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人口流动的频仍发生
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量的内地人口流入新疆，其中巴里坤仍然作为首站之一接纳他们。一是官方不断增加派往新疆的各级官员，省（自治区）、地、县级各类行政事业工作人员。就巴里坤而言，无论是民国的军队首领、镇西县头脑，还是新中国的巴里坤县级主要官员，大多是国家派遣而且数量逐年增多。二是民间“走西口”人数急剧增加。内地的人们逐渐了解新疆，这里地广人稀物产相对丰富较易谋生，于是自谋出路纷纷进疆，这中间有经商者，有江湖郎中，有各类工匠人等，这些谋生者来自四面八方，几乎全国所有省份的人都有。经商的大都是山西、陕西人，手工匠人大都是甘肃、宁夏、河南人，而湖南、河北的行医者较多，需要专门提及的是一些山东、东北人，他们的经历更具有传奇色彩，他们是在二三十年代下关东（或就在关东）参加了东北抗联，抗日联军遭到日军大规模围剿，杨靖宇将军牺牲，队伍被打散，这些人被迫逃往苏联，在苏联辗转到了哈萨克斯坦一带，然后从塔城伊犁一带回到祖国，原本打算由新疆东去回家乡的，可到巴里坤后东边的甘肃、宁夏一带军阀混战，交通阻塞，只好留在这里。三是为巩固边防的需要增派军队。从民国到新中国无不如此。如盛世才时期，这里不仅驻有省军的骑兵三十二团，还驻有苏联红军第八团的一部（八团团部在哈密）。新中国成立后进疆的解放军留驻，后来其官兵大部分转入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六军四十六团大部分官兵就在巴里坤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红星一牧场。原驻军部队兵员不断更替，每年专业的人员大部分留在新疆，巴里坤同样有许多干部是部队的转业人员。第四是国家每年都要分配大中专学生到各地行政、企业、事业单位。第五是由政府组织内地农户整体移民。仅巴里坤，自1958年始，先是从山东梁山县移居于巴里坤的农民有上百户四五百人。他们被安置在各公社的各生产队。（被安置在大河公社五大队的宋姓人们立刻认出了多年前闯关东的本族长辈，听到先来的长者述说其坎坷的经历，大家无不唏嘘感慨，并告诉那位一直独身的长者，当年他闯关东时临走前新娶的媳妇如今虽已头发花白可仍在等候他的回归。）还有由政府组织派遣的“支援边疆”青壮年，仅1959年就有来自江苏、湖北的四百多户两千多人被安置在巴里坤，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被兵团各团场接纳。至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从中原、河西走廊、四川等许多地方“自流”来此被接纳安置的人数更多，如巴里坤奎苏公社百分之五十多的人口是“外来”的。从现在的人口调查中可以得知，无论是“老户”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迁居这里的，其祖籍几乎都不在本地。
另一方面，巴里坤人不断外出，求学的，谋官的，做生意的，在不断地寻求到异地图谋发达。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易地谋生自有易地的机遇，因而有进的就有出的，犹如水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对于人口流动同样是适宜的。没有流动就是一潭死水，不仅不能增添活力，还会腐臭干涸。这些人走出本县、本地区、本省，乃至于走出国门，很多人成就了一番事业。
巴里坤从清代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被朝廷录用的人为数不少，其中不乏较知名的人士，如李溶等。
李溶是镇西城镇人，幼年即读私塾，勤奋好学。稍长就读于镇西松峰书院，以后又读于甘肃松古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八岁的李溶去兰州参加乡试，中优贡生，回到新疆担任伊犁、惠远两等学堂堂长。有一次，伊犁将军志锐请李溶代他拟一份奏折上报朝廷，奏折拟完，志锐阅后大加赞赏，从此二人关系日益密切。
民国初年，伊犁杨赞绪、冯特民等响应辛亥革命，李溶表示拥护，并专程由伊犁到迪化鼓动当时新疆的军阀杨增新响应辛亥革命，却遭到了杨增新拒绝，幸而并未遭到杀害。
民国四年，李溶任沙雅县知事，次年又调任为吐鲁番县知事。民国八年任新疆省参议长。民国六年至十七年任新疆省政府委员。民国十九年任迪化道尹。
