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碑林集刊(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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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明正统朝修造“下番海船”与下西洋之役

———《郭琰墓志》中的相关史料初探

周 郢

当郑和完成七下西洋的壮举之后,这种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在中国再未继续,盛极一时的海船修造业也由此而衰替。虽在此后的大明宫廷之上,也有两次重下西洋之议———一次是在天顺元年(1457),明英宗复辟伊始,“欲遣指挥马云等使西洋”;另一次是在成化九年(1473),明宪宗索郑和下西洋水程,意欲重启使番之役,但均为禁海派大臣所阻,而未能重起征帆,致“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航海伟业,终成历史绝响!

然近读史时发现,先于上述两次重下西洋之议,早在正统一朝,明廷便有一次“督造下番海船”之役,其役实与下西洋的拟议密迩相关。

兹先引录新发现的《故中顺大夫贵州思州府郭府君墓志铭》(以下简称《郭琰墓志》)上的一段记载:琰,府公讳也。字瑰宝,生于永乐甲申四月二□□日。及长,以礼部送郡庠中。宣德十年,乡举经魁。正统六年,除福建福州府同知。八年,上命工部侍郎焦宏督造下番海船一百二十只,委府公为八府总提调官,督造有法,军民蒙其利。不□月,海船□完,八府军民吏至府拜谢者以万计。

墓志中所述之郭琰(1404~1458),明山东泰安州(今山东泰安市)人。宣德乙卯(1435)举人,历官贵州思州府知府,卒葬故里。乾隆二十五年(1760) 刊《泰安县志》卷9《古迹附冢墓》载:“郭琰墓:在(泰安) 城西孔道北。” 民国时出土王圭所撰志石,原石今佚,文字被民国泰安学者王次通录存于《岱粹抄存续编》卷4中。

墓志历叙正统间郭琰在福州同知任上,曾受委督造“下番海船”。查明黄仲昭等纂、弘治四年(1491)刊《八闽通志》卷31《秩官》“福州府·国朝文职” 同知下载: “郭琰:正统间任。” 可知墓志所述志主任职及时间均无讹误。何为“下番海船”,至为关键,宜先作诠说。当时称南西亚各国为“番国”,如巩珍记诸国风土之书,即名《西洋番国志》;航海出访各国,则称之为“下番”,在明代典籍中, “下番” 之词屡见,如《明成祖实录》卷120载诏谕:“下番一应买物物件……暂行停止。”如此,则郭琰所造之“下番海船”,应是用于出使西洋各国的航海船只。在《明仁宗实录》卷1上所载仁宗即位诏中,便径称郑和出使船只为“下番海船”:“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 得此佐证,乃知《郭琰墓志》中所云“下番海船”,当即明廷之下西洋海船。

这次修造“下番海船” 的工役,由福州同知郭琰主持,当是兴工于福州等地。这是因为福州是明代南洋航运的重要根椐地之一,与海外通商的海船多在闽江口修造,时称为“福船”。据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部分船只,即是由福建船厂承造。据《明成祖实录》卷20上及卷27所载:永乐元年(1403) 五月,成祖“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继之又于二年正月,“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直到正统四年仍有若干供下西洋用的巨舶存放于福建。福建即是船舶修造的重要基地,墓志中称其工役由时任福州府佐的郭琰承办,其记录应是真实可信的。

不过,根据正史的记载,明廷早在正统元年(1436) 便明确颁诏停造下西洋海船。

《明史》卷82《食货志》云: “英宗立,罢诸处采买及造下西洋船木,诸冗费多敕省。” 而至正统八年,又重启这一造船工程,其事正史未书,其录弥足珍贵。而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郭琰墓志》中记载的承造海船数量之大, “上命……督造下番海船一百二十只,委公为八府提调官”,动用的力量多达“八府”,参与的军民吏员多至“万计”。关于此次海船的数量,可以郑和七下西洋的船数作为参照。郑和于宣德六年(1431)在福建长乐所立《天妃灵应之志碑》中自称: “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 又清代蔡蒹秋《西山杂志》云: “郑和、王景弘、张文等造大舶百艘,率军二万七千人……从苏州刘家港入海。” 据郑鹤声先生的研究,郑和出使船队数量最多的一次为二百零八艘,其他各次也在百艘上下。而本次由郭琰修造的海船,数量一次便多达一百二十艘,几与郑和使船规模相当,称得上是一支大型远洋船队。这点足以说明,正统八年修造“下番海船”,不会是日常的造船事务,而很可能是一次明廷出使西洋的准备工程。

