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书癖，江冬秀没有。不过，江冬秀知道，书是胡适的命根子，既然她把胡适当命根子，也就爱屋及乌地爱上了书。抗战时期，江冬秀即便逃难也不惮烦难地始终带着胡适的几十箱书。
胡适的手稿在江冬秀眼中也是命根子一般。在一封家书里，江冬秀写道：“你的东西放在津，有一个箱子是老太爷同你的稿子，全放在一块，书目狠〔很〕长〔详〕细，有三百多张，你要那〔哪〕一部分或者用〔运〕此地来，还〔是〕存放那边，请明白写信来，我好办。”
胡适收到这封信后，就回信让江冬秀请人抄一份书目寄到美国。江冬秀不敢怠慢，忙找人抄了一份书目给胡适。为了使胡适的手稿不受损，江冬秀特意用一只樟木箱子装胡适的东西。
当胡适看到江冬秀寄给他的书目后，又得陇望蜀要江冬秀为他挑出十五箱书寄到美国。也难怪，一个饕餮之徒，光看菜谱当然不过瘾，胡适忍不住点菜了。胡适在信中说：
“这些书，我在医院时，看了书目，挑来挑去，总不能决定。现在费了两个早晨的工夫，挑出这十五个书箱。
北平出来的教书先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
在战火纷飞中，胡适的藏书得以保全，江冬秀功不可没。
韦莲司是胡适一生的知己，当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后，她曾致信给江冬秀表示悼念和慰问，部分内容如下：
“亲爱的胡夫人：
多年来，你一直生活在一棵大树的余荫之下；在你年轻的时候，也曾筑巢在枝头。这棵大树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哺育了千千万万饥饿的心灵；而这些果实将被永久地保存下来。
而今，这棵大树倒下了，对你，正是哀痛的时刻，你必感到大空虚。在这个大空虚里即将堆起哀悼者的追思和怀念。……。
我最珍惜的，是对你的友谊的追怀，和对这棵大树的仰慕。”
作为一个妻子，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丈夫还有另一个红颜知己，但江冬秀知道，自己粗通文墨只能做丈夫生活的伴侣，无法成为他精神上的密友，所以，丈夫有这样一位知己恐怕也是理所必然情有可原之事。于是，她大度地接纳了这位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她情敌的异国女子。她托儿子给韦莲司写了回信，向对方表示了诚挚的谢意。胡祖望在回信里写道：
“母亲头几天非常哀恸。哭得很伤心。现在已渐渐平息下来，血压也差不多恢复了正常。
我计划3月16日，星期五回到华盛顿。母亲在此将待到下葬以后。此后，她可能来美国短住。
母亲把你送她的银器给了我，我们会永远珍惜这份礼物的。母亲要我代她向你深致谢忱。”
胡适父亲死时，胡适三岁，胡适的母亲虚岁才23岁。一个23岁的小寡妇带着幼子，在一个大家庭里讨生活，全凭一个忍字。
受母亲的影响，胡适的一生也非常推崇忍，晚年更是到处宣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曾作诗《病中得冬秀书》：
？
“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喜欢。
我不认得她，她不认得我，我总常念她，这是为什么？
岂不因我们，分定常相亲，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
有了“情愿不自由”的达观，才有“也就自由了”的释然。
？
韦莲司一生苦恋胡适，为此终生未嫁，但她不想让胡适为此产生负疚心理，就给胡适写了这样一封信：
“你觉得，要是我结婚，你就能从责任或负担中解脱出来，而不知道我从未要你感觉有任何责任或负担。想到这点，也让我伤心。我没有要和你结婚，也没怪你对结婚所有的一种恐惧。
……。
从你的反应看来，要是我结婚，能减轻你精神上的负担，同时也能给你一些你所缺的自由。甚至于只是想一想，你都能感觉到自由。你的幸福在我讨价还价的时候，会考虑进去的。可是，恐怕我是不会为了讨你的欢心而去跟别人结婚的！！……我无法跟每一个要和我结婚的人结婚！而讽刺的是，我也永远无法和我唯一想结婚的人结婚。”
无法和意中人结婚，又不能忍痛割爱，那只好在忍受煎熬中享受柏拉图之恋了。
对江冬秀来说，胡适异国的行踪飘忽不定，胡适和异国女友的交往她也难知深浅，于是，她只能以满不在乎的言辞掩饰内心的满腹狐疑了。
三个人都能忍。
江冬秀和胡适的婚姻之舟，能数次绕过暗礁，驶过惊涛骇浪，终于抵达功德圆满的彼岸。与以上三个当事人的忍不无关系。
