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不缺乏勇于改革者，当中华面临千年来所没有面临过的奇变时，中国人没有退缩。中国的精英阶层--士大夫们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世界，开始积极向西方学习，为中国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朝政府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地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等多方面的活动。
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经过四年的酝酿和争论，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为此，它开始实行“自强新政”，主要内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在这方面，以对外国侵略者退让妥协的策略，争取其军事上的支援，加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军事力量。当时主张办“洋务”的一批贵族和官僚，被称为“洋务派”。其中主要人物，在中央有奕诉、桂良、文祥，在地方官僚中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了适应形势需要，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以奕诉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办理外交事务为主，同时办理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活动。
一、初期军事工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其直接目的是镇压人民反抗，因此，一开始就以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为主要任务。
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弹药、炸炮等军火。该所以手工制造为主，未雇洋匠，是清末最早官办的近代军事工厂。而购买西方近代军事武器较早而又较多、创办近代军用工业的规模较大而又较早者，是李鸿章及其统率的淮军。1862年4月（同治元年三月），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看到洋兵“队伍既整，炸炮又准”，非常羡慕，认为“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于是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淮军，并相应地改变操练技术，又于是年冬聘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筹建洋炮局，并令韩殿甲、丁日昌先后在苏州办了两个洋炮局，制造弹药和短炸炮、前膛枪等武器。淮军使用洋枪洋炮的速度发展很快。据1864年8月至1865年6月十一个月的军需支出报告，支放购买外洋各项军火价值银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余两；支放制造西洋炮火各局工匠物料并京营弁兵薪粮等项银十一万零六百余两；而支放旧军备则仅六万九千余两。
清政府创办的近代军用企业早期规模最大的有四家：①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等将容闳从美国买回的“制器之器”的机器设备，加上在虹口购买的旗记铁厂，和原来的上海洋炮局合并建成，主要制造军火和轮船。②金陵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将苏州炮局部分设备西迁南京，并加以扩充建成，主要为“剿捻”制造枪支弹药。③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专造兵、商各轮船。④天津机器制造局。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主要制造华北地区用来“剿捻”的军事装备。设立这四个企业的目的，除了用于生产军事装备这一主要任务外，也带有制造机器轮船、发展民用工商业的意图，这在江南、福州二局表现得比较明显。
清政府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虽然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很强，具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毕竟是新的近代大工业生产，其部分产品以商品形式出售，所雇用的工人又都是出卖劳力的产业工人，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
二、后期军工和民用企业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初，形势发生了变化。1870年（同治九年）发生天津教案，1871年沙俄派兵进踞伊犁，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海防、塞防同时告警。外国资本主义的加紧侵略，破坏了1860年建立起来的“中外和好”的局面。在国内继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失败之后，少数民族起义也于1873年被镇压下去，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乘“中外和好”之机，加强和加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尤其外国廉价商品输入激增。在40、50年代，每年中外贸易额不过一千万至三四千万海关两之间，1864年即达到一亿零五百万海关两。外国商品输入增长率最高的是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纺织品。中国对外贸易由出超逐步变为入超。于是在一部分开明官僚士绅和具有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抵御外侮和挽回利权的思潮。
为了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适应当时的内外形势，清政府在军事上大力建设海军、增强海防，编练区别于湘淮军的新式陆军的练军；在经济上，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和扩大原有的军用工业之外，主要着重于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以期与洋商竞争。1873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是由军用工业为主向民用工业企业为主转变的标志。由于洋务运动的任务和内容有了某些改变，洋务派在原有官僚集团之外，又加了一些买办商人和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
