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盾牌的两面。我两面都取。在家庭关系上,我采取东方的看法。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疚,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我将来和她共同生活以后,希望能渐渐地改变她的看法。
在社会和政治的观点上,我一向站在西方这一边。”
韦莲司提出问题,促使胡适去思考。而胡适在思考中获益良多,胡适为此向韦莲司表示谢意:
“你认为我所说的在两人友谊中所找到的快乐,我只是表达了自己,而你才是这个快乐的‘受益者’。这是你说的。这个说法不对——至少不完全对。我相信在智性的对话中,那个回答问题的人所得到的快乐绝不少于那个问问题的人,虽然前者只是回答,而后者只是提问。那个回答者有所得的途径不止一端。他有所得,因为一个问题引发了他去思考一个从未严肃思考过的问题。或者他对一个问题原本只有一种极端模糊而不确切的概念,而这个提问者促使他去做有系统的思考,把他的思想梳理得合乎逻辑,不前后矛盾,而又能清晰的界定,并透过他自己清楚而别人又能理解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唯有在经过这样界定,系统化和组织之后,有关这个主题的知识,才真正是属于他自己的。”
早在出国前,胡适的家人已为他定下了亲事。韦莲司也在胡适那里看到了江冬秀的照片,一个博士候选人竟然要娶一位没有文化的村姑,韦莲司对此有些不解和好奇,就写信问胡适:
“我不知道她(江冬秀)有没有想过现在的情形——看来她是想过的。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待你(胡适)和你的思想的。”
胡适在信中坦承:“我早已放弃她来做我知识上的伴侣了”:
亲爱的韦莲司小姐:
……。
其实,我也不知道她是如何看待我和我的思想的。在她心目中,我也许已经“理想化”了,但她对我的思想全无所知,因为她连写封短短问候的信都有困难,她的阅读能力也很差。在寒暄的信中是无法传达思想的,我早已放弃她来做我知识上的伴侣了。这当然不是没有遗憾的。诚如你所说:“这似乎很奇怪,而又似乎无所谓。”谁知道呢?我只知道我应该尽力去让她快乐,至于能做得多成功,我也不知道。我曾试着劝她在读书写字上多下写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这有无数的原因。然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母亲既不能读又不能写,可是她是我所知一个最善良的女子。
韦莲司虽然深爱胡适,但她尊重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尽管她知道,江冬秀在知识上很难成为胡适的知音,但谈及这位没有文化的村姑,韦莲司充满“同情之理解”:
“我在信中不会写任何东西是对你妻子不忠实或不体贴的(我相信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在我心中)。你妻子一定是非常爱你的。
把你看做是我少有的一个好朋友,这并不是对她(你妻子)的不忠。你总是给我心智上的启发,我非常喜欢,我并不要任何其他的东西。你们两人同是一个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品。她可能不很清楚,而你是完全了然的。你有许多许多机会,而她却没有,结果问题当然是出在对情况清楚的那个人身上。毕竟,我们只能谈该怎么过现在的日子,而不是谈梦中的情况。你已经证明你自己是个勇敢而坚贞的人。
寻求了解比理想化一个情况要有价值的多,对不对?我们从最近的谈话里学习到,嫉妒和爱情的关系……
理想化只会引向虚幻,而虚心的寻求了解却能引向意想不到的同情。”
韦莲司要胡适“虚心的寻求了解”,这样才能“引向意想不到的同情”,胡适后来正是这样做的。
