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镜子。
在鲁迅的为数不多而篇幅又短小的小说中，却反映了中国第一次民主革命的过程；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像鲁迅这样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来反映关系到全国人民利益的革命的核心问题，用艺术形象来总结革命的经验，探讨革命的规律，这在世界文学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原因就在于鲁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有着爱国主义的献身热忱，他全身心地关注着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投身于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他之所以拿起文学的武器，写小说和杂文，正是服从于这样的信念。他是中国第一次具有资产阶级纲领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热情的参加者。他是革命团体光复会会员。绍兴光复，他主持召集过庆祝大会，并亲自组织和率领过武装演说队，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呐喊。他做了革命后的第一任绍兴师范学堂校长；后来又被任命为新政府的教育部佥事。他曾经为着这场革命终于推翻了中国二千多年来相沿续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兴奋过，他不惜唇敝舌焦地希望保卫这次革命的成果，以致他后来回忆这情景还不胜今昔之感：“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但是，这场先天不足的革命很快就失败了。中国又很快沉沦下去。中国人民还没有尝到胜利的果实就被推到比以前更加苦难的深渊，正如孙中山所说：“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盛。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对鲁迅这样的怀抱着救国救民的宏愿、把人民的命运看作自己的命运的革命志士来说，其失望和痛苦当然是不堪设想的，以致使他在“五四”前夕陷在极其痛苦的沉思中。由于“五四”时代精神的感召，使鲁迅重新燃起了青年时期的热望，“一发而不可收”地正式从事于文学的战斗，他以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作为自己注意和描写的中心，就不为无因了。在这里，正是寄托着鲁迅深沉的悲痛和一再受挫折的理想。他决心要探索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了。
鲁迅说过，他的小说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什么是当时社会病症的总根源呢？正是民主革命的失败。鲁迅正是在这一点上，拿出了他的诊断书。鲁迅小说中所揭出的病苦，并不只是一些互不相关的群众的生活痛苦和精神痛苦，而是让我们预感到潜伏着的贯串其间的原因，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政治根源。
鲁迅的小说，他的《呐喊》和《彷徨》中的大部分小说，从描写的时代来看，是从辛亥革命前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他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动态，人们的思想状况，革命兴起时各个阶级的动向，革命失败的原因，革命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些什么，革命后抱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既失望而又还未能找到别的出路的惶惑，等等。鲁迅这些小说，不仅描写了当时各种人的精神状态、道德面貌、风俗习惯，而且还表现了当时最剧烈的政治斗争的投影。像《药》、《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我们完全可以作为政治小说来读的，《阿Q正传》尤其是中国第一部真正属于近代现实主义的伟大的政治小说。
在鲁迅小说中，对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诊断的形象的结论，与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辛亥革命失败经验的逻辑结论达致惊人的相似，这不仅证明了鲁迅卓越的艺术才能，也证明了他观察问题的卓越的思想才能。因此，我们说鲁迅小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中国这场革命的最本质的特点。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就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所显示的力量。鲁迅写的虽然大都是短篇小说，细节不可能过分详尽，但是它却更集中、更概括、更突出，以历史著作不可能有的鲜明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以致直到如今，当我们想了解辛亥革命失败所引起的群众的生活和情绪的变化，了解这一段时期内群众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就不能不读鲁迅的小说。鲁迅小说在反映中国民主革命方面虽然不是历史记录，它不能代替历史著作，但是它却更便于被人了解这次革命的本质特点，使人怵目惊心，达到“以一目尽传精神，以一斑而窥全豹”的认识作用。
在鲁迅这些小说发表的时候，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理解，不仅在文学界中没有一个人达到这样的高度，在同时代的政治思想界中，也是罕见的。当然，形象描写不同于理论概括，有许多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形象描写，作者未必完全能从理论上阐述它的客观意义。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不说，鲁迅小说所显示的思想性，所接触到并且正确地表现了当时革命的一些核心问题，说明作者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无愧是一个有卓见远识的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我们今天来读鲁迅的小说，尤有新的感受。人们创造环境，不可能摆脱历史条件的制约，今天的中国还是昨天的中国的继续，历史遗产正负的两个方面我们都不能摆脱它的因果关系。中国第一次民主革命由于失败而起的作用，到如今还没有能彻底消除它的影响，还要尝着它的苦果。举例说吧，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准备阶段，就忽视了反封建的舆论动员，没有想到要用民主主义的理论去摧毁封建意识，去武装受着封建主义影响特别深远的广大农民群众，以致中国的民主空气严重不足，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因此，我们今天重新来阅读鲁迅的小说，注意到它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关系，领会它所反映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将会给我们带来特别的兴味，在认识意义和思想意义上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一、 关于反封建
中国民主革命最根本的任务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二千多年来封建专制的压迫，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将中国人民拖到了绝境，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第一次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发动起来的。
