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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顶峰,是中国农民阶层的自救运动。这场农民战争是中国从旧时期向新时过渡的标志。

中国近代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伟大农民战争及其所建立的政权。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领导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64年7月(同治三年六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为清军所陷,太平天国中央政权覆亡。

一、金田起义前夜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外国资本主义虽然已经打开中国的大门,但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仍是当时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17世纪末叶,清初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已经逐渐恢复,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和商业,高利贷盘剥日甚一日,广大农民在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生活日益贫困。自乾隆(1736~1795)以后,大量农民被挤出土地而流离失所,陷于“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悲惨境地。在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时,人口的增加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政治方面,清朝统治者厉行民族压迫政策,凶暴贪残,剥民脂民膏。到嘉庆以后,清朝封建政权隳废疲敝,全部国家机器已经腐朽无力。

这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夺取了五口通商权利,又以大批鸦片输向中国,使中国白银每年外流达二三千万两,造成银价高涨、钱价暴跌,从而加剧了广大人民的生活贫困和社会动乱。由于银贵钱贱,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土地所有者负担加重了三倍,雇农和城市雇佣劳动者的工资也迅速下降。银贵钱贱严重影响着清朝的统治。五口通商后,东南地区原有的交通运输业工人大批失业,很多人“流而为匪”,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由于洋布的输入,大批手工业工人也被抛进游民失业者的队伍。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到处发生农民群众反抗地主官绅的自发斗争。太平天国起义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清朝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广西爆发的。

二、前期迅猛发展的斗争形势

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因多次应试落第,开始信仰上帝。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初夏,他和好友、信徒冯云山等人入广西活动。1847年秋,在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根据地。洪秀全以传教为掩护,向农民宣传反清思想,吸收农民参加“拜上帝会”。他们宣传上帝为“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人人是“天生天养”;“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人人都是平等的。凡拜上帝的人,“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与上帝对立的是害人的阎罗妖头。所有神佛都是“阎罗妖之妖徒鬼卒”,凡供奉阎罗妖和神佛的皇帝、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贼,也都是“妖”,都是“天所不容而所必诛者”。拜上帝会捣毁神佛,教人只听上帝命令,“不从清朝法律”。它以紫荆山区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平南、藤县,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陆川以至广东信宜,迅速发展,贫雇农相率加入。到1849年和1850年间已有众万余人。

洪秀全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于1850年夏通知各地会众到紫荆山前的金田村“团营”。各地会众在向金田村会集的过程中,与清朝的军队、团练多次发生战斗。团营后,按军事编制建立起一支队伍。1850年11、12月间,他们在金田村附近和平南县的思旺墟先后击败清朝官军的进剿,阵斩清朝副将伊克坦布。1851年1月11日,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拜上帝会群众在金田村“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洪秀全称天王,立幼主,设百官,蓄发易服,从此,太平天国起义开始。9月,太平军突破封锁,东出平南,在官村大败追兵,克永安州(今蒙山),在此封王建制。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此后,清军分南北两路围困永安。太平军粮草殆尽,孤城难守,于是突围北上,进攻桂林。1852年5月(咸丰二年四月),撤桂林围,北出湖南。经全州时,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6月,由陆路攻入湖南境内,克道州(今道县),扩军休整,湖南群众加入者约五万人。9月,挥师北上,进攻长沙,西王萧朝贵中炮牺牲。11月,撤长沙之围,出洞庭,入长江,1853年1月初占武昌。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不到一个月,就沿江东下,二十多天连克九江、安庆等地而皆不守,兵锋直逼南京城下。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随即分军攻克镇江、扬州。自金田起义起,仅用两年三个月就席卷江南,截断清朝漕运,控制了中国的东南要地。

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洪秀全主张分军驻守江南,取河南建都,然后大军渡河,攻取北京。杨秀清却以为南京资源丰富,地势龙盘虎踞,是帝王之家,决定在南京建都,号称天京。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以杨秀清、萧朝贵名义发布安民告示。

天京既建,太平天国立即出师北伐、西征。北伐军在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下,自扬州出发,穿越安徽、河南,突破黄河天险,迂回到山西境内,东向折回河南,再进入直隶省(约今河北)。10月前锋迫进保定。清廷惊恐,咸丰帝准备逃往热河,官僚豪富纷纷逃走。太平军见清军已严扼保定,乃从深州(今深县)乘虚而入,改从东面攻北京。到达天津附近静海时,大水淹没道路,严寒倍添困难,清朝大军结集在杨村以阻止北进,北伐军被迫南撤。1854年5月粮尽,退守直隶东光县连镇,坚守待援。林凤祥率部与清军相持将近一年之久,次年3月突围时被俘,后在北京英勇就义。李开芳先守山东高唐州(今高唐),后突围南下退守茌平县冯官屯,兵败,被执送北京处死。北伐军以两万余人孤军远征,长驱六省,血战两年,全部壮烈牺牲。这次失败,使太平天国失去了攻取北京的最好机会。

