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红唇了，
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
为生活而流浪，
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他独自走了，
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
我在家里等待着，
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
七
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
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父亲是我的敌人，
而他不是，
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
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八
我没有家，
我连家乡都没有，
更失去朋友，
只有一个他，
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
九
泪到眼边流回去，
流着回去浸食我的心吧！
哭又有什么用！
他的心中既不放着我，
哭也是无足轻重。
十
近来时时想要哭了，
但没有一个适当妁地方：
坐在床上哭，怕是他看到；
跑到厨房里去哭，怕是邻居看到；
在街头哭，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十一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从这首诗中，我们也可看出，萧红之所以容忍萧军的移情别恋，完全是无奈，因为“我没有家，／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除了忍气吞声忍辱含垢，她又能怎样呢？或许萧军也意识到她身世上、性格上的这一弱点，才会那么有恃无恐堂而皇之地“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两人的关系因萧军的婚外情而日趋紧张，在朋友的劝说下，两人决定分开一段时间，萧红去日本疗伤，萧军去青岛小住。萧红没想到的是，她去日本不久，萧军的爱又有了新的目标。当时黄源的妻子许粤华从日本回国不久，萧军竟和朋友的妻子一见钟情，迅速堕入爱河。萧军此前的婚外情，完全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且从结果来看也是铩羽而归。而这一次，他的爱终于修成正果。萧军的爱不仅有了热烈的回报，且让对方珠胎暗结。
此前，当萧军有了婚外情后，萧红还可以找人倾诉自己的苦恼和烦闷，而这一次，萧军给她带来的却是无法言说的伤痛。因为，黄源和许粤华是她和萧军共同的友人。如果萧红对别人倾吐自己的伤痛，自己颜面扫地不说，还会给好友带来极大的伤害。
就连萧军后来也承认，他的这次恋爱“深深刺伤”了萧红：
“在爱情上曾经对她有过一次‘不忠实’的事，——在我们相爱期间，我承认她没有过这不忠的行为的——这是事实。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
“如果说对于萧红我引为终身遗憾的话，应该就是这一次‘无结果的恋爱’，这可能深深刺伤了她，以致引起她对我深深的、难于和解的愤恨！”
萧红在文字里没有提及萧军这一次对她的“伤害”，因为，这是无法说出口的伤害。惟其如此，受伤最深。正如她在诗中说的那样：“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在萧红的生命中，萧军是她的恩人、情人和志同道合的伴侣。她对萧军的爱，浓烈而深沉。尽管萧军的鲁莽、蛮横和花心给萧红带来难以言说的痛苦，但她对萧军的爱始终如一。当萧红远渡扶桑，安心疗伤之际，她最牵挂的人仍旧是曾伤她很深的萧军。旅日期间，萧红给萧军写了数封信函，每一封都有着细致的叮咛和温婉的嘱咐：
“……。现在我庄严地告诉你一件事情，在你看到之后一定要在回信上写明！就是第一件你要买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脑神经很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并且很软。第二件你要买一张当作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单子，就像我带来那样的，不过更该厚点。你若懒得买，来信也告诉我，也为你寄去。还有，不要忘了夜里不要吃东西。……”
过了一段时间，萧红在信里再次嘱咐萧军去买一个软枕头，提醒他不要在夜里吃东西：