中国人民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以来，一直到辛亥革命，才找到了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纲领，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但是很不幸，这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皇帝虽然被赶跑了，但是代替清朝皇帝的众多的封建军阀，却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这场革命就根本未能触动帝国主义的利益。作为封建主义的君主制虽然取消了，但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的利益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民国”还合法存在，这就是说，封建主义也没有反掉。既然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没有完成，人民当然只能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只能说这次革命是完全失败了。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它的革命性如何？在哪些环节上犯了错误？既然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那时工人阶级还没有壮大（全国产业工人60万到70万），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阶级应该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可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农民所处的地位和在这次革命中被分配扮演的角色不能不是这次革命失败的一个象征。与农村的封建地租剥削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产阶级，在地主与农民之间抉择的结果终于抛弃了农民，以致象未庄的赵太爷这样的作威作福的地主则始终可以骑在农民的头上。卷入这场革命中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原先是怀抱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想的，然而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这理想扑灭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产了，他们又苦于不知道还有别的方案，因此陷入了悲剧的命运。举凡这些，都在鲁迅小说中得到了极深刻的反映。鲁迅对中国民主革命失败的必然性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提供了在客观上符合阶级分析的认识，这实在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
如果我们熟悉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再回过头来读鲁迅的小说，就会感到鲁迅小说提出问题的分量。鲁迅的小说，的确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民主革命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的理解。
在鲁迅小说中，反封建的主题是十分鲜明的。他并不一般地表现封建势力的压迫，而是深入地反映了封建势力无孔不入的渗透，它甚至可以驱使受到毒害的被压迫阶级作为自己的权力和意志的推行工具。
我们看到，在《狂人日记》中，“狂人”这样的反封建战士喊出了觉醒的叛逆的声音，不但没有人响应，反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包括自己同是人肉筵宴上的牺牲者，也都对“狂人”采取敌视的态度。在封建主义的大罗网下，“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这说明，要冲破这封建主义一统的罗网，是多么难呵！总之，鲁迅通过生动的形象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家，被压迫的群众几乎普遍受到它的毒害，但是，标榜资产阶级民主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辛亥革命恰恰在这样的问题上，犯了战略性的错误，忽略了革命的思想动员。
其实，对这样的问题，辛亥革命的一些先驱者是应该理解的，当时的革命宣传家章太炎在欢迎他到日本的一次讲演中说：当时对着朋友，宣扬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颠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赁他说个疯颠，我还守我疯颠的念头。……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是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可见，当时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对推翻清朝的言行都要惊诧为神经病，何况反对封建主义？这就难怪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表现的，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伦理道德，要表示怀疑、反叛、挑战，也只能在被迫害得发狂以后的潜意识中倾诉出来了。
按照常理，群众既然还处于被封建主义窒息的情况下，只有赶快向他们普及民主主义，才是启发他们反封建的途径。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回顾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而“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实为制造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当然，说这话时，中国革命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是，历史还在嘲弄着现实，由于中国在第一次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能彻底解决反封建的问题，中国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因此，一直没有清除净尽的封建残余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还能被林彪、“四人帮”一伙用“左”的外表装潢起来，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工具。这场祸害的远因，一直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根本没有普及过民主主义的历史教训。
但是，当时革命的宣传家章太炎却认为：“要在感情。……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不用民主主义来启发人们的思想，用感情、宗教、国粹，只能使人们走入歧途。孙中山想把民主主义的普及放在革命成功以后，放在经过“军政”时期以后漫长的“训政”时期，这同样忽视了用民主主义发动群众的重要性。群众既然不能掌握民主主义，农民只能产生自发的经济斗争，一些庸众市侩附和着封建主义，客观上只能阻碍革命的进程。
于是，我们在鲁迅的小说里，看到了这样一些怵目惊心的现象：
一种是对即使是推翻清朝这样的革命也普遍地不理解。因此，尽管如夏瑜这样的革命先烈不畏强暴，英勇奋战，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但是群众却不理解他做的一切。因此，华老栓要用他的鲜血蘸着馒头为自己的儿子治病，这种愚昧思想的根本原因还是封建主义毒害的结果。当夏瑜牺牲以后，发生在华老栓茶馆里的一场对话，便活脱脱地表现了当时农村的居民对这样的革命完全冷漠的态度。在这里，固然显示了康大叔这样的刽子手的凶残，花白胡子和驼背五少爷这些封建顽固派的幸灾乐祸，连“一个二十多岁的人”，也认为造反就是大逆不道，在那里“很现出气愤模样”，连呼夏瑜是“发了疯了”。像这样的青年人，封建主义的思想居然也已经深入到他的脑髓，作为他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最使鲁迅感到痛心的。这就充分说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薄弱到了何等的地步，不但民主主义他们不了解，连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广大农村几乎都不理解。革命仿佛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事，革命与群众是可悲地隔膜了。