太平天国的西征取得了辉煌胜利,安庆、九江、武昌等省会要地被再次攻占。西征军最盛时曾深入到湖北宜昌、湖南长沙附近。1854年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崛起,西征军一度遭挫,但太平军在石达开等率领下反攻获胜,稳定了局势,把曾国藩困在江西南昌,又从江西抽调兵力回师,大败长期屯兵天京城下的钦差大臣向荣的江南大营。其时,长江千里,上自武汉,下至镇江,都归太平天国版图。新克州县,群众争先归附。

太平天国起义的胜利发展,大大推动和鼓舞了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其中声势浩大的起义有:1853年5月黄德美在福建海澄(今属龙海)领导的小刀会(天地会支派)起义,9月刘丽川在上海领导的小刀会起义;1854年7月陈开在广东佛山领导的三合会(天地会别系)起义;1855年夏张秀眉在贵州台拱厅(今台江)领导的苗族起义,同年秋张乐行在安徽亳州雉河集(今涡阳)领导的捻党起义;1856年10月杜文秀在云南大理领导的回民起义,等等。它们有的与太平天国取得联系,有的遥相呼应,以太平天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反清起义高潮。

三、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和政策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印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要求根据新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一种一切财产公有制,“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后半年,由于天京缺粮,形势紧迫,不得不暂时“照旧交粮纳税”以求取得粮食来救急,因而未能实行平分土地方案。太平天国对凡被称为“妖”的官僚和反对起义的地主,以及寺庙、祠堂的田产,一概没收。在“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下,对归顺的地主准许收租,但规定必须先认田登记,然后准领凭收租,而租额须受限制,并重新评定。但不少地方的农民在太平军的声威下,烧毁了“地符庄帐”,不愿再向地主交租,把租田当作自己的产业。有些地主明知领凭后仍收不到租,还要负担纳粮,所以不肯登记领凭。太平天国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顺应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采取“着佃交粮”的政策,向农民收粮。随着形势的发展,再进一步采取向农民颁发“田凭”(土地证),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

在废除私有财产制的原则下,太平天国曾实行过圣库制度。圣库制度萌生于金田起义。建都天京后,设立天朝圣库,所有资财都归圣库总管,个人不得私有。军民生活由圣库统筹,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领俸饷,生活供给大体平均。天京人民的全部生活,包括医药、儿童教育(设娃崽馆)、养老(设老人馆),全由圣库供给。这是太平天国在战争时期实行的军事供给制度。

与圣库制度相辅而行的是对手工业实行的“诸匠营”和“百工衙”制度。这种制度以手工业官营的形式,代替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即由政府集中各种工人,按技术分别设立营或衙,从事有组织的集体生产,产品也由政府统一分配。

《天朝田亩制度》的另一重要内容——乡官制度,是根据《周礼》的理想社会组织而创建的基层政权构架。乡官分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各级。两司马管二十五家,是最基本的单位。其中设一国库,婚娶、弥月、丧事都照定额由国库供给,鳏、寡、孤、独、残疾也由国库给养;设一礼拜堂,每日教育儿童,礼拜日讲道理,并处理争讼、赏罚和保举等事。

《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妇女与男子同样分田,在经济上有同等地位,并规定妇女与男子同样受教育,宣布“天下婚姻不论财”。建都天京后,又禁止妇女缠足,以解除对妇女肢体的残害。

在《天朝田亩制度》后六年颁布的《资政新篇》中,洪秀全手批要建造轮船,修筑铁路,兴办工厂,开采矿藏,奖励技术发明等等。这表明太平天国要吸收“外邦技艺”,把中国建设得“兵强国富”,“为东洋之冠冕”,与西洋列强“并雄”。

在文化领域,太平天国早在广西永安州时就颁行了自己的“天历”。建都天京时,毁孔庙,禁儒家书,打翻“至圣先师”孔子这个精神偶像。又提倡“文以纪实”,反对浮文典故。

在对外政策方面,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就曾主张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反对民族压迫。建都天京后,英、法、美三国公使先后到天京访问,要挟太平天国承认他们与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领导者拒绝外国侵略者的讹诈,告诫他们不要帮助清政府,向他们宣布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是“万国皆通商”,“害人之物为禁”(指鸦片),“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对于擅自闯进境内的外国兵舰立即开炮轰击,对走私贸易的商船加以制裁。1861年冬,英国侵略者胁迫清政府履行《天津条约》、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准备大规模干涉太平天国统治。太平天国立即进军上海,传檄外国侵略者,倘敢“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太平军给予外国侵略者多次重大打击,在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

四、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起义从胜利发展变为衰败的转折点是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