“你一定要去买一个软一点的枕头。否则使我不放心，因为我一睡到这枕头上，我就想起来了，很硬，头痛与枕头大有关系。……”
“大概你又忘了，夜里又吃东西了吧？夜里在外国酒店喝酒，同时也要吃点下酒的东西，是不是？不要吃，夜里吃东西在你很不合适。
你的被子比我的还薄，不用说是不合用的了，连我的夜里也是凉凉的。你自己用三块钱去买一张棉花，把你的被子带到淑奇家去，请她替你把棉花加进去。如若手头有钱，就到外国店铺买一张被子，免得烦劳人。……”
不厌其烦的提醒和反反复复的叮嘱，蕴藏着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深情。
然而在萧军眼里，原本感人至深的嘱咐成了烦人不浅的“干涉”：
“她总要‘干涉’我的生活上一些琐事，什么枕头硬啦，被子薄啦，吃东西多啦，多吃水果啦……其实我这个人，自幼出身于农村，又受过若干年严格的军事训练，从十多岁就开始练习各种武艺，……什么饥寒劳碌穷苦……可以自豪地说：全经见过，它们是压不倒我的，我从来就蔑视它们，在这方面她怎能和我相‘比’呢？”
温馨的叮嘱竟然成了嘈杂的唠叨，要怎样深的隔膜，才能导致如此焚琴煮鹤的误会？
妻子的关心应该让丈夫感到暖意融融，而萧红的关心，却让萧军“很不舒服”，他晚年还说出这样的话：“她常常关心得我太多，这使我很不舒服，以致厌烦。这也是我们常常闹小矛盾的原因之一。”萧军厌烦萧红的“关心”，正是因为他内心缺少对萧红必要的爱。
爱的匮乏，带来了难以化解的隔阂。
对两人性格上的差异，萧军也非常清楚，他曾说：“如果按音乐做比方，她如用一具小提琴拉奏出来的犹如萧邦的一些抒情的哀伤的，使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无法抗拒的，细得如一根发丝那样的小夜曲；而我则只能用钢琴，或管弦乐器表演一些奏鸣曲或交响曲！这与性别和性格的区分是有一定关系的。”
性格上的差异，使两人龃龉不断，争执不休。在两人世界中，萧军粗犷有力，大大咧咧，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萧红多病多愁，敏感细腻，安于弱者角色。她的温柔和隐忍没有换来萧军的收敛，反而让萧军顺理成章地把她当成“受气包”。很多时候，萧军伤害了萧红，却浑然不觉，反而从中获得一种快感。
比如，在萧红面前，萧军喜欢故意大发谬论，引起论战，和对方争执得面红耳赤，最终把萧红气哭。
一次闲聊，萧军突然一本正经地说：“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最伟大，中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算它；至于诗，那最不足道。”说着，他对在座的人逐一点评：“我写的长篇小说《第三代》最伟大；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被日本飞机炸掉了，等他重写出来再看吧；萧红你想写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我看你没那个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萧军翘起小拇指，对锡金说：“你是这个！”
萧红听到萧军这番“谬论”，立即对他进行驳斥。两人争执起来，态度愈来愈激烈，言辞愈来愈尖锐。这时胡风来了，问清原委后，就对二萧说：“你俩说的都有些道理。这样吧，你们把各自意见写出来，下期《七月》出个专辑，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两天后，胡风来取稿。他看了看萧军的稿子，高兴地说：“对呀，对呀！”萧红听了很吃惊，难道胡风会赞同萧军的歪理？胡风说，我读给你听：“衡量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二是认识生活的深度，三是表现生活的精度……这不对嘛！”萧红一听气坏了，对着萧军嚷道：“你好呀，真不要脸，把我们驳斥你的话写成你的意见了！”说罢，委屈地哭了。萧军则装腔作势地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
你看，萧军明明知道，萧红说的在理，却口是心非地和对方争执不休，直到萧红被他气得痛哭流涕。萧红最反感的就是萧军蛮不讲理地攻击她取笑她，而萧军偏偏喜欢这样做，仿佛从萧红的泪水中获得莫大的快慰！晚年，萧军对此才有沉痛的反思：
“她最反感的，就是当我无意或有意说及或玩笑地攻击到女人的弱点、缺点……的时候，她总要把我做为男人的代表或‘靶子’加以无情的反攻了。有的时候还要认真生气甚至流眼泪！一定要到我承认‘错误’、服输了……才肯‘破涕为笑’、‘言归于好’……。我有时也故意向她挑衅，欣赏她那认真生气的样子，觉得‘好玩’，如今想起来，这对于她已经‘谑近于虐’了，那时自己也年轻，并没想到这会真的能够伤害到她的自尊，她的感情！”
这种迟来的忏悔，也许会减轻萧军的内疚，但对九泉之下的萧红，其实毫无意义了。