学者周质平所云极是：“回顾胡适与韦莲司五十年的交谊，‘容忍迁就’的又何止是胡适一人，韦莲司和江冬秀所表现出来的体贴和谅解，也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得。”
另外，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历经磨难终成正果，既说明了胡适不愧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也证明了寻常村姑江冬秀亦有其非同寻常的一面。
唐德刚曾说，江冬秀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我以为，江冬秀的“福”并非来自旁人的赐予而是来自她自己的努力和争取。
韦莲司： “思想上的互相启发是最有价值的友谊”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结识了韦莲司小姐。在日记里，胡适曾介绍了韦莲司小姐：“女士为大学地质学教授韦莲司之次女，在纽约习美术；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
韦莲司不羁的个性，优雅的谈吐，丰富的思想给胡适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一见如故，极为投缘，相识后常常聊天、写信，交流心得分享体会激励人生启发心灵。友谊之花历经五十年常开不败。
在给母亲的家书中，胡适夸赞了韦莲司一家：“此间又有韦莲司夫人者，其夫为大学的文学教师，年老告休。夫人待儿甚厚，儿时时往餐其家，亦不知几十次矣。……韦夫人之次女为儿好友…儿在此邦所认识之女友以此君为相得最深。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
胡适留美七年中，韦莲司对他的思想形成有重大的影响。他曾称韦莲司是“可以导自己于正确航向之舵手”。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说：“也许你不知道，在我们交往之中，我一直是一个受益者。你的谈话总是刺激我认真的思考。‘刺激’（stimulate）这个字不恰当，在此应该说‘启发’（inspire）。我相信思想上的互相启发才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友谊。”
一次，胡适和韦莲司谈到《老子》，胡适向她转述了老子关于水的名言：“上善莫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韦莲司听后，说：“老子亦是亦非；其知水之莫之能胜，是也；其谓水为至柔，则非也。水之能胜物，在其大力，不在其柔。”
韦莲司与众不同的解释令胡适耳目一新，赞道：“此言甚是。”
胡适曾对韦莲司说：“我国士大夫并不拒绝新思想”：
“达尔文《物种起源》在西方出版后，西方保守势力对其攻击不遗余力，且攻击的时间长达半世纪；而它在中国出版后，风靡全国。二十年来，‘竟存’‘天择’竟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韦莲司听后，道：“中国士大夫们这种做法并非完全值得肯定。西方人士不轻易人云亦云，任何新思想新说法，都要经过长期争论辩驳才能慢慢为人们接受。东方人士习惯膜拜名人名言，轻易就会为动听的学说所俘虏。西方不轻易接受新思想，未必是短处；东方轻易接受新思想，未必是长处。”
韦莲司的剖析别具只眼，让胡适心悦诚服。对这一问题，他也有了新的认识：“此甚中肯。今之昌言‘物竞天择’者，有几人能真知进化论之科学的根据耶？”
认识韦莲司后，胡适对于女性的见解“为之大变”：
“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盖女子有一种感化力，善用之可以振衰起懦，可以化民成俗，爱国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发扬之，不可不知所以因势利用之。”
此后，“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的观点贯穿了胡适的一生。
1919年8月，胡适撰文《谈“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呼吁社会能采取办法把女子从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我并不是说解放了的妇女便不该做煮饭炒菜洗衣裳的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女子是很配做学者或美术家的，因为社会的组织不完备，她不能不在她的小家庭里做那煮饭洗衣裳的事，这岂不是社会的大损失吗？”