定都天京后,领导集团内的矛盾日益尖锐。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最高领袖,着意加强王权,要集大权于一身;东王杨秀清总理天国国务,往往利用天父降托特权挟制洪秀全,想夺取最高领导地位。同时,杨秀清个人权威思想恶性发展,对韦昌辉、石达开、陈承镕等起义首领也遍加打击。在太平军攻破向荣的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以为外患已除,逼洪秀全承认他称“万岁”。9月,洪秀全下诏诛杨秀清。韦昌辉乘机扩大事变,大肆屠杀。石达开起兵讨韦。在平定韦昌辉之乱后,全朝推举石达开承接军师杨秀清职权。但洪秀全猜忌石达开,把石达开逼走。石达开带走大批精兵良将,脱离洪秀全,走上了分裂道路。从杨秀清被杀到石达开出走,前后经历半年多,太平天国大批将士被杀和脱离天京,初期的领导核心中只剩下洪秀全一人留在天京,实力大受损伤,政治上、理论上都受到严重打击。

五、后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后,1856年12月,西线的武昌、汉阳因粮尽援绝撤守,湘军水陆师立即东犯,兵临九江城下。在东线,清军重建江北、江南大营,1857年7月攻陷句容,12月攻陷镇江,进犯天京,且宽掘长壕,坚筑高垒,连营百余里,四面合围。1858年4月,石达开放弃了百战经营的江西,太平天国面临的局势十分险恶。太平天国领导者多方支撑,大力扩军,又积极联络在淮河流域起义的捻党共同战斗。制止清军进攻天京,是太平军面前的首要任务。解除天京之围,必须采取攻势防御,在西线击溃湘军,保住安庆,控制安徽;在东线消灭江南、江北大营。太平军在后起的杰出统帅陈玉成、李秀成的指挥下,这年9月发动浦口战役,攻破江北大营,扩通天京北岸交通。11月,挥师西上,在庐州(今安徽合肥)三河镇歼灭湘军精锐李续宾部,从而稳定了战局。至1860年春,太平军用围魏救赵战略打垮江南大营,天京解围,乘势直追,克复常州、苏州和浙江嘉兴。1861年,大军入浙,12月克杭州。攻克苏、杭,占有苏南和浙江的大部分州县,使太平天国进入后期的鼎盛时期。但这种优势是短暂的,这时太平天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已与前大不相同。

太平天国兴起后,清朝原有的常规武力绿营已大半腐朽不可用。原有的当权人物,从皇帝起以至军机大臣、总督、巡抚等,大都平庸无能,不能形成对付太平天国的有力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乘奉命在湖南省办理团练的机会,编练新军即“湘军”,与太平天国对敌。从1854年起,屡与太平军在长江流域进行争夺战。但当时清廷沿“满汉大防”之惯例,并不重用曾国藩。1860年江南大营被消灭,东南局势大变,清朝不得已任用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又节制浙江。远比绿营有战斗力的曾国藩湘军乃成为太平军的主要敌人。1862年(同治元年)春,曾国藩又命其门生李鸿章回合肥募兵,仿湘军体制建立淮军,并派去救援上海。清廷通过湘淮军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在中外关系方面,英法两国于1857年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和1860年先后以武力胁迫清朝政府订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获得了大量的权益,其中包括可在长江各口自由通商的条款。侵略者为了实现这些权益,决定与这时仍占领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太平天国为敌。清朝方面也决定和外国侵略者妥协,首先对付太平天国。这样,太平天国面临中外反革命势力公开勾结的严峻形势。

