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它总该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前进，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深化。这样才能保持这门学科不断进取的生命力。
近年来，人们对研究方法的普遍重视，反映了要求深化对对象的认识。正如黑格尔将方法比之为犁那样，方法是认识的一种工具。因此，也可以说，方法是我们认识的延伸。所以我们如果要无限地接近对象，我们就要借助于方法的中介。
过去我们运用了社会学方法，对鲁迅著作本体所反映的生活，所表现的意向，所体现的功能都有着比较近似的阐发；过去我们也尝试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对鲁迅与俄罗斯作家，西欧作家，日本作家，以及他的作品与别国作品的比较，从而扩大了我们的视界，开发了我们的心智，也从世界的宏观角度认识了鲁迅。当然，这些方法并没有穷尽我们的认识，还大有深入发掘的潜力，特别是比较文学的方法，还方兴未艾。
我觉得，现在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谈鲁迅研究的创新，有两重意义：第一，是要确立方法的自觉意识，包括对我们一向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使它得到科学形态上，而且还要从坚持中有所发展。我们要彻底摆脱“左”的历史遗留影响；也不能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而忽视它作为方法论的性质，如果这样，我们就会株守某些教条而不敢有所发展，不敢把它作为工具使用。例如，仅仅记住了阶级分析而忽视思想的社会根源和生活根源的广延性，常常会缩小鲁迅思想的深刻的包容性。在研究中，如果发现这句话出于鲁迅前期，跳进我们脑子里的首先要检查它有没有偏差，然后尽量限制它的意义；如果出于后者，就从“已是马克思主义者了”的大前提加以演绎，即使个别处鲁迅受了当时某些“左”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也不便指陈。一位伟大人物的伟大思想，决不止是时代的某些政治概念的演绎，它包容着宏阔的世界，它从思想之流和生活之源中结出自己的果实。在政治路线上，我们可以以如何对待政治的态度来区别前后期的界限；在鉴别思想的是否深刻上，我们应该有更高的层次的标尺。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列宁甚至说聪明的唯心主义者比粗鲁的唯物主义者思想更显得深刻。
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形态，唤起我们对方法的自觉意识，就有助于我们对鲁迅研究的深入，就会加强我们的理性认识及其思维方法的力量。我们过去对鲁迅研究，常常陷于知性认识及其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坚执着对象之间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的彼此的差别，非此即彼，不能在对立的同一中思维。例如，鲁迅与梅兰芳，因为前者不欣赏后者，就既使鲁迅研究者困惑，更使梅兰芳拥护者不满。知性方法一定要在两者之间作一褒贬，结果使自己陷于“两难”的困境。其实鲁迅是伟大的，梅兰芳也是伟大的。鲁迅与梅兰芳的歧异，表现了审美的认同到异趋的过程。鲁迅早年何尝不认同于与梅兰芳类似的优美的美学境界，但是后来时代却使他呼唤恶魔之美，粗犷之美，悲壮之美。鲁迅与梅兰芳，盖属于不同的审美层次。（参见拙作：《审美的认同与异趋》，《戏剧艺术》1986年第2期）因此，我们对之研究的思想行程，在意识到他们的差异以后，决不能停留在抽象同一性的认识上，而必须进向具体的同一性的认识，即理性的整体把握的认识。所以，我一向认为在吸取新方法来推进鲁迅研究时，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思维方法，（这是方法论的哲学层次）进向理性的高度。这样才能择取和驾驭各种新方法的优点而不致陷于一叶障目的一孔之见。
在理性思维中，我曾谈到黑格尔所倡导、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得卓有成效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对鲁迅研究就十分有用。所谓从抽象到具体，就是从感性的具体到知性的抽象再到理性的具体。一到理性的具体，就是在研究中达到了各种规定的综合，复制了对象的完整性。就鲁迅思想发展行程来看，它越来越为各种关系所制约，也体现了向理性具体的上升。因此，研究应该体现对象的丰富性。就一篇论文来讲，命题的展开也意味着多种多样关系的展开，综合必须体现对象的各种内在联系的整体把握，才不致重蹈那种平面罗列或简单归纳的弊病，使研究陷入同义反复之中。
第二重意义，鲁迅研究不妨吸收各种新方法的长处，这里又可分两个方面来说。一是像从自然科学借鉴来的诸如系统论等方法，可以提供理论框架建构时的参照；由于它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的确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例如系统论中的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等，对辩证法的联系性、过程性、矛盾性就有所补充。有了层次性的概念，使原来坚执对立的方面获得了新的统一的解释。如鲁迅曾对梅兰芳有异议，到底是鲁迅不对还是梅兰芳不对？如果把他们属于不同的审美层次就比较可以迫近问题的解决。二是有些具体方法诸如现象学、新批评派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虽然都有自身的局限，但都可以从对象的不同层面（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总有许多不同的层面；例如文学就有语言层面，审美层面、心理层面、社会内容层面、意向层面、功能层面等）吸收不同的方法推进自己的研究。
方法本体的唯物主义命题是它的对应性。方法是客体的对应物，是对象内在的原则和灵魂，像鲁迅这样深邃而又与当时社会生活有着广泛联系和对社会心理密切注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我认为采用文化——心理的方法对之研究不仅尤为重要，且为当务之急。这将有助于鲁迅研究全局性的推动。因为这是从鲁迅著作本体的内在原则和灵魂所引申出来的。
《鲁迅研究动态》
198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