一种是对封建主义本身的麻木不仁，在《狂人日记》的典型环境里，不但狂人的家族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坚决维护者，尤为可怕的是连受压迫的劳动群众都要对他怒目相向。封建主义的鬼魂也会附在劳动人民身上，使他们不分敌友，不辨亲疏，要对已觉醒的人进行精神上的虐杀。他们几乎也成为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在无意之间加固封建主义的统治，实质上也就是加重他们自己身上的压力。
像这样的情景，我们在《阿Q正传》中也看得十分清楚。阿Q不但受着封建地主阶级经济上的剥削，物质上一无所有，在“恋爱的悲剧”发生以后，连衣衫都不周全了；而且精神上受到极残酷的迫害，地主赵太爷独断了未庄姓赵的权利，听到阿Q也姓赵，便大为恼火，打了阿Q的嘴巴。在这样的封建淫威下，阿Q只能用手摸摸脸颊，默默地忍受下去，从此阿Q便失去了姓的权利。痛心的是周围的人对这件事除了作为笑谈以外，谁也没有想到为阿Q不平，仿佛应该如此的。这就是说，残酷的封建秩序已经变成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麻木了人们的意识。尤为痛心的是，阿Q自己也是这样，他也恪守着听来的圣贤的古训，信奉着一级驾驭一级的等级制度，他也习惯于畏强欺弱。如果说他感到不平的话，他便以“精神胜利法”——这种失败主义的心理变态作为奇妙的逃跑。当然，这除了阻碍自己的觉醒以外，客观上只能有利于封建主义的统治。
总之，在鲁迅小说中，出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目的，他是有意识地表现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特别是农民处在听凭封建主义飞扬跋扈、虐杀残害的地位。这种现象，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张勋复辟前夕几乎还没有丝毫的改进。因此，便象在《风波》中所描写的那样，当醉心复辟的社会势力一抬头，农民就会惊慌失措，断定准是“皇帝又坐了龙庭”了，而且接着就为自己已经没有了辫子而大大发愁。为什么复辟思潮在农民群众中还能起到哄骗的效果，原因就在于辛亥革命除了推翻清朝皇帝以外基本上还保存着那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因此，皇权势力的复辟就随时成为可能的了。
这说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广大群众，多么需要一种民主主义的普及。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基本上受控制于统治阶级灌输的思想。君父一体的家长制，使得一切听命于上，把改善自己的生活寄托在“真命天子”、“清官大老爷”。官是“民牧”，小百姓只是处于被放牧驱使的地位。以“人治”代替“法治”，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这是根据什么法？家长制的思想被引伸到了各个方面。法律上的平等人权，伦理上的独立人格，思想自由，这些对抗封建主义证明有效的欧洲17、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论，在“五四”以前，即使在知识分子中也说得很少，在广大群众中更是闻所未闻。因此，有着专制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就很容易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
吴玉章同志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就曾指出：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以前尽管作了许多政治鼓动，并且作了一些启蒙工作，但是因为内容过于简单，同时也没有在理论上作详细的说明，以致未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他们在理论方面不但缺乏创造性的活动，而且对西方十七、八世纪启蒙学者的著作和十九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也都没有系统的介绍。目前我国翻译出版的许多外国古典著作，其实是在辛亥革命前就应当由资产阶级学者翻译过来的。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的缺陷。在鲁迅小说中，实际上表现了辛亥革命的这个重大缺陷。群众在漫长的历史阶段还被拘囚在封建思想的囹圄中，“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象征着封建统治的那盏“长明灯”，还在“一直传下来，没有熄过”。小说中的劳动群众还不知民主主义为何物。从小说所显示的封建主义弥漫，民主空气窒息的气氛中所引出的历史教训是重大的。
二、 农民问题
当然，革命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得归结到经济作用。生活的逻辑会教导人们用自发的形式起来革命。在辛亥革命前的几年间中国广大农村风起云涌的自发斗争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却并没有看到这个力量。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想到要依靠广大农民。在谁是革命的动力，谁是革命的敌人的问题上，他们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这种错误便成为革命的悲剧的原因。为什么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封建军阀势力会达到这样猖狂这样长久的盘踞，使革命党人毫无回手的力量，关键在于失去了农民。
如果我们结合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从农民问题的角度来考察鲁迅的小说，那么，我们便会发现鲁迅是如何天才地表现了中国农民在辛亥革命中的一些活动规律，抓到了辛亥革命领导者在农民问题上失足的要害。
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广大的革命民主派，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阶级地位所决定，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谁不承认农民的力量，拒绝与他们联合，谁就违反客观规律，失败是必然的。
资产阶级左翼对农民不是没有同情的。像1903年出版的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中，甚至把农民的痛苦归结为“革命之原因”。章太炎认为16种人中，以“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平居之遇官长，甚谨畏，适有贪残之吏，头会箕敛，诛求无度，则亦起而为变。及其就死，亦甘之如饴矣。”1904年陶成章起草的《龙华会章程》中，提出：“赶去了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并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隐隐享福有饭吃呢。”孙中山则在《同盟会宣言》中提出了平均地权的纲领。平均地权虽然是主要解决城市土地问题的方案，目的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尽管这样，同盟会内部还有分歧。1907年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另组共进会，就修改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一条为“平均人权”，这无疑是对地主阶级的让步和对农民利益的愈益疏远。