1933年，军阀盛世才发动四一二政变。推翻了金树仁夺取了新疆的统治权，但他在表面上装出不独裁的样子，自己不担任省主席，授意新疆临时维持会推出刘文龙为省主席，盛世才自己只做个“督办”。由于刘文龙不甘只做有名无实的傀儡主席，又和盛世才政见不一，不久，盛世才逮捕了刘文龙，令朱瑞墀做了代省主席，朱瑞墀深知盛世才心狠手辣，为人歹毒，做了代主席如坐盆炭之火上，不久因恐惧致病而死。盛世才又提出让李溶出任省主席，李溶无法拒绝，同意就职，之后报经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任命。
李溶担任新疆省主席后，自知这个主席有名无实，可又不能成为完全虚设的傀儡，所以积极利用盛世才表面拥护辛亥革命，靠拢苏联的行动，大力推行盛世才提出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倡导抓好农业生产，争取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为避开盛世才的直接监控，他先设法将省政府与督办公署办公分署，又借故将盛世才安插在省政府任秘书长的郭大鸣调出，调和田行政长刘效藜任省政府秘书长。最大可能地行使省主席的权力，多为百姓办点好事。
但在重大问题及人事任免方面，盛世才大权独揽，李溶只能装聋作哑，行韬晦之策。因此有人背地里叫他草包主席，他听到了也充耳不闻。一次，快下班了，他在办公室外纳凉，一位工作人员以为他已经离去，就说：“草包走了。”等发现李溶还在，那人吓坏了，又是叩头又是赔罪，李溶笑着说：“我是草包倒坐着，你不草包，却给我叩头。年轻人，谁不想有所作为呢？可你要在我这个位子上，我敢说你比我还草包呢。”李溶并没有惩罚那个人。
还有一次，李溶坐车去省政府上班，在三角地拐弯处，遇上安宁渠的农民正在运粮，粮车排成一串，挡住了李溶的去路。他的跟随立刻大声吆喝农民给李主席让路。李溶忙制止说：“秋收打场季节，农民忙，耽误了不行，还是我们给他们让路。”于是，他的车停靠在路边，直等到农民的粮车都走完才过去。
听说李溶当了省主席，在迪化读书的一位镇西籍年轻人去找他，想通过老乡关系请李主席帮忙谋个好点的差事，李溶知道在盛世才的天下不会有好日子过，可又不能明说，只好劝道：“娃，回去吧，这迪化城里房子挤房子，人挤人，有啥待头？我们镇西青山绿草，羊咩牛哞的多好！”说着真把手指搭上头顶当成犄角，还咩地学一声羊叫，哞地学一声牛叫。
有一次李溶回镇西，见镇西老乡大多数人虽然剪了辫子，可只剪成短发，散披在脑后，心里很难受。正好碰上三月三庙会，李溶应邀到庙会上作演讲。大家听说李溶要演讲，纷纷前去，却发现庙门口新设了一家待诏铺（剃头店）。李溶演讲的内容专说辫子和为啥剃辫子，大家听他讲得入情入理，听完演讲立刻挤到待诏铺里将那“阴毛墩”剃掉。
李溶的书法和诗文功底都很厚实，1934年，全疆第一次各民族民众代表大会，开幕词由他亲自起草，连盛世才听后也大加嘉许：“真不愧老秀才！”
有一次李溶和同僚去游天池，有人提议请他为铁瓦寺题门楹联，他略作沉思，即吟咏道：“铁笛一声来铁寺，银波万里接银河。”
1940年3月21日，李溶病逝于迪化任所，享年七十岁。盛世才为其隆重治丧，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各院都发了唁电并拨发治丧费五千元，苏联领事馆敬献了花圈。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林伯渠也从延安发来了唁电。
被李溶调任为省府秘书长的刘效藜也是镇西人，1883年生。其父刘熹是清末举人。刘效藜少年时期读于义学、松峰书院，后转入迪化博达书院学习。博达书院后来改为省立中学堂。
民国二年（1913年），刘效藜任和田县知事，被选为全国参议会会员，后任和田行政长，被调任省秘书长，之后又担任过省教育厅厅长，新疆高等法院院长，省府社会处长，省政府委员。
他喜爱诗文、书法，著有《十年边政剖视》一书，也写了不少诗词，其中歌吟天池的《吟博格达山》曾被传抄一时：“灵山姿势本来雄，雪积千年水晶葱，万松点缀重峦下，巨浸洸滉太空中。野花夹岸迎人笑，曲径似线似鸟通，一轮月盘悬崖挂，仿佛身在广寒宫。”
1949年9月26日，刘效藜以新疆省政府委员、社会处长的身份，同省主席包尔汉及其他八位委员，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八条二十四款和平条款》，通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平起义。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错误镇压。1980年8月，平反昭雪。
还有一些经商的，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如在迪化创办“博达书院”的朱炳，大约出生在1900年前后，号西亭，镇西石人子村人。朱炳小时候学习努力，但据说生性好动，常挨先生的板子。稍长，即去迪化投奔哥哥，他哥哥送他到当时迪化较著名的先生李晋年（字子昭）门下读书。李晋年因诗文与杨增新交往甚密。