胡适朋友高一涵娶了个风尘女子做老婆,当时高一涵夫妇和胡适一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胡适担心妻子江冬秀看不起那个风尘女子,特意写信关照江冬秀:“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她,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她。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
对那位风尘女子,胡适愿意““虚心的寻求了解”,所以才会深深地同情她。
虽然胡适和江冬秀在文化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他并不完全反对这种传统的婚姻,他说:“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而韦莲司正是这样的“友朋”。
既然胡适已有未婚妻,所以胡适和韦莲司都意识到,两人虽志趣相投,但友谊之花却不能结出爱情之果。所以韦莲司在信中忠告胡适“用意志的力量把注意力转移到友谊的更高层”。
韦莲司的人生观是“教育——选择——必要的行动”,胡适对此大为欣赏,说:“这是一个无懈可击而又富有逻辑的‘进程’”。
人人都有惰性,胡适也不例外。他在给韦莲司的信里承认自己旁骛太多,喜欢为自己的拖延找借口:“实际上,吾有点放任自流——正日渐远离吾之主要目标。也许,这主要该归于,吾总会找一个似乎言之有理之借口,——这是最为糟糕的。”
幸运的是,胡适遇到了韦莲司。而她正是胡适极为需要的一位“舵手”,给胡适指明方向,让胡适沿着正确的航线前进。胡适说:“到目前为止,除了你,没有第二人,能给我急切需要的忠告”。
为克服自己的惰性,胡适告诉韦莲司,自己将按对方的忠告行事:
“我已决心终止无目标的飘荡。昨晚我寄出了最后一批国内的消息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今天早上,我将把我书架上和桌上所有不相干的书,送还到图书馆去。此刻,我已下定决心,当按昨天你的忠告行事:‘空想到此为止——浪掷了多少宝贵时光!干正事吧。’现在要干正事了!”
胡适回国后强调“行动”,提倡“尝试”,根子在韦莲司对他的忠告。
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胡适多年是个极端和平主义者。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胡适仍热衷于世界和平运动,奉行“不抵抗主义”。1915年,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日本以战争威胁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1915年2月至5月,留美的中国学生为此展开热烈讨论,大多数学生主张对日开战。而胡适认为,战争只能带来毁灭,他主张以和平、不抵抗的方式解决冲突。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受到留美学生的冷嘲热讽。在康奈尔大学中国同学会所开的一次会上,胡适因事未出席,却发表了书面意见,当会长代念他的意见时,就连好友任鸿隽也忍不住地讽刺道:“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
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同学的理解和支持,胡适当然失望苦恼。他和韦莲司谈到中日问题以及自己的“不抵抗主义”,韦莲司的回答对他颇具启发,这从胡适回她的信中可看出:
“……。
你对中日问题的看法很具有启发性。敌人是使一个国家团结起来最有效的办法。我真诚地希望从这次侮辱的经验中,能带来一些好结果。据报导,政府已经赦免了孙中山和他的许多同党,并在政府中任了要职。我希望这一举动出自诚恳的动机。
……。你说的对极了:‘我们各尽所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一份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祠堂每半年举行一次的祭祀活动中,那个老年的司仪,用他庄严的声音说道:‘执事者各司其事!’我已有11年没参加这种祭祀活动了,但这句话却一直响在耳际,活在心中。这句话是多么真切,又多么重要!”