资产阶级对农民疏远，他们在革命中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会党和新军。会党的成份很复杂，固然也有农民，但更多的是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有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一面，也有封建落后的破坏性的一面。孙中山就说过：“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因此，孙中山认为会党“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徐锡麟、秋瑾对会党的态度是：“不外借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歆动会党。”所谓“歆动”，也就是利用会党。
新军当然更不足恃，因为它原是清朝政府的反动武装。虽然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们究竟不是革命武装，他们之中不少人对洋务官僚、立宪党人认识不清的，对革命的目的也缺乏真正的认识。
那么，孙中山说的革命的“原动力”究竟应该是谁呢？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普遍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显然都不认为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最主要的力量。因此，当辛亥革命失败，像袁世凯这样一批封建军阀先后攫夺政权时，在领导辛亥革命的各派政治力量中，从来没有人提出要去发动农民来挽救中国革命。
尽管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忽视疏远农民，在当上层既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下层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农民却自发地起来了。据粗略统计，1909年的人民反抗斗争有113次，到1910年剧增至285次。除边远地区外，各省普遍爆发抗捐、抢米、反饥饿斗争，仅长江下游和两湖一带在1910年发生的抢米风潮就有90余次。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规模有几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在辛亥革命以后，农民迫切希望改变自己被剥削的地位，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七十二圩的农民联合抗租，要向地主索取“方单”，他们说：“朝代已换，此田非复故主所有。”但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理会农民的这种迫切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主力军抛弃了，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鲁迅虽然没有表现当时此起彼伏的农民的自发斗争，但是，根据文艺通过个别反映一般的特点，鲁迅在《阿Q正传》中，却通过像阿Q这样一个思想十分落后的农民也具有革命愿望的精神状态，表明被压迫的农民，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当他们感到再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的要求是不可压抑的。
但是，阿Q的革命必须首先冲破他自己的思想偏见，因为“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原来，传统思想教他敌视革命，但是，生活的逻辑却教他倾向革命。革命，“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下面这一段描写对于一个农民的心理来说是无比真实的：“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阿Q是从实践中认识革命的，第一他认为革命能使赵太爷之流惧怕，他就决心改变他历来的成见赞成并且愿意参加革命；第二他感到“用度窘”，而又别无生路，就非革命不可了。正是希望能解除精神上的压迫和生活上的压迫，阿Q才倾向于革命。因此，尽管阿Q落后，他的革命要求大体上是符合于一般农民的革命要求的。在他高呼“造反”以后，虽然还没有得到经济上的利益，但是精神上的压迫却暂时解除了。一向骑在阿Q头上作威作福的赵太爷完全变了，顺驯和卑躬地尊称他为“老Q”起来，赵太爷的本家赵白眼也真把他当作革命党，惴惴地问他“象我们这样的穷朋友”将得到怎样的发落，仿佛一切都要听命于他似的。这是阿Q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经验的，于是他便的确真心实意地坚定了要革命的信念。
毫无疑问，如果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能够把包括阿Q这样的农民都发动起来，加以引导和提高到民主主义的水平，这是扫荡全国农村封建势力的最大的力量，是什么敌对势力都攻不破的。因为他们都把自己的命运与革命联结在一起了。但是，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却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他们要求的是由上面安排的有秩序的革命，这就根本不能触动农村的封建势力。
是的，阿Q对革命的神往是带有蒙昧和落后的色彩的：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接着阿Q便神往于子女、玉帛的梦想了。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思想？其实这样的思想也不是阿Q所独有的。做了改朝换代工具的农民起义领导者们，大都就有过这种思想，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很阔气，一个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也！”“如此”什么？也无非是“威福、子女、玉帛”——“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根据成王败寇的原则，成功了，就可以有个漂亮名词，叫作“圣武”。为什么要独独苛求于阿Q呢？至于有人把阿Q因此说成是破落地主阶级的后裔，那就更不敢苟同了。自然，阿Q决不是先进的农民。但是，如果从阿Q的革命要求来衡量他，也决不能说完全落后。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超过驯顺的农民的。在他蒙昧和落后的思想里，还包含着这样的合理的成分，就是他第一要打倒赵太爷这样的地主，第二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至于他关于子女、玉帛的思想，也还包含着这样的动机：既然地主老爷能过这样的生活，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因为阿Q除了从传统思想那里获得自己的思想以外，还找不到别的可供他借鉴的思想。
中国历代的不少农民起义者，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有的自己成了新的统治者以后，也走上了旧的统治者的老路，因此，阿Q那种出于个人的报复心理，关于子女、玉帛的幻想就不能认为只有他这样的农民才独具的了。会出现这样的思想，归根到底是民主主义的思想还没有普及，广大农村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封锁了农民的视野。
阿Q不但对革命的憧憬夹杂着许多落后意识，他追求革命的方式则更加愚昧可笑，“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于是他认为除了投奔假洋鬼子以外，别无出路。鲁迅的这一情节描写具有极其深刻的时代真实。真的革命党被杀害了，或者不掌权了，在那里跋扈的是假的革命党，像假洋鬼子这样的投机分子。
这难道不是历史的真实么？当时很多立宪派分子，由清朝任命的咨议局长都成了革命党，真正的革命党反而成了客人。孙中山先生立志搞建设去了。攘夺了政权的反动势力，对自发起来的农民，当然要“不准革命”了。《阿Q正传》中的“不准革命”一章，正是当时执政者对群众的“不准革命”的缩影。“不准革命”，就是不准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这一方面固然表现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丧失政权以后，实际上背弃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民阶级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仅仅依靠自发斗争敌不过强大的反动势力，必然走向失败的结局。何况象阿Q这样的农民，对革命的理想，革命的道路，革命的方式都夹杂着愚昧落后的意识，当然更加敌不过他的敌对阶级，只能加快自己的失败了。
