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新型的白话小说，就它揭露封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残酷性的深度来说，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划时代的。
最早从思想角度评论《狂人日记》的是当时的著名思想家吴虞，他的《吃人与礼教》一文，就是读了《狂人日记》写的，他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
《狂人日记》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他还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狂人日记》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可见一斑。
当时最早从文学角度评论《狂人日记》的是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茅盾，他在1923年署名雁冰写的《读〈呐喊〉》一文中说，他读着《狂人日记》“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传统的旧礼教，在这里受着最刻薄的攻击，蒙上了‘吃人’的罪名了。”这样的评价现在看来还是有其深刻和独到的地方，特别是把握了《狂人日记》的艺术特征，说出了自己的审美感受，可以启迪后人。
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狂人日记》的确是一篇代表作，这不仅因为它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主要还因为体现了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创作特征。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对中国的现实有深刻的了解；二是他对中国的历史有深刻的了解。《狂人日记》的思想，恰恰体现了他这两方面的优点。对现实世态入木三分的刻画和对中国历史深层的掘进使《狂人日记》获得了它的生活阔度和思想深度。一个伟大的作家，常常不满足亦步亦趋地仅仅反映现实生活，他要研究现实生活的来龙去脉，于是，他走向历史，凝视着生活脉络的源头，但是表现历史也有时空的限制，于是他走向哲学，希望对生活作出一种更完满的概括，一种上升到哲学高度的概括。《阿Q正传》如此，《狂人日记》亦复如此。在《狂人日记》中，既激荡着现实生活中的怒涛，亦回旋着历史的哀音，最后上升到哲学概括的高度，在混沌般的迷雾中廓清了人们的认识，一切封建教条封建意识形态，无非是“吃人”两字。
在近代中国，戴东原(1724—1777)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发出过“以理杀人”的惊叹，他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在维新运动中，谭嗣同(1856—1893)大声疾呼“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并指出“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已故也。”这些，虽然都是在鲁迅的“狂人”出现以前在中国思想史上极可宝贵的民主呼声，但是，《狂人日记》中所喊出的“吃人”，却更具有斩钉截铁、摧枯拉朽的力量。而且“吃人”两字所概括的生活幅度也远远超出前者的民主呼声。特别因为采用了小说的形式，这样的反封建思想更是不胫而走，几乎在当时知识界中家喻户晓。
你为一个反封建斗士的“狂人”，他既受了现实的刺激，又背负着因袭的传统的重担，因此，要了解这一典型的思想以及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艺术方法，才只有从这几方面去探索。
一
鲁迅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狂人作为反对和揭露封建礼教的典型？这不能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正因为在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总是被封建顽固派目为疯子，孙中山是这样，徐锡麟、章太炎也是这样。鲁迅说过：“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给他起个绰号，曰章疯子。”而章太炎也不以为忤，他在1906年7月15日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大概世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断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觉醒的人们常常要被诋为疯狂。
不但如此，在辛亥革命以后，后来永定为复辟祖师的康有为还咒骂当时“人心发狂”。说什么“永保国粹……岂可并数千年之教化，尽扫而弃之？今者邦人，慓悍恣睢，礼俗荡然，人心发狂。”他谩骂当时反对孔子反对封建教条的人都发了狂，甚至诬蔑四万万同胞都发了狂，说：“今之妄人，不学无知，……妄攻孔子为旧道德，妄攻中国无道德，举国之人饮狂泉，则以不狂为狂。……嗟呼，吾四万万同胞得无误饮狂泉乎？盍醒乎来！”他说要唤醒他们，实际上要扑灭他们的反封建意识。在同一篇文章中，康有为还攻击反封建的斗士是“射天斫地”“含血自噀”的狂夫，他说：“夫孔子以人为道者也。……设为父子、夫妇、君臣之道以处之，内有身有家，外有国有天下。……而今之妄人，乃欲攻孔，是犹狂夫射天斫地，闭目无睹，含血自噀”。他还咒骂这种所谓“颠狂心疾”之人不能算人。他说：“吾国以礼为治，以道为国……尽弃国粹，遂致父子夫妇之不保也，遂致孔教之沦废也……则中国人身虽存，而中国魂已亡矣，比之颠狂心疾之人，岂得谓之人乎？”这些，可以说是当时封建维护者将反封建的斗士咒骂为狂人的典型材料。鲁迅正是在这样现实环境里，结构出他的《狂人日记》。
不错，在《狂人日记》的构思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曾给了他启发；生活中他所接触的真正的狂人的模特儿(如周遐寿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呐喊衍义》中所写到的鲁迅的表兄弟久孙的事迹)曾给了他的小说以感性的血肉；作者的医学知识又曾丰富狂人的心理描写，但是，《狂人日记》的主题，“狂人”的命名，却不是外国文学传统的模拟，也不是对生活的抄袭，而是从当时封建和反封建对垒的现实中概括出的激动人心的哲理，这是对咒骂反封建斗士为狂人的谰言的一个有力的回击。《狂人日记》是当时现实的产物，它深深植根于近代中国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民主空气还十分闭塞的土壤中，而它的根须却伸展到遥远的历史年代。