显然,韦莲司认为,作为学生,应做好“份内”的读书之事。韦莲司这个各尽所能各司其职的观点,对胡适的影响是深远的。此后,胡适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这一看法。
胡适还引用了墨子的一番话来证明韦莲司的观点。
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胡适认为,墨子这番话的精髓所在正是韦莲司所云“做好自己分内的一份工作”。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胡适认为,各司其事简直就是“救国金丹”:
“今日祖国百事待举,须人人尽力始克有济。位不在卑,禄不在薄,须对得住良心,对得住祖国而已矣。幼时在里,观族人祭祀,习闻赞礼者唱曰:‘执事者各司其事’,此七字救国金丹也。”
在名篇《实验主义》,胡适曾用“执事者各司其事”这七个字诠释杜威所说的“责任”:
“譬如一个医生,当鼠疫盛行的时候,他不顾传染的危险,亲自天天到疫区去医病救人。我们一定说他很有责任心。其实他只不过觉得这种事业是他自己的活动的一部分,所以冒险做去。他若没有这种兴趣,若不能在这种冒险救人的事业里面寻出兴趣,那就随书上怎么把责任心说得天花乱坠,他决不肯去做。如此看来,真正责任心只是一种兴趣。杜威说‘责任’(Duty) 古义本是‘职务’(Office),只是‘执事者各司其事’。兴趣即是把所要做的事认作自己的事。仔细看来,兴趣不但和责任心没有冲突,并且可以补助责任心。没有兴趣的责任,如囚犯作苦工,决不能真有责任心。况且责任是死的,兴趣是活的,兴趣的发生,即是新能力发生的表示,即是新活动的起点。”
胡适多次呼吁人们要“执事者各司其事”,当然要归功于韦莲司对他的启发。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留美的中国学生抗日情绪愈演愈烈,有人竟然主张“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这些过激之词在胡适听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疯癫”,为了让大家能理智地面对这一问题,冷静地商讨对策,胡适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发表《告留美学生书》,劝同学们要镇静,不能被爱国激情冲昏了头脑。
胡适《告留美学生书》的精华部分就是对韦莲司“各尽所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一份工作”的阐释和引申:
“……。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是应该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地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如祖国能渡此大难的话——这点我想是绝无问题的;或者去为祖国起死回生,如果祖国真有此需要的话。
弟兄们,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
总而言之,让我重述前言,请大家不要冲动;让我们各尽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求学!”
胡适把这篇《告留美学生书》寄给韦莲司,请她批评。韦莲司在回信中,赞扬文中有关学生责任那段话“鞭辟入里”,但她对胡适的某些言词也提出委婉的批评。
胡适批评留美学生出于爱国激情的激烈言辞是“不折不扣的疯癫”,他甚至讽刺一些爱国学生为“爱国癫”。韦莲司对此予以含蓄的批评。她认为一般留学生的态度虽不明智,但态度背后却蕴含着宝贵的动力,展现出来的是“元气、生命力以及团结的倾向。”他建议胡适不能只对他们泼冷水,而是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们同学们的爱国激情。韦莲司提醒胡适,如果不能为同学们确立一个高远的目标,那他们是无法接受冷静的劝告的。
韦莲司肯定胡适所说的“各尽所能,各司其职”是一个积极的方案,但她认为,胡适有必要在文章中将这一方案阐述得更为具体、透彻。
胡适完全接受了韦莲司的批评和建议,并按韦莲司的劝导着手写第二封《告留美学生书》:
“你说的对极了,要保持冷静是非常困难的,而冷静只能从行动中获致。在我写那封《告留美学生书》时,甚至我自己也是不冷静的。
在我呼吁大家冷静的同时,完全没能理解到群情激奋背后的一种精神,而在你的信里,对这种精神却大表赞扬和理解。”
胡适告诉韦莲司,在第二封信中,自己会就“如何尽到责任”提出一个积极的方案,他在信中罗列了“方案”的要点以征求韦莲司意见。
这第二封《告留美学生书》因故未能刊出,但它足以证明,韦莲司对胡适思想的影响,迅速而重要。可以说,胡适是怀着一种愉快的心情接受韦莲司的批评和忠告的。
1915年5月7日“露西塔尼亚号”油轮在爱尔兰海岸被德国的潜艇击沉,1198位乘客死亡,其中有139位美国人。美国政府为此三度警告德国。而美国主战派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在全国掀起一场备战运动。各种民间的备战团体纷纷成立。已下台的前总统罗斯福主张全民练兵;已退休的陆军参谋长伍德将军,组织了夏季练兵营,专门训练大学生。胡适所在的康奈尔大学的教师,也不甘人后,有一百名教授组成教授连,胡适的老师布尔教授即为其中一员。布尔教授情绪高昂,经常裹着绑腿在校园训练,当时的他已年近六旬。
胡适当时还是极端的和平主义者,自然不理解布尔教授的行为。他和韦莲司谈到自己对布尔教授的看法。韦莲司的回信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