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认为“心”是知觉的作用，出于个人自私目的的是人心，出于义理目的的是道心。人心总是自私的，道心总难免遭受人心的蒙蔽，所以难以使它充分显露。正确的行为和动机，就是“道心”，不正确的行为和动机就是“人心”。封建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努力使道心处于支配的地位。使“人心”服从“道心”的支配。朱熹比较详尽地论述了道心和人心的关系：“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照朱熹的说法，道心是从纯粹的天命之性发出来的，所以是至善的，即使下愚的小人也具有天命之性，不能无道心。至善的道心常受形气的私情所蒙蔽，微妙而难显现。人心来自人的形体，它是从具体的气质之性发出来的，可善可不善。即使上智的圣人也是理气结合生出来的，不能不具有气质之性，所以也不能无人心。人心对外界的反应，常产生过与不及的偏向，不容易适得其中，故危殆不安。故超凡人圣的修养方法并不是消灭人心，而是使人心服从道心，使危殆的人心由危而安，微妙的道心由隐而显。这样，一切思想言行自然就会合乎封建道德标准。
朱熹认为这种道德修养，最终的目的就是求仁。广义的仁是包括仁、义、礼、智一切封建道德的总的原则。仁指的是仁的本体，义指的是对仁的决断，礼指的是仁的具体仪节，智指的是对仁的识别。一个人求仁得仁，就是由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识别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就是智。识别仁时，他又有充分的勇气决断，按照仁的原则行事，这就是义。他在按着仁的原则行事时，又能熟悉各种合乎仁的标准的仪式礼节，这就是礼。这样他才能完成求仁的目的。但完成求仁得仁的过程，归根到底有赖于战胜人欲、恢复天理，使人心服从道心，道心得到完满的表现。而仁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就是天理。
朱熹认为修养的目的是求仁，修养的主要方法是主敬。主敬，是指体认天理的涵养工夫，做到精神专一，庄重肃穆，怀“畏谨”之心如事上帝，贯乎动静，表里如一。如此行事，就叫持敬。总之，“敬”的工夫，乃圣门第一义。
宋代与史学
宋代是一个史学兴盛的时代。时代风云际会、文化相对普及，造就了许多杰出的史学家，一批重要的史学著作也产生在这个时代。在北宋中期蓬勃兴起的儒学思潮影响下，宋代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思想内容上，其次表现在编纂体例上。
新儒史学家们认为，历史不应是史料或史事的单纯记载。而应通过史实来考察和揭示其治乱兴衰的轨迹，最重要的是要把儒家思想作为是非得失的评判标准。在当时，要求在史学领域中贯注儒家义理的风气流行。《唐史记》作者孙甫认为：为史之道，在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尚书》、《春秋》就是最好的典范；曾巩以“明理”、“明道”为史之要务，他以儒家之道为“天下之通道”，史家以此“明一代之得失”。他们已把史学作为弘扬儒学的工具了。
一，欧阳修的史学正统说
欧阳修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也是开创宋代史学新风的大史学家。欧阳修（1007—1072），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故欧阳修自称庐陵人。
欧阳修撰有《正统论》多篇，在宋代首倡史学的“正统”说，引起了热烈的“正统之辩”。他认为“正统”是“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也就是说那些统一了天下建立了王朝的时代才有资格称为正统。他赞同前人关于正统的两个标准，一是“君子大居正”，二是“五者大一统”。因为历史上有“不正与不一”的情况，所以欧阳修作“正统论”来予以阐述。欧阳修分析了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正统问题，分为四类：一是居天下之正，统一了天下。符合正统标准的有尧、舜、夏、商、周、秦、汉、唐。二是其始不得其正，最终能合天下于统一。勉强算得上正统的有晋、隋。三是其迹尚正，然两立不能合一，正统难以确定。这样的有东晋、后魏。四是既不得其正，又不能统一天下，难入正统之列，有魏、五代。
从欧阳修对各朝的“正统”分类可以看出，统一天下是最主要的标准。北宋《春秋》学重在“尊王”，“大一统”之说得以流行。
二、司马光的“资治”史学
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政治上，司马光守旧，竭力反对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长期辞官退居。其间写成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起开始编撰《资治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成书，历时十九年。这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他在《资治通鉴》的正文之外，对某些史实加以附论，表达了自己的认识，史学思想也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司马光在著述中，遵照据实而书的原则。自谓《资治通鉴》不立褒贬之法，不承担“拨乱世反诸正”的重任。也不谈什么正统问题，“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使善恶自见。在编纂方法上，司马光并没有采取《春秋》“微言大义”这类做法。他说“每患于载籍之繁”，史书浩如烟海，一般人都看不过来，何况是日理万机的君主了。因此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纂成《资治通鉴》一书。“不书符瑞，不语怪力乱神”是此书的一大特点。
《资治通鉴》是以“资治”为目的的。就内容而言，是一部政治通史，是要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的。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大凡刑赏、仁暴、义利、信诈、名实、才德、奢俭等，足以为统治者做借鉴之用者，记之尤详。
司马光强调统治者“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他认为，自尧舜以来，每言“稽古”，就是要以古为鉴。后代史家对于《资治通鉴》所起到的借鉴作用，予以高度评价。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序文中就说到，若不知《资治通鉴》，为人君“则欲治而不知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则“谋划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司马光表示，他作《资治通鉴》的目的是要以史明道。司马光是以自己所理解的儒学义理作判断历史“借鉴”作用的标准的，他把史学看做是“儒之一端”，后人指出此书“鼓吹六经，羽翼名教”，是有道理的。
重建儒家理想的纲常伦理和礼乐教化制度，是司马光“资治”的主旨所在。在《资治通鉴》开篇中，他就发了一通长篇大论，明确无误地阐述了这一主题思想。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就是“礼”，也就是明确君臣上下等级关系的“纪纲”和“名分”问题。进而司马光详论了春秋时代的礼制及其衰败。这种思想贯穿于全书之中，充分反映了司马光的政治历史观。
三、会通史学观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号溪西遗民，莆田（今属福建）人。居夹漈山，学者称夹漈先生。郑樵是两宋之际的史学家，著述繁富，所著《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在史学界有极大影响。此外尚有《尔雅注》、《夹漈遗稿》等，《宋史》有传。
郑樵勇于疑经，论史则鄙薄人云亦云、没有自己见解的陋儒。他在《通志·总序》中，批评当时的经史之学为“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因此立志要挽救这种颓唐的局面。郑樵反对以朝代来划分历史，甚至说班固是全无学术之人，斥其断代使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违背了孔子、司马迁的“会通之法”。他要“会天下之书”，“会天下之理”，成就自己的学说。
“会通”是郑樵史学思想的核心。他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认为史学如能像孔子那样，总汇天下诗书礼乐于一手、通贯二帝三王之历史演变，才能“其道光明”，百世不及。他称赞《史记》是“六经”之后的伟大著作，是百代史官的范本。唐代刘知几提倡“通识”，希望“总括万殊，包罗万有”，郑樵欧阳修塑像继承了这个思想，希望总汇百家之学，通而贯之，使史学有一个总体性，贯通性。
四、马端临与《文献通考》
马端临（1254—1323），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末史学家。宋元之际，战事频仍，文坛凋落，马端临感悟到时代的沧桑之变，于是叙历代典制，仿唐代杜佑的《通典》，撰写了《文献通考》这样一部“会通”性质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