1860年冬至1861年夏,太平天国发起长江南北两路会师攻取武昌并救安庆之役,但遭失败。9月,安庆失陷。北路军统帅陈玉成退驻庐州,旋派军出征河南、陕西,他自己孤军被围,1862年5月突围走到寿州(今安徽寿县)时被执牺牲。至此,太平天国在长江北岸已无主力。在江南克复杭州后,太平军分五路向上海进攻。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由英国海军军官何伯、陆军军官士迪佛立指挥的英国军队,法国海军军官卜罗德指挥的法国军队,和美国流氓华尔指挥的洋枪队联合抗拒。曾国藩除派李鸿章率领新成立的淮军乘英商轮船去救援上海外,又派曾国荃率湘军从安庆向天京进犯,同时又派左宗棠率湘军从衢州图浙江。1862年春,太平军从太仓州(今江苏太仓)、嘉定、南翔、奉贤、青浦、宝山一路扫荡外国侵略军,在奉贤南桥镇击毙法国海军军官卜罗德,在青浦擒常胜军即洋枪队副领队法尔思德,将英国陆军军官士迪佛立指挥的英、法侵略军围在嘉定城。士迪佛立焚城窜走。但这时曾国藩率领的湘军进逼天京城下,迫使洪秀全一日三诏,命李秀成把进攻上海的大军撤退回救天京,并将在浙江汤溪抗击左宗棠湘军的李世贤部调回作战。10月,苏、浙大军回天京,向逼扎天京城外雨花台的湘军猛攻四十多天,但不能得手。1863年2月,浙江汤溪失陷,金华、绍兴等地被迫撤守。李秀成奉命以“进北攻南”之策率大军渡江进抵皖北,但因赤地千里,饿死数万人,不得不从六安州(今安徽六安)撤回。6月,雨花台要塞失陷。在江浙两省,江苏李鸿章淮军和英国军官戈登带领的常胜军攻陷太仓、昆山,向苏州进犯。浙江左宗棠湘军和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组织的“常捷军”围攻富阳得手,继攻余杭,进逼杭州。12月,苏州、无锡相继失陷,常州告急。这时,沿江三千里,名城要隘已为敌占,浙东及苏松各属先后易手。清军抢掠焚烧,使太平天国区域变为荒圩焦土,渺无人烟。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太平天国政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天京已不能再守。李秀成感到局势严重,主张战略转移,放弃天京,西走江西、湖北,会合攻克陕西汉中的西北太平军,据西北以图中原。洪秀全不从,硬要死守天京。

1864年春,天堡城要塞失,天京对外交通断绝。原在苏、浙的太平军因无粮不能回救,开往江西就粮。回师急救天京的西北太平军赶回到皖北边境,因遍地饥荒,被迫停留。6月1日,洪秀全病逝,他的儿子、十六岁的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湘军挖地道,用火药炸塌城墙二十余丈,突入缺口,天京陷落。李秀成保卫幼天王洪天贵福乘夜冲出天京,自己领后队拒追兵。幼天王得走脱,李秀成被俘牺牲。是年秋,幼天王及干王洪仁玕在江西石城被俘,11月在南昌就义。

天京陷落后,京外太平军余部仍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在长江以南,由侍王李世贤等领导的部队转战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李世贤死后,余部于1866年2月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溃败。在长江以北,遵王赖文光用太平军编制改编安徽蒙、亳起义的捻军,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新军,纵横于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直隶八省。1866年10月,在河南分为两路,赖文光统率东路军留在中原地区作战,梁王张宗禹统率西路军入西北、连结陕甘回民起义军。这支军队把历代农民流动性作战的战术发展为一种游击性运动战,在山东曹州(今菏泽)高楼寨歼灭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湖北钟祥俘掳淮军大将郭松林,在陕西西安灞桥歼灭陕西巡抚刘蓉部湘军,在湖北安陆打垮淮军名将刘铭传,在湖北蕲水(今浠水)杀死湘军大将彭毓橘,使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疲于奔命。但由于流动作战所占地区旋得旋失,未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终为清军用画河圈地兜围战略所制。1867年12月东路军在山东寿光弥河覆败,次年1月,赖文光被俘,在扬州就义,8月,西路军在山东徒骇河覆败,张宗禹用智计走脱,不知所终。1869年5月,留在陕西的西路军袁大辶斗部在保安县老岩窑全部牺牲。太平天国纪元告终。

在太平军覆没后,清朝统治者才得把兵力调去西南和西北镇压各族人民起义军。1872年,贵州苗民起义军被镇压。1873年,陕甘回民起义军被镇压。1874年,云南回民起义军也被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到此结束。

六、太平天国起义的性质和意义

太平天国规模之宏伟、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无可比拟的;而且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单纯农民战争,在起义的前途上也有了新的展望。太平天国宣布其宗旨是要建立“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社会。它的政权掌握在劳动人民之手。它的农村政策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后期颁布的《资政新篇》,指出了所设想的资本主义蓝图。凡此都说明太平天国起义是要改变封建制度,走出一条新路。

当时,清朝统治已十分腐败,资本主义各国还没有力量派遣大量军队到中国作战。因此,太平天国起义是具备成功的条件的。它的失败,不是对立面力量的强大,而是自己犯了致命的严重错误。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中就以血和泪写出了天朝之“十误”。太平天国之所以不能避免这些错误,是由于它仍然是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它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利用宗教为发动起义的工具,而到了战争日益深入以后,这种宗教不但脱离了起义的需要,而且变为一条绳索,把一直要利用它的洪秀全越缚越紧,以致否定人力,造成人心解体。农民本身有狭隘性、保守性、私有性的特点,不能不受到封建等级思想的侵袭,因而在得到初步胜利之时就导致了天京事变,造成了致命伤。此外,由于许多不纯分子混入,有的地方权力落在他们手中,破坏了起义军的制度和政策,影响了一部分太平军部队的纪律,以致不能始终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支持起义的积极性。

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激发了后人的革命精神,为辛亥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它对中国近代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