胡适从美国回国后还为一个短命的弱女子李超写了篇传记，在传记的结尾处，胡适说：“我替这一个素不相识的可怜女子作传，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国传记里一篇长传。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功夫做她的传呢？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胡适写这篇传的最大原因还是想引起国人对女子教育的重视。
陈衡哲是胡适的朋友，她和任鸿隽结婚时，胡适为她写的对联是：无后为大，著书为佳。胡适写这对联是提醒陈衡哲不要过早生小孩，陷入家务活中，而是把精力和智慧投入到著述中。
胡适回国后大力倡导女子要接受教育要有独立的人格。他这样做，自然与韦莲司对他的影响和启发有关。
其实，胡适留学前就意识到女子“自立”的重要性。在《敬告中国的女子》中，胡适写道：
“我们中国的人，从前都把那些女人当作男子的玩物一般，只要她容貌标致，装饰奇异，就是好女子。全不晓得叫那些女子读些有用的书，求些有用的学问。那些女子既不读书，自然不懂什么道理。既没有学问，自然凡事都靠了男人，自己一点也不能自立。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中国虽有了四万万人，内中那没用的女人倒居了二万万，那些男人赚来的钱，把去养这些女人，都还不够。我们中国如何不穷到这么地步呢？那些女人，既然没有本事，若是她们还读了些书，能够在家中教训儿女，倒也罢了。不料她们听了一句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放屁话，什么书也不去读。咳！我们中国的女人，真真是一种的废物了。”
显然，那时候，胡适的“妇女观”还很模糊，尚未成形。到了美国，经过多次和韦莲司的交流和探讨并深受启发后，胡适的“妇女观”这才瓜熟蒂落的。
韦莲司曾问胡适：“若吾人所持见解与家人父母所持见解扞格不入，则吾人当容忍迁就以求相安乎？抑将各行其是，虽至于决裂破坏而弗恤乎？”
胡适经过思考，得出自己的看法。
他说，东方人往往容忍迁就（胡适将其命名为“为人的容忍”）：“推此意也，则父母所信仰，子女虽不以为然，而有时或不忍拂爱之者之意，则容忍迁就，甘心为爱我者屈可也。父母老矣，一旦遽失其所信仰，如失其所依归，其痛苦何可胜算？人至暮年，不易改其见解，不如吾辈少年人之可以新信仰易旧信仰也。其容忍也，出于体恤爱我者之心理，故曰‘为人的容忍’。”
而西方人，则各行其是，他们只认真理，不屈服他人。胡适认为，西方的“不容忍”是有其进步意义的：“盖人类进化，全赖个人之自荩。思想之进化，则有独立思想之功也。政治之进化，则维新革命者之功也。若人人为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行之独立自由，则人类万无进化之日矣。”
在给韦莲司的信里，胡适将自己的看法梳理得更为清晰、准确：
“亲爱的的韦莲司小姐：
昨天上午，我们谈到‘容忍’这个题目，我只说了东方人的看法，……。
东方人的看法也许可以‘利他的容忍’（altruistic toleration）来说明，那就是，容忍是对他所爱的人或爱他的人一种体贴或尊重。要是我们在突然之间摧毁对我们来说已经死亡，而对他们来说却极为重要的神圣事物，这对他们是个大痛苦。在观念上，我们年轻并富有创造的能力，但是他们已经过了人生之中成形的时期，所以他们已无法接受我们新偶像来取代他们的旧偶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容忍他们的信仰和观念。……这不是懦弱，也不是伪善，而是利他的，是爱。……。
西方的看法，据我说知，大抵是这样的：我们对自己有责任，而这种责任高乎一切，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我们必须独立思考，并不容任何事物阻碍个性和人格的发展。我们有幸能在新的阐释中见到持真理的人，必须坚持我们所见到的真理。我们决不妥协，为了理想和真理，我们绝不妥协。……。
西方的观点也绝不是自我中心的（egoistic），每一个个人应该有最大的自由来发展自己的能力，这对全社会的幸福是最有利的。只有每个个人坚持紧守他所相信的真和善而不满足于‘事物现存的秩序’，人类的进步才有可能。换句话说：我们的进步归功于激进和反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