为了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除设厂制造兵船外，还以重金向外国购买军舰。建立海军、购买兵船早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就已开始，兹后三十余年间陆续买了各式兵船多艘，主要用于在长江和沿海某些要害处建立水师。当时虽有建立南洋、中洋、北洋三洋水师的设想，但并未实现。把三洋正规海军的建立提到日程，始于1874年。由于“东瀛小国”日本侵略台湾，清政府受到震动，一时“海防议起”。为了加速建立海军，清政府先后向英、德等国订购舰只，建立了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中法战争中，福建以及南洋水师受挫。1885年（光绪十一年）后，重点建设北洋海军。为了避免中法之战中“局势太涣、畛域太分”之弊，又成立海军衙门以统一事权，以醇亲王奕诉为总理，庆郡王奕诉、直隶（约今河北）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此后陆续向外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等铁甲舰和其他比较先进的舰只，均投入北洋海军舰队。1888年北洋舰队初步成军，舰队编制基本采自英国。拥有战舰铁甲二艘；巡洋舰七艘；守船六艘；辅助战守各船鱼雷艇六艘；其他还有练船、运输船等，共计二十五艘。与海军建设相适应，沿海各重要海口还设置了炮台等防御工事。1875年后，先后筑有烟台、营口、旅顺、大连、威海等处炮台。这些军事设施，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虽然起了一定的抵御外侮的作用，但因清朝统治的腐败而终于惨败崩溃。
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企业，一为“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并获得饷源；同时也为军用工业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炭燃料可以由自己创办的这些工业得到供给，减少对外国的依赖。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有四项：①轮船航运。轮船招商局自1873年开业后，即与太古、怡和及旗昌等轮船公司展开激烈竞争。1877年收买旗昌船产，竞争力加强，后又迫使怡和、太古与之订立齐价合同，在经营中赢利丰厚。②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他金属矿藏。1875年开始在直隶开平、台湾基隆、湖北广济三处兴建用机器开采的煤矿厂，同时开采和冶炼平泉、云南、淄川等处铜、铅矿藏。90年代初，张之洞在湖北办成以汉阳铁厂为中心兼采煤采铁的钢铁联合企业。③电报。从1880年津沽架设电线之后，李鸿章即委派盛宣怀督办津沪、长江、沪浙闽粤等地电线架设，并逐渐推广全国，实现与欧洲通报。④纺织业。有80年代初左宗棠在兰州利用当地驼、羊毛办起的机器织呢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前者为官本官办，由于销路不畅和技术落后等原因，未能成功。后者为官督商办，经过十年筹建于1890年投产，并拥有十年专利权，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纱、洋布的进口。1893年机器织布局毁于火灾，李鸿章又委派盛宣怀规复并新建规模更大的华盛纺织总厂。
洋务派办的民用工业企业，除少数为政府出资的官办者之外，大多为官督商办。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在资金来源和经营管理上虽有差别，但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它们虽然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抑制下，得不到正常发展，但毕竟是冲破了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而出现的近代新的生产方式，并且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三、新式人才的培养
与工业企业和新式海军等事业的需要相适应，在洋务运动期间还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洋务运动起步之初，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设备，兴办军事工业及购买洋枪洋炮和轮船等种种事宜，主要是依靠外人和“洋匠”办理。为培养翻译人员，清政府于1862年（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随后又设立了上海、广州广方言馆。以后，洋务派又在实践中认识到，要真正办好“洋务”，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中国必须有通晓洋务的人才。为培养这样的新式人才，一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二是开办学堂。
派遣学生出国始于1872年的幼童留美。此事由容闳倡议，丁日昌支持，曾国藩、李鸿章会奏促成。由于幼童学习领悟较快，时选十二岁至二十岁之聪颖者，共一百二十人，分四批出国。所选者在国外由小学、中学升至大学，主要攻读铁路、船政、矿务、电学、军事技术、外交等专业。但由于顽固派反对和经费短缺等原因，19世纪80年代初被中途裁撤。尽管如此，在留美幼童中，许多人后来仍成为学有专长的人才，如詹天佑等。在派遣留学生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认为，出国留学人员应以经过外语训练的成年人为宜，学习期限三至五年。当时具备这个条件的主要是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所以自70年代中期以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以福州船政局者居多。首批为三十人，学习制造和驾驶；1881年（光绪七年）续派十人；1885年第三批三十人，均赴英、法学习。此外，还有派赴德国学习陆军和张之洞派赴欧美学习冶炼钢铁的一些留学人员。
80年代清政府在国内创办了许多专门性的学堂。1880年起先后在天津、上海、南京等处开办电报学堂，1880年在广州创办西学馆，1883年在吉林创办表正书院，1887年在台湾创办西学堂，此外还办有商务学堂、医务学堂、矿务学堂等等。在近代军事学堂方面，有天津、广州的水师学堂，广州水陆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等。
四、洋务运动的失败
19世纪70、80年代，是洋务运动兴旺发达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产生，新式海军、防御工事的建设初见成效，新式人才的培养也提到议事日程。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在艰难曲折中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洋务运动发展到80年代，随着洋务事业的开展和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传入，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具有倾向资本主义的早期改良主义社会思潮。王韬、郑观应等就是这一思潮的佼佼者。他们把东西方各国的君主专制、民主共和、君民共主三者加以比较研究，认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制最适合于中国，提出了开国会、设议院的要求。
然而，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要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即用科学技术为手段，达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洋务派官僚不愿也不敢提出把专制制度改革为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要求。正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既不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又不可能摆脱封建势力的阻挠和浸蚀，因此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1894年（光绪二十年）清政府在中日战斗中战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证明了富强未能达到，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