杨增新喜好诗文，但不修边幅，平时出门不带随从，常在晚饭后出去随便走走。有一天杨增新溜达到李晋年家门口，推门进去，只见地上跪着一个少年。原来是朱炳因未按时完成功课正被先生罚跪。杨增新见朱炳眉清目秀，十分机灵，很喜爱，问朱炳愿不愿意跟他去。朱炳很高兴地跟了他去。
朱炳先是做了杨增新的贴身小侍，再长大些做了秘书，很得杨增新的赏识。杨增新见他年轻有为，善于理财，曾几次要提携他当官，但朱炳轻仕途，重实业，借故推辞。后来朱炳多次要求创办实业，杨增新同意他离开督军府，并赐以重金。朱炳先是和同乡李椿斋合资创办博达书院，后创办博达公司，并担任经理。据说博达公司是当时新疆最大的汽车运输公司。1933年，朱炳创办了新绥汽车公司，亲自骑骆驼踏勘新绥车道。修建了新绥公路，使新疆到绥远（呼和浩特）有了第一条长途汽车运输线。
朱炳热心资助家乡经济困难的学生在迪化读书，先后有十几个人是得到他的资助完成学业的。他还出资支持家乡创办了女子学校，资助课本、教具。其时，新疆中小学课本均由博达书院经营发行。
盛世才统治新疆后，因其曾与杨增新交情深厚，遭多方刁难排挤，朱炳被迫迁至关内，在天津、归绥、兰州、迪化等处设办事机构。抗日战争时期，朱炳曾做过一些有益于抗战的事情，他的车队在滇缅公路运输抗日物资。新中国成立前夕，朱炳赴香港，60年代末病故。
民国时期，走出巴里坤的人中还有许多，如徐鸿烈，曾在苏联留学，学成后回新疆效力，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新疆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彭松年，20世纪40年代就读于上海某大学，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在上海海运学院任教（教授）。到新中国以后，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走出去的青年学子、自谋职业者（不包括外出打工的）成百上千，其中不乏博士、硕士一类学者型人才，也有在行政机关取得成绩的，有在学术方面很有造诣的，有在生意上十分成功的，难以枚举。总之，在这片土地上，几百年来人口户籍迁徙犹如江河之水川流不息。来的人带来的、走了的人留下的（送回的），不只是物质财富，更多的是文化和精神的东西。
§§§第2节共产党在镇西文化建设中的贡献
盛世才夺得在新疆的最高统治权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虽表面上委任他为新疆边防督办，可实际上一直想搞掉他，只是鞭长莫及暂时无法推倒他在新疆的割据政权。而盛世才在新疆，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经济崩溃，各派倒盛势力很强大。为巩固政权，恢复经济，他唯一可借助的力量就是和新疆紧邻的苏联，因此他努力作出亲苏的姿态，这和苏联在远东、中亚的利益一拍即合。鉴于当时的国际局势，德、意法西斯已经夺得政权，新的战争威胁日益增长；日本法西斯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向内蒙古、华北进逼，直接威胁苏联的边境安全。而新疆自1931年起战乱不断，动荡不安，严重影响苏联对新疆的经济贸易。苏联对盛世才的亲苏态度当然十分欢迎。
盛世才表示亲苏后，苏联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予以支援。盛世才表示自己笃信马列主义，甚至说在苏联的援助下日后可以在新疆实现社会主义，最终进入共产主义。
在此形势下，盛世才提出了“八大宣言”的施政方略，出台了“六大政策”，取消了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其实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本来就有名无实。
在“六大政策”反帝、亲苏等的口号下，一些思想“左倾”，读过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人投身新疆，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利用这一机遇，派中共党员到新疆发动民众。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新疆，为支援抗日前线，保障国际交通线的畅通，建设新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