一排杨柳，柳丝上挂着绿叶，轻轻地拂在水面。我们急急地走到岸上，一眼望去，全是平坦坦的一望无际的水田，田里都灌满了水，映出在天空浮动的白云。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地，浓浓地厚厚地铺着一层黄花，风吹过来一阵阵的甜香。另一些地里的紫云英也开了，淡紫色的，比油菜花显得柔和的地毯似地铺着，稍远处蜿蜒着一抹小山，在蓝天上温柔地、秀丽地画着一些可爱的线条。那上边密密地长满树林，显得翠生生的。千百条网似的田堰塍平铺了开去。在我们广阔的胸怀里，深深地呼吸到滋润了这黑泥土的大气，深深地感到这桃花坪的丰富的收成，和和平的我们人民的生活。我们都呆了，我们又清醒过来，我们不约而同地都问起来了：
“你的家在哪里？”
“桃花坪！怎么没有看见桃花呀？”
“你们这里的田真好啊！”
杨新泉走在头里，指着远远的一面红旗飘扬的地方说道：“那就是我的家。我住的是杨家祠堂的横屋，祠堂里办了小学。那红旗就是学校的。”
我们跟在他后边，在一些弯弯曲曲的窄得很不好走的堰塍上走着。泥田里有些人在挖荸荠，我们又贪看周围的景致，又担心脚底下。温柔的风，暖融融的太阳，使我们忘却了时间和途程。杨新泉又在那里说起了他的互助组。他说：
“咱们去年全组的稻谷平均每亩都收到七百斤。我们采用了盐水选种。今年我们打算种两季稻，每亩地怎么样也能收一千斤。那样，我们整个国家要多收多少呀，那数目字可没法算，那就真是为国家增产粮食啊！对于农民自己也好呀！”
他又答复别人的问话：“要搞合作社呢，区上答应了我们，这次县上召集我们开会，就是为了这事。我今年一定要搞起来，我要不带头那还象话，别人就要说话啦，说我不要紧，是说共产党员呀！”
有人又问他的田亩，又算他的收成，又问他卖了多少粮给合作社。他也是不假思索地答道：
“我去年收了不少。我们全家八口人有十七亩来田，没有旱地，我们收了八千来斤谷子，还有一点别的杂粮。我还了一些账，把余粮卖给合作社一千五百斤。”他说到这里又露出一丝笑容。他不大有发出声音的笑，却常常微微挂着一丝笑。我总觉得这年轻人有那么一股子潜藏的劲，坦率而不浮夸。
走到离祠堂很近时，歌声从里面传了出来，我们看见一个长得很开朗的，穿着花洋布衫的年轻的妇女匆匆忙忙从祠堂里走出来，望了我们几眼赶快就跑进侧面的屋子去了。杨新泉也把我们朝侧屋里让，门口两个小女孩迎面跑出来，大的嚷着：“大哥哥！大哥哥！你替我买的笔呢？”小的带点难为情的样子自言自语地念道：“扇子糖，扇子糖。”
这屋子虽是横屋，天井显得窄一点，可是房子还不错。我们一进去就到了他们的中间堂屋，在原来“天地君亲师”的纸条子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纸条子的旧印子还看得见。屋中间一张矮四方桌子，周围有几把小柳木椅子，杨新泉一个劲儿让大家坐。我们这群同去的人都不会客气，东张西望的。有人走进右手边的一间屋子里去了，在那里就嚷道：“杨新泉，这是你的新房吧。大家来看，这屋子好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