虽然如此，鲁迅通过阿Q这样的典型的描写，告诉我们，中国的被压迫的农民，不管由于统治阶级在生活上和精神上的重压和摧残，长期的封建思想的毒害，精神上被扭曲到何等浑噩的程度，但是根据他们的经济地位，根据他们的阶级本性，只要历史提供这样的契机，他们必然会跃跃欲试地起来革命的。阿Q要做革命党，这是历史的必然。正如鲁迅所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如果说，连阿Q这样浑噩的农民都没有丧失自己的阶级意识，那么，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广大农民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将燃起更为健康的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情了。
我们还应该看到，阿Q的革命的理想，革命的道路，革命的方式，固然愚昧甚至荒唐，仿佛不值一哂。但是，如果拨去那些可笑的尘埃，还是会发现它本身的晶莹的思想价值来的。阿Q打倒地主和改变自己生活的愿望，比起资产阶级来，难道不更接近于革命的真理？如果说，即使象阿Q这样落后的农民，他所提出的革命纲领，更接近于真正的民主革命的方向；那么，当时如此风起云涌的农民的自发斗争，实质上都是显示了作为革命的主力军的姿态，用行动提出了这次革命最基本的纲领。资产阶级抛弃了农民，实质上也就是抛弃了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使这次革命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
鲁迅在小说中所提出的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成败的关键。它曲折地显示了农民的力量和弱点，以及资产阶级在农民问题上所犯下的不可宽恕的错误。它显示了辛亥革命悲剧的结局的最深刻的社会原因。尽管小说不同于理论著作，形象思维和理论概括还有所区别。但是，从鲁迅对一个特定的农民在辛亥革命波及农村时的精神状态急遽变化的描写，不能不认为作者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失败有着极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同志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鲁迅描写农村的小说正是表现了这个被压抑的变动乃至使革命失败的过程。
三、 关于辛亥革命的政权
资产阶级既然抛弃了农民，使自己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地位上，在革命前，只能寻找一些间接的分散的社会力量，诸如会党、新军；到革命关头，便饥不择食地与旧势力妥协了。
辛亥革命在思想上缺乏民主主义的舆论动员，在政治上缺乏坚持民主主义的纲领，在组织上更是缺乏自己的力量，用鲁迅的话来说：“党人实力没有充实”。武昌起义后，自己不敢领导，要将政权送出去让所谓有资望的人来领导，先是找了咨议局议长、立宪派分子汤化龙，因为他是文人，后来便找到清朝湖北新军的协统黎元洪。此时明知黎元洪刚刚砍杀一个革命士兵，并且表示坚决不从，然而当事者非要“借重黎元洪之名以号召天下”。当时就有人提出：“此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文武大员，均已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革命军对清臣，未免宽容过度。但革命非彻底将清廷余孽大杀一次，将来必为国家之祸，革命仍是有名无实。依我愚见，黎元洪既不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放其出去，恐其害人。好在我们用黎元洪之名，所拟通电尚未发出。不如先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神威。使一班忠于异族清臣，皆为胆落，实为直截了当。”但是这样的意见在当时和后来都不为革命党人所重视的。结果黎元洪当了都督，后来他残杀了不少参加起义的革命士兵，这就是说，清王朝的忠臣被扶上了“民国”的开国之勋的宝座，武昌起义中不少真正的革命功臣却遭到残害。辛亥革命的第一幕就是多么可悲的闹剧！
既然辛亥革命的所谓开国元勋是这样畸形地产生的，上行下效，各地光复时期的黑幕也就可想而知了。政权或者是落入了立宪派、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手里，再由立宪派把旧势力拉出来；或者立宪派和旧势力将革命党人吃掉，攫取了政权，或者干脆让清朝的旧官僚来继续执政，只是换上了一块共和的招牌，将巡抚的官衔改为都督，其他人马原封不动，一律照旧。只有极少数的地方如云南由新军掌握政权。
对这种政权的戏剧性的交替，在《阿Q正传》中有着十分典型的描写：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切莫要以为这是一幅戏谑式的图画，实在是惊人地表现了历史的真实。江苏光复时政权的变化便完全是这样一种形式。据《苏州光复记》载：民军进城之后，径往抚辕请见，群相推戴。清抚程德全当即宣言，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于是民军将江苏都督印呈进，连放九炮，一面旗杆上即将新旗高悬，文曰：“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兴汉安民”。至是时，则各门城墙，均已高悬白旗。迨十下余钟，如观前街阊门街以及道前街一带商店，类皆白旗招展，有书新汉大汉字样，或书光复。至午后则住户人家，比比皆是矣。这样的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什么，《苏州光复记》也提供了史实：先是十四日，苏州绅商得上海之信，以省城人民财产，以及合城商业，关系甚巨，当由民团绅董潘祖谦、商会总理尤先甲，往谒程抚宪，请其保全地方治安，免致生灵涂炭。力请再三，程始允可。政权是推行政治纲领的组织形式，一个革命党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以后，如果不能拥有自己的政权，那么一切政治纲领都是空话，不但如此，并且还会危及自己的生存。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在政权问题上掉以轻心，说明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强大压力下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他们就是不相信农民，其他什么朋友都好，只要口头上拥护共和，即使对革命有累累血债的敌对分子（如袁世凯等），一旦伪装赞成共和，他们也会握手言欢，奉为主人。他们以为有了共和制度，就可以保障自己的地位。因此，就使许多政治派别钻了空子，他们自己则在妥协和挨打中日益削弱自己的力量。
攫取了政权的旧势力，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以维持秩序为名，进行反攻倒算，用屠刀和子弹来巩固自己的地盘。在《阿Q正传》中，混上了“民国”的“民政帮办”的举人老爷，在他的治下，监牢里除了关起“想造反”的阿Q以外，还有“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的农民。由此可见，这打着“民国”招牌的专政工具对准的是什么人了。这就全部说明了“民国”以后政治的本质。
阿Q是未庄的旧势力攫夺“民国”政权以后第一道祭旗的牺牲。把总为了表示自己已经做了革命党，要显一显声威，颇不以举人老爷“第一要追赃”的道理为然，于是就向阿Q开刀了。请听听把总的声口：“惩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把总还对举人老爷说：“破了案，你又来迂。不成！这是我管的！”于是，为了成全把总的“面子”，阿Q就不得不屈死了。这便是把总所说的“这是我管的”的“德政”。
这一回不是“不准革命”了，而且索性不准阿Q活命了。从“不准革命”到不准活命，这正是攫夺了辛亥革命成果的旧势力对待被压迫阶级的逻辑的必然。我们在历史上随时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昔日参加革命的会党，已经被称为“匪股”、“伪国民军”。“军政府通电各路统兵大员”，要“痛加截剿”了。对江苏奉贤抗租抗税的农民，要出动“师船”镇压了；常熟有个名叫孙二的佃农，准备起义，结果被同盟会会员无锡都督秦毓鎏镇压了。因此，虽然是浑噩的阿Q，既然他自己承认“想造反”，便被诬为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是理所当然了。鲁迅通过阿Q之死，集中概括了当时出现的一股反革命逆流。
