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冶淤这里，虽把对文学的作用理解得宽泛一点了，但着重点还是政治需要———考见政事得失，团结众人，怨刺上政，为事父事君的大事服务。孔子的观点对后代影响很大。儒家论文，大抵都从政治和伦理上着眼。在西方国家，政治也并没有放松对于文学的要求，柏拉图要求诗人歌颂理念、歌颂神，教育公民去敬神和捍卫国家，如果不能发挥这种教育作用，在理想国中便没有诗人的地位。如果诗人渎神，就可以把他逐出理想国。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宫廷成为文化活动的中心，枢密大臣黎塞留主教创办了法兰西学院，就是为了使文学艺术与专制政治相适应。古典主义的各项原则，是为这种政治制度服务的。普列汉诺夫说：“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可是由于政权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是革命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保守的，甚至是十分反动的，因此不该认为，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好像主要是革命者或一般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们所特有的。冶于所谓文学上的功利主义，与文学的阶级性密切联系。各个阶级都要求文学表现本阶级的意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封建统治阶级要求文学宣扬封建之道，起到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冶的作用盂，目的是为了巩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他们对于歌功颂德，宣扬忠孝节义思想的作品是奖励有加，而对于宣扬叛逆精神、反抗思想的作品，则禁之唯恐不严。所以历代都有“歌德冶文学，历代都有禁书，历代都有以文字得宠者，历代都有以文字获罪者。封建帝王对于文辞之臣，开始是置于帮闲，清客之列，“俳优蓄之冶，是为弄臣。虽然有些辞臣对这种帮闲地位表示不满，如司马相如，常常称病不朝，而暗地里却在写《封禅文》，以示自己有帮忙的能力。倘如汉武帝之类的开拓之主，对帮忙、帮闲尚有区分能力，而到得那些昏庸之君，就分不清二者的区别了，把辞臣作为重臣用，往往弄得丧家亡国，如南唐李后主就是例子。既然一方面对御用文人奖励升级，另一方面也必然对叛逆文人加紧镇压，所以文字狱也愈演愈烈。到得后来，发展到专门从字眼里找岔子来定罪。如清王朝就经常如此，胡中藻有诗：“一把心肠论浊清冶，全祖望有诗：“为我讨贼清乾坤冶，因把浊、贼放在清字之上而淤《论语·阳货》，《四书章句集注》，第178页。
于《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域），第830页。
盂《毛诗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63页。
获罪；徐述夔诗云：“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冶，沈德潜诗云：“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冶，都被冠以兴明灭清的罪状，迭兴大狱。可见统治者神经衰弱到何等地步！晚清诗人龚自珍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冶文字狱的恐怖气氛是如何压迫着文人的心理啊！
但文字狱不一定都是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因为政治斗争本不等于阶级斗争，在许多情况下，倒是同一阶级之内的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有时也斗得很激烈。如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棣与孝惠帝之间的斗争，就是同一封建统治阶级内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他们为争夺帝位，打得你死我活。有些愚忠的文人夹在中间，以身殉主，如方孝孺因为不肯承认朱棣的帝位，不但本人死得很惨，而且还被诛灭十族。但他并不代表新兴阶级的思想和利益，而只不过是维护嫡系继承权而已。他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却并非从事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在清朝，还有些文人因向皇上表忠心表得不当而被抄家杀头的，这叫“忠而获咎冶，连政治斗争都谈不上了，鲁迅把这称作政治上的“隔膜冶。这都是由于政治舞台上矛盾斗争的复杂性，给文学和文人带来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二、文学不能超脱政治
政治不但作为一种强力来干预文学，而且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生活在社会中的文学家不可能超脱政治。历史上有所谓“田园诗人冶和“山林诗人冶，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冶的文学家，但实际上都是与社会相连，与政治相关。鲁迅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爷，‘山林诗人爷，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人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冶淤这话说得很透彻。
当然，他们的具体情况有种种不同：一种是自命清高，而实际上是在退隐与出仕之间徘徊，他们的退隐多半是不得已的，有些甚至以此为终南捷径。例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是有名的隐士，可是他入世思想却很浓，这从他的诗中可见：“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冶；“昼夜常自强，词赋颇亦工。冶直到四十岁考进士落第，这才正式地当起隐士来，但仍做出“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冶这样的诗句来，可见他并不安心做隐士，一生都处于求官与归隐的矛盾中。只可惜皇帝并不赏识他，所以只好“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冶。又如明代淤《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文人陈眉公，也是以隐士自居的，但却喜欢出入贵人之家，于是有人当场奚落他：“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冶后来有人在《临川梦》一剧写了一首出场诗，是刻意讽刺他的：“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冶淤可见这些隐士并非真隐，如果是真隐，他们就不会这样在官衙中飞来飞去的了。实际上，隐士一向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进则可以做“征君冶，退则仍旧是名流，只要有隐士的招牌，就可以作为吃饭的手段，作为进身的跳板。只有谋官谋隐两无成，这才是真正的没落。
行为，平乱后受到降职处分。他是在政治上碰了钉子，这才脱离官场，归隐山林，其实已是官成身退。当然，他原来就有佛家思想，这也是退隐的思想基础。至于陶渊明的归隐，众所周知，他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早于王维，生活在晋宋之际，那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政治上纷扰很多，陶渊明出于对政治上的不满，所以挂冠归隐。但他并没有超脱政治，《述酒》一篇，就涉及当时政治的，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此外，关心世事的诗句就更多了，如：“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冶；“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冶（《杂诗》），等等。陶诗以平淡为特色，但在这平淡后面，却掩藏着很激烈的政治态度。历史上有不少人看出这一点，例如，龚自珍于《己亥杂诗》中写道：“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潮侠骨恐无多！冶“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冶可见陶渊明的超脱政治，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对于这类情况，普列汉诺夫有过恰当的分析，他说：“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第三种是自以为艺术至上，钻在象牙塔里做文章，但一当与切身利益相关时，他便会作出强烈的反应，甚至为了一定的利益，会在政治上走向堕落。法国的戈蒂叶，关在书房里雕章琢句，自称不问世事，但当梯也尔的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押着俘虏走过他的窗下时，他却打开了窗户，兴高采烈地观看了。我国现代作家周作人，原是“五四冶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淤见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第137页，陈眉公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