萧军的小说《烛心》《为了爱的缘故》均取材于他和萧红相识于东兴顺旅馆的经历。在《烛心》中，萧军直露地宣扬、甚至可以说是炫耀他的“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哲学，根本没给萧红一个妻子理应得到的厮守终身的承诺；在《为了爱的缘故》里，萧军索性说出了心中的悔意：为了萧红，而失去了投笔从戎的自由。远在日本的萧红读了《为了爱的缘故》，内心凄然，通过书信，吐露了自己的忧悒和不满：
“在那《爱……》的文章里面，芹（以萧红为原型的主人公）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读了使自己感到了颤栗，因为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我想我们吵嘴之类，也都是因为了那样的根源——就是为了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从此我可就不愿再那样妨害你了。你有你的自由了。”
萧红读了萧军的小说“感到了颤栗”“ 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那自然是因为萧军把萧红写得太不堪了；而她说“你有你的自由了”则表明她对自己和萧军的婚姻已非常失望。不过，萧红太痴情了，她还在等待，等待萧军能放弃他“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哲学；她还在寻觅，寻觅那个曾不惜一切救她于危难之间的东北汉子。
在萧军眼里，萧红从来都是弱者。对于弱者，他关心，保护，但心情不顺的时候，弱者也成了他的受气包。对萧军来说，萧红要么是他保护的对象，要么是他出气的可怜虫，而从来不是平等的爱人。
一次，萧红对聂绀弩大吐苦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萧军的动粗，让萧红的肉体受损害；萧军的不忠，让萧红的心灵被侮辱。一个病弱而敏感的女子，长期以来，饱受灵与肉的双重折磨，情何以堪！即使和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林黛玉相比，萧红命运也强不了多少！
萧军对萧红的不忠，他自己都承认了；至于他的动粗，二萧的友人也亲眼所见。
胡风妻子梅志在《“爱”的悲剧》中记录了这样一桩事：
“一个日本的进步作家来上海游历，特别想见见许广平先生和我们大家。在一间小咖啡室里，萧氏夫妇来了，还有另外几位。但是大家最奇怪和最关心的是萧红的眼睛，她的左眼青紫了很大一块，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背着客人走到她身边轻声地询问：‘你怎么了，碰伤了眼睛？’‘好险呀！幸好没伤到眼球，痛不痛？’‘怎么搞的？以后可得小心呀！’对这些好心的问话，她平淡地回答：‘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了硬东西上。’她又补充一句，‘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回答得虽然有点吞吞吐吐，但我们谁也没有不相信。送走了客人，大家都一起在街上遛马路时，太太们又好心地提起这事，主要是希望萧红以后要小心，萧红也一再点头答应我们。可是走在一旁的萧军忍不住了，他表现出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萧红只淡淡地一笑：‘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同时她还细声地告诉我，‘他喝多了酒要发病的。’‘不要为我辩护，……我喝我的酒……’我们不好说什么，就这样各自散了。”
无独有偶，作家靳以在《悼萧红》一文里也证实萧红曾挨过萧军的拳头：
“……从前那个叫做S的人，是不断地给她身体上的折磨，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要捶打妻子的。有一次我记得，大家都看到萧红眼睛的青肿，她就掩饰地说：‘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这时坐在她一旁的S就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他说着还挥着他那握紧的拳头做势，我们都不说话，觉得这耻辱该由我们男子分担的。幸好他并没有说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么可以呀’的话来，只是她的眼睛里立刻就蕴满盈盈的泪水了。”
这里的S显然就是萧军。
不过，晚年的萧军却不承认“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捶打过妻子，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