不但如此，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掌权以后，大批革命党人也受到残杀，象王金发、张振武、方维、宋教仁都死于非命。这对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多么辛辣的讽刺！
鲁迅在小说中虽然没有写到袁世凯上台，但是未庄的把总、举人老爷实质上都是各地的小袁世凯。袁世凯上台的土壤早已准备好了。孙中山后来回忆说：革命破坏清政府以后，一般人民每訾议只有破坏的能力，没有建设的经验，所以一般议论，都希望官僚执政。如袁世凯时代，几乎大家都说非袁不可。革命党自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既舆论说非袁不可，只好相率下野，将政权交与官僚。这里所说的“一般议论”，主要是指社会上的地主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误以为人民的议论了。如果征求鲁迅小说中的阿Q、闰土以及知识分子的吕纬甫、魏连殳等人的民意，恐怕必不以为“非袁莫属”吧。自然，阿Q也许闹不清什么“圆”世凯、“方”世凯，但是阿Q会认为只有打倒地方和改变他这样的人的命运来执政，这是确定无疑的，其实这倒是真正的民意，可惜被忽视了。
关于让袁问题，何香凝后来在回忆中正确地指出：在国民党内占优势的右派分子都一致主张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而往日同盟会员中也出现了为袁世凯说话的人，汪精卫就是其中的一个。真正信仰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的，真正拥护他的领导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从武昌起义一直到全国各省光复，再到拥戴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工人阶级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以前，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不能依靠农民来充实自己的力量所必然导致的历史悲剧。鲁迅在自己的小说中虽然不是全面地却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实际上也就是总结了这个革命失败的又一教训。这在中国文学史上，难道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破天荒的大事吗？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便直接丧失了政权。象《阿Q正传》中的未庄的举人老爷、把总、假洋鬼子、赵太爷之流，明明是应该镇压的反革命，然而却都“咸与维新”了。只要谁把辫子盘在顶上（注意：还不是剪掉辫子！）就成了所谓“草字头的一路人”，假洋鬼子成了阿Q心目中的未庄的唯一的“革命党”，举人老爷和把总都做了“民国”的“官”。
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严峻的，不镇压反革命，反革命必然反过来镇压革命了。果然，在这些民国的新贵上任以后，连阿Q也便“要做奴隶而不得”了。
在写出《阿Q正传》四年以后，鲁迅便将在小说中的形象描写作了理论上的概括，这便是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所说的一段话：……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党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沈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化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鲁迅对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简直是维妙维肖地画出了他们的阶级性格。鲁迅在小说中所写到的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政权的性质，实际上都在证明先天不足软弱无力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无法单独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的重任在期待新的领导阶级。
四、 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幻灭
辛亥革命是失败了。但也正如在《阿Q正传》中所表现的：“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倘在夏天，大家将辫子盘在头顶上或者打一个结，本不算什么稀奇事，但现在是暮秋，所以这‘秋行夏令’的情形，在盘辫家不能不说是万分的英断，而在未庄也不能不说无关于改革了。”这就是说，在以未庄为代表的广大农村，连剪辫子这样的改革都没有能做到。直到张勋复辟前夕，在《风波》中，赵七爷固然是不剪辫子的，连七斤的辫子也是拖着，直到进城被强迫剪去以后，还使七斤嫂大大地吃了一场虚惊。可见，那时的中国农村，是如何的停滞了。
但是，在城市里，辫子大约已经剪去的人多了。这毕竟是辛亥革命的一种象征。鲁迅说：“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但是，如果一次全国性的革命，失去的仅仅是一条辫子，那就未免太可悲了。
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便是写了一个亲历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由辫子而生发的感慨。小说中的N先生的故人许多是辛亥革命的先烈，因此，当他看到大家都对双十节漠不关心的懒洋洋的神态，不免记起那些故人来。他们还在少年时，便“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或者“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或者“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总之，“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使他感到唯一的“一点得意的事”便是剪掉了辫子。N先生是留学生，他第一次剪辫还是辛亥革命以前出去留学的时候，可是待到回国后，不得不装起一条假辫子，受到了辱骂和威吓。废了假辫，又被人骂为假洋鬼子。直到民国成立，“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鲁迅显然在N先生身上，概括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鲁迅的辫子也是当留学生时剪掉的，回国以后，不得不装上一条大洋四元的假辫子。后来，怕掉下来，不装了，于是就到处受到了笑骂和冷遇。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才解除了这种歧视和冷遇。所以鲁迅说：“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面，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
但是，N先生不等于鲁迅，N先生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这是与鲁迅不同的。N先生——先前的理想家现在鄙薄理想了：“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N先生的愤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一笔抹杀了理想，这正说明他还没有找到新的理想。旧的理想破灭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灭了，新的理想在那里呢？这是当时许多追随辛亥革命领导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苦闷，其中也包括鲁迅。鲁迅这时也曾为找不到新的理想，或者还不能确信新的理想而苦闷。在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确证前，他“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他因为“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他也认为“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但是，鲁迅不同于N先生的是他还坚信进化论的将来必胜于现在的观点，认为封建主义“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因此，在《头发的故事》里，他借“我”的嘴说，“不很愿听”N先生的宏论。