明英宗是一位对出使西洋抱有热情的君主,除去天顺元年(1457)欲遣马云出使一事外,天顺二年(1458)及三年九月,司礼监太监福安曾两度向其建议仿照先朝遣使西洋之例,前往海外诸国收买诸宝物:“永乐、宣德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 “乞照永乐、宣德年间差内外官员往西洋等处采买”。这时的明朝已是经历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等非常事变,早已“国势寝弱”,而明廷君臣尚不绝启帆西洋之念,那么在英宗统治前期———正统八年,为英宗亲政的第一年,上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英宗开始摆脱羁绊,亲理政务,当时国力尚强,英宗也有意振作,在这种情况下,其产生过重下西洋的考虑,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正统八年的“下番” 拟议,不仅发之廷堂,而是已付诸实施。据《郭琰墓志》所载:“不□ (数) 月,海船□ (工) 完。” 可谓下番之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那么,这次远航何以戛然中止?再者,对这一次工程浩大的“下番海船”之修造,《明实录》等官方史籍为何无一字载录?如《郭琰墓志》中提到的“上命工部侍郎焦宏督造下番海船”一事,在各史中只述及焦宏以户部侍郎往沿海备倭(《明史》卷10《英宗前纪》记正统七年六月壬子,“户部侍郎焦宏备倭浙江”),未言造船使命。《明英宗实录》卷18虽载焦宏奏言“浙江及苏松沿海卫所修造备倭船”事,却也无只字道及同期修造于福建的下番海船。种种疑点,令人迷惑。据笔者揣测,正统间的这次海外远航之议,由于外患(负责造船的焦宏同时负责备倭,可见局面的紧张) 与内忧(据《郭琰墓志》船工数年之后,便有福建“延平贼寇二万余人以叛,河道不通”,可见境内局势也不平稳)而最终偃旗息鼓。此后数年间,禁海派得势,明英宗思想也转向保守,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其因福建巡海按察司佥事董应轸奏报,濒海“居民往往嗜利忘禁”, “私通外夷”,英宗即“命刑部申明禁之”。因而史官在纂修实录、国史时,便有意芟除了这次大造“下番海船”欲重航西洋的记录。

《郭琰墓志》相关史料的发现,可藉以对有明一代的下西洋史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在郑和下西洋之行中止之后,明廷有多次重启使船之议。早在正统间明廷便大修“下番海船”,意欲重航西洋,只是因故未行。天顺初“英宗复辟甫数月,欲遣都指挥马云等使西洋”,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十年前的“下番” 旧事重提。复次, 《郭琰墓志》的相关记载也为明代船舶修造史的沿革提供了新证。曾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宣德朝以后,随着大规模远洋航海活动的结束,中国与海外诸国的交往亦随之大为减少,打造众多的巨型海船已无用武之地,遂不再制造。” 将海船修造业的下限设定于宣德朝。今知迟至正统一朝,福建船厂还曾承造“下番海船” 百二十艘之多。此役虽最终未能远航西洋,却可视为明代大规模修造远洋海舶的一次余响。

附:王圭《故中顺大夫贵州思州府知府郭府君墓志铭》天顺三年冬十月朔后五日,有神州郭氏孝子三人,身被衰麻,手执行杖,来于予前,跪而泣曰:“我父灵柩在家停久,今卜良辰,安葬祖茔之中,丐先生为文,以志我父之行止,可乎?”予感此言,不容有辞,谨按行状所载,以道其实迹。

府公祖讳原,字良陈,故不仕;祖母吴氏。考讳居仁,以府公旧职赠奉政大夫、修正庶尹、□ (福)州同知;妣赵氏,赠宜人。子四人:长曰恕,次曰琰、曰皀、曰…琰,府公讳也。字瑰宝,生于永乐甲申四月二□□日。及长,以礼部送郡庠中。宣德十年,乡举经魁。正统六年,除福建福州府同知。

八年,上命工部侍郎焦宏督造下番海船一百二十只,委府公为八府总提调官,督造有法,军民蒙其利。不□月,海船□完,八府军民吏至府拜谢者以万计。

十三年,延平贼寇二万余人以叛,河道不通,府公运粮万石以□军。十四年冬,总兵官宁阳侯陈懋、保定侯梁瑶、平江侯陈豫统士兵十万至城,以剿贼,时府公独负任事,□米供需不乏。都布按三司咸具本,奏保福州府知府,未允。景泰改元,宁德县贼寇聚众无算,蒙委府公率士兵千人,夜半至贼所,厥明与贼交锋,连战皆捷,贼遂败走,擒获者千余人。时刑部尚书薛希琏镇□□□及布按二司具结以闻,上嘉其功,遣礼部验封司主事余子英赍帑、帛四段以□之。二年,将满,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闽县等□□三县军民复保府公知福州府事。三年秋,遂以九载通考至京;冬十一月,升直隶池州府知府。而考为□ (最),□受诰命,封赠如仪。未几,丁内艰,守制,还家。六年,服阕,改知贵州思州府知府。七年,民遭苗寇之扰,府治皆焚,府公立松山寨以救民,而民复业来归者千数。是年,民艰于食,赋税不完,遂以请于上,蠲免者万石,民方得苏,远近称扬。天顺二年八月十一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有五,三年十月十九日葬于祖茔。呜呼!古之人有大功德于民者,后世子孙必食其报,今我府公出身勤劳如此,其不矜不伐又如此,将见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易》不云乎: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况府公次子名者,中乡举,任陕西巩昌府儒学司训,近闻府公丧,守制回家。余子曰盈、曰云,亦皆聪明俊秀,有可用之才,此非余庆而何哉?予也既志其实于前,仍系以铭于后。铭曰:伟哉府君,早入黉宫;经魁多士,名冠山东。及任府佐,秩满无过;平贼有功,未尝稍挫。文武兼全,莫与争先;我思古人,亦可骈肩。功勋赫赫,本于一德;欲知其详,观此石刻。

时天顺三年冬十月十九日,石匠作头李眅菖刊(责任编辑:陈根远 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