早在写《头发的故事》的前一年，1919年写的《随感录三十九》中，提出了封建主义的经验终于压倒了民主主义的理想，这是表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产的又一明证。鲁迅说：据我的经验，这理想价值的跌落，只是近五年以来的事。民国以前，还未如此，许多国民，也肯认理想家是引路的人。到了民国元年前后，理论上的事情，著著实现，于是理想派——深浅真伪现在姑且弗论——也格外举起头来。一方面却有旧官僚的攘夺政权，以及遗老受冷不过，豫备下山，却痛恨这一类理想派，说什么闻所未闻的学理法理，横亘在前，不能大踏步摇摆。于是沉思三日三夜，竟想出了一种兵器，有了这利器，才将“理”字排行的元恶大憝，一律肃清。这利器的大名，便叫“经验”。现在又添上一个雅号，便是高雅之至的“事实”。
经验从那里来，便是从清朝得来的。经验提高了他的喉咙含含糊糊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
……现在“经验”既已登坛，自然株连着化为妄想，理合不分首从，全踏在朝靴底下，以符列祖列宗的成规。这一踏不觉过了四五年，经验家虽然也增加了四五岁，与素未经验的生物学学理——死——渐渐接近，但这与众不同的中国，却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一大批踏在朝靴底下的学习诸公，早经竭力大叫，说他也得了经验了。
但我们应该明白，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奴才的数目多，心传的经验家也愈多。待到经验家二世的全盛时代，那便是理想单被轻薄，理想家单当妄人，还要算是幸福侥幸了。封建主义经验家的重新上台，民主主义理想家被放逐下台，这是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五四”运动兴起以前中国思想界的悲剧。鲁迅本人便经历了这样的悲剧，旧的民主主义理想幻灭了，新的社会主义理想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使他痛苦得“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但是，鲁迅毕竟通过“五四”时代精神的洗礼，结束了这样的悲剧性的际遇，向新的理想的方向前进了。在这其间，鲁迅看到周围不少知识分子却被这悲剧的时代压碎了，他们在碰壁以后就沉沦下去，或者自暴自弃玩世不恭，或者自己毁灭自己。鲁迅在小说中描写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提出了民主革命失败以后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问题。
领导中国第一次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依靠农民这支主力军战胜封建主义，也不能团结知识分子。原来是追随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不久就变得十分孤立无援了。他们认为，既然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敌不过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都破产了，还有什么别的指望呢？他们只有被封建势力吞噬了的命运。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便是这样。他是山村中第一个出外游学，接受了新思潮，因而被人目为“新党”的人。但是他一直很不得志，最后终于被校长所辞退，连生活也无着了，这使我们想起了范爱农。范爱农也曾游学日本，由于时局的刺激，有着冷而愤激的癖性。辛亥革命后，他在故乡鲁迅当校长的绍兴师范学堂做监学，后来鲁迅北上，他便被继任的孔教会会长的校长撤职了。弄得生活无着，最后不得不自沉了。他在死前给鲁迅一信，词极凄苦，其中说：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范爱农性格的冷以及被校长辞退后生活失措一节颇与《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相仿，所不同的是魏连殳采取了另一种自戕的方式，即投靠杜师长取得一定的权势以后转向旧社会报复。然而这是一种可怜的报复！这是以自己原有理想的牺牲为代价以报复社会的悲剧。
无论范爱农，抑或小说中的魏连殳，他们都是除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理想，既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破灭了，他们的希望也就破灭了。他们除了追随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没有看到别的阶级力量。他们没有看到正在崛起的工农的力量。
魏连殳是死了，差不多与魏连殳是同一代人，同是在辛亥革命中燃起希望的吕纬甫（《在酒楼上》）、方玄绰（《端午节》）虽然没有死，但都失去了对人生的信心，变得因循苟活，敷衍度日了。一个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一个是看世事都“差不多”，用“无是非之心”来麻醉自己。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它必须依附一种阶级力量。他们曾依附于革命的资产阶级，热情地希望着在中国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想，但是，资产阶级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交战中失败了，封建势力变本加厉统治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敏锐，他们在革命中往往是首先觉悟的成份，但是他们也最容易敏感到革命失败的痛苦。不止是个人的生活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普遍地折磨苦恼着他们。当时他们实在想不出别的共和国的方案，因此，他们都消沉下去了。
在这些知识分子形象中，或者有着鲁迅类似的经历，或者甚至有着与鲁迅类似的癖性。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鲁迅当然也很痛苦。他在北京教育部常常“枯坐终日”，寂寞沉思，或者用抄书、抄佛经来打发日子。但是，鲁迅没有被悲愤压倒，他比他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远为坚韧；他们在来不及看到中国的新的理想时就相继自暴自弃了，鲁迅则在勇于否定自己一些消极的想法后继续前进了。鲁迅终于找到了与工农的力量相结合的道路，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鲁迅通过对魏连殳、吕纬甫、方玄绰这些知识分子的考察，不仅写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弱点（他们都愿意接受革命的道理，但当他们如果不与工农群众的力量相结合，没有一种强大的阶级力量支持时，就会很快消沉下去），而且证明了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竟无力团结跟自己走的知识分子，竟能容忍封建势力摧残这样的知识分子，从而使自己越来越丧失群众的基础。
在任何革命运动中，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革命的领导者不但要依靠主力军，也要团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同盟军。辛亥革命时期广大的知识分子对民主主义理论是最容易也是最愿意接受的，特别是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应该在这次革命中发挥力量。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在政权问题上犯了投降主义的大错误，使得旧势力从中央到地方都得逞了，他们掌握了包括用人的实权。在革命时一度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封建反动的知识分子又浮了上来，像孔教会会长之流又做了“民国”的学校校长，这样，范爱农和类似范爱农的魏连殳就没有活路了，被打了下去。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但抛弃了农民，也抛弃了紧跟自己的知识分子，使自己愈益处于孤立的地位，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悲剧。
自从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真正实现要经过曲折漫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最先敏感时代气压的知识分子注定还要走着痛苦的道路。
《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不是愤激地说过，为了“理想”“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么？当然，就N先生来说，这是因为自己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理想时的偏激之见。但是，N先生对“五四”前夜或初期大家又一度热衷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想表示怀疑，却有它的客观的根据。在封建势力还掌握着政权和舆论的时代，即使要实行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也是不可能的。
仿佛为了要证实这种观点，鲁迅写了《伤逝》，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和同居，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围里边的东西。但是，他们却受到了旧势力的压迫，以悲惨的结局告终。这说明，中国当时如果在政治上不实行民主主义，其他一切民主主义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
在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悲剧，除了理想的破灭所造成外，都离不开经济原因。当时攘夺了政权的封建势力对待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你要搞资产阶级革命，你要鼓吹新思想，就不给你吃饭！
鲁迅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魏连殳就是为了钱，为了“还得活几天”，去当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他开头显然不愿意这样做，曾表示过只要能活下去，即便是“钞写，一月二三十块钱也可以的”，但是，终于连这样的可能也没有。他除了象范爱农这样自杀以外，便只有做他十分鄙视的杜师长的顾问了。他为钱卖掉了自由。于是他便拼命摧残自己来作为报复，结局是与范爱农一样的——也是死。吕纬甫也是为了钱而卖掉自由，去教他早就反对的《女儿经》那套封建劳什子。方玄绰的“差不多”说是因屡屡欠薪生活日益拮据而引起的，至于涓生与子君的悲剧的导火线，不用说，更是为了经济问题。
鲁迅这些小说表明，领导中国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保护倾向自己的知识分子追求和实行民主主义的权利，也不能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物质利益，正如他们不能也无权保障广大劳动人民最基本的物质利益一样。这怎么能不使革命愈益导致失败呢？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曾天真地认为，政权是无足轻重的。待到恭手让出政权以后终于再想实行自己的路线已经不可能了。这时便失去了自己从思想上和物质上掌握群众的可能，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可能。
这样，我们在鲁迅小说中，看到中国第一次民主革命的许多重要的画面，它们连成一线，反映了这次革命失败的过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辛亥革命缺乏民主主义的普及，缺乏反封建的思想动员，群众没有发动起来。革命没有群众广泛的支持，胜利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尤其忽视了农民这个中国的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忽视了把农村作为根据地，这就失去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和广大的农村。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不能团结追随自己的知识分子，这就大大削弱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封建力量。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完全不重视政权建设，他们把政权让给封建旧势力，使封建旧势力可以凭借政权向人民群众猛扑过来，进行反攻倒算，他们袭用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根本不容许人民群众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有些许的改善，于是，革命的生机斫丧殆尽，人民群众对“民国”的信心也丧失殆尽。以致逢到民国纪念日，大家都漠然处之，“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鲁迅在小说中通过形象的描写告诉我们：在经过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势力几乎纹丝未动，依然是压在人民身上的一座大山。几千年来的人肉的筵宴还在排下去，不但广大农民，即使怀抱过民主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也都辗转呻吟在这样的魔影底下，求做奴隶而不得。
鲁迅早年曾预言过一旦由清廷操纵下的立宪派上台，如果用共和的招牌来行专制之实，那就会出现比专制政体更复杂的情况：“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这话果然不幸而言中，鲁迅小说中所描写的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图景就证实了这样的悲惨的结局。孙中山也不能不感慨系之地说：现在国内的政治，比较满清的政治，没有两样，依兄弟看来，满清政治，犹稍愈于今日，一般人民，在满清政府下，比今日尚觉自由。如现政府的滥杀良民，在满清政治专制时代，还没有发现，如现在武人官僚的贪婪，亦较满清时代为甚。兄弟记得清代某粤督于一年内，搜括得一百多万，人已诧为奇事；由今日看来，像督军师长等，有一年发财到数百万的，有数年发财到千余万的，方今贪婪的风气，比前清倍蓰了。我们因满清政治不良，所以要革命，但革命的结果，所呈的现象比满清尤坏。这个原因，不是革命党的罪，是前清遗毒武人与官僚的罪。……前清时代的土豪，包揽词讼，鱼肉乡里，还不敢公开出头。现在的政客，居然白昼现形，挑拨武人，扰乱国政。这实在是正如鲁迅说的由“一独夫”“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了。但是孙中山当时还不能看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只看到了封建势力强大的一面。鲁迅则不但看到了封建势力的强大，还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在封建势力面前完全居于劣势的地位。
鲁迅后来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鲁迅小说中对中国第一次民主革命的种种描写实际上都显示了这样的真理：一切都要从新做过。应该怎样做？鲁迅当时还提不出明确的符合实际的方案。但是，不应该这样做，鲁迅却已经明确地在小说中加以证明了。中国不应该没有一个思想上的声势浩大的反封建运动；民主革命不应该忘记农民这个主力军；不应该漠视群众的物质利益；革命的领导者如果真正愿意代表群众的利益，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忽视政权建设；知识分子是最容易感染革命的热情，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愿意为救国救民的理想而奋斗的，革命的领导者不应该抛弃他们，使他们失去生活和效力的机会，而且横遭敌人的摧残……这些都是从鲁迅小说中引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
鲁迅的小说的确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