二
《狂人日记》概括了深刻的历史内容。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警句：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宇。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鲁迅把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所标榜的“仁义道德”概括为“吃人”的实质，它的深刻性、尖锐性和彻底性恰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
鲁迅在谈到《狂人日记》的主题形成时说：“……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狂人日记》中所提到的吃人，看来似乎是一种象征性的寓意，然而并非如此，也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现象，即一种精神上的虐杀和残害，通过一部《通鉴》，透过那些冠冕堂皇的记载，就赤裸裸地供认了许多实有其事的吃人的残暴行径。
根据《左传》的记载，五霸之首的齐侯是十分讲究“礼教”的，周襄王赐他一块祭肉，他不顾年迈耋老，一定要亲自下拜，说什么“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他在葵丘大会上满口仁义道德，“诛不孝，无以妾为妻，敬老慈幼”，但是他却是一个贪吃人肉的野兽，“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又据《史记》的记载：“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偏赐诸侯。”不但皇帝亲自吃，简直把人肉当作一种珍贵的礼品了。平时是如此，至于一到战时，杀死爱妾，以享兵将，更是作为一种“美德”了。据《后汉书·臧洪传》：“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将赴其难，自以兵弱，从袁绍请兵，袁绍不听，超城遂陷，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洪，城中粮尽，洪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又据《唐书·忠义传》：“张巡守睢阳城，尹子奇围攻既久，城中粮食尽，易子而食，折骸而爨。巡得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饷军士，曰：‘请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其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括城中妇女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许远亦杀奴僮以哺士卒。”
还有因吃人而成为孝悌者：“汉末有管阳秋者，与弟及伴一人避乱俱行，天雨雪，粮绝，谓其弟日：‘今不食伴，则三人俱死。’乃与弟共杀之，得粮达舍，后遇赧，无罪。此人可谓善士乎？孔文举(即孔丘的后裔孔融)曰：‘管秋阳爱先人遗体，食伴无嫌也。’荀侍中难曰：‘秋阳贪生杀主，岂不罪耶？’文举曰：‘此伴非曾友也。若管仲啖鲍叔，贡禹食王阳，此则不可。而所杀者，犹鸟兽而能言耳。今有犬啮一狸，狸啮一鹦鹉，何足怪也？昔重耳恋齐女而欲食狐偃，孙叔敖怒楚师而欲食伍参，贤哲之忿，犹欲啖人；而况遭穷者乎？”按照孔融的逻辑，只要不是自己的知交，就无异是能言的鸟兽，都可以杀而果腹。并且引所谓“贤哲之忿，犹欲啖人，”制造一种吃人有理的谬论。这些都是直接的吃人，在被吃的人中间，弱者，小儿，女子更是首当其冲。对史书上所记载的这种血淋淋的吃人暴行，可惜在我国传统文学里还很少得到反映过，虽有人提出怀疑（如清代袁枚写过《张巡杀妾论》，认为张巡的行为不足为训)，但还没有引起过愤激的抗议。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吃人的现象正是假借着礼教的面目出现的，不但被允许，甚至是作为一种美德传颂的。《狂人日记》可说是第一次揭开了这血淋淋的黑幕。
在中国历史上，可悲的还不仅是这些实有其事的吃人现象层出不穷地在搬演过，尤其可悲的思想、精神上的杀人惨剧的演出更要比这多上千万倍。“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因此就更容易掩饰，也就是可以更阴险地展开。从本质上说，封建礼教就是杀人的。封建礼教及其家族制度的弊害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一点，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在所谓上层社会也不例外。据说孔子就表彰过妇女为了愚贞的惨死：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日：“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伯姬恪守“妇道”，作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孔子却对此大加赞赏，说：“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这便开了后世赞颂妇女死节的先河。北宋理学家程颐摭拾孔子的唾余，提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像这类妇女为了愚贞守节而惨死的故事，实在是史不绝书。不但如此，还有为了守孝面少愁容而被杀的，“孔文举为北海相，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文举杀之。”孔融杀他的理由，是“形悲而心否”，也就是说，虽然在哭泣，哭得不悲伤。因此脑袋只能与身体异处。这难道不是以“理”杀人的典型例子吗？
至于在统治阶级外部，在等级制度支配下，更是一级一级的制驭着，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鲁迅说：“‘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羽的子在。”“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鲁迅即从当时现实生活中得到启发，又从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吃人”的惨剧中看到它的本质，从而创作了《狂人日记》。出现在作品里的典型环境，既是狂人性格赖以得到表现的积极的背景，又是几千年“吃人”的封建社会制度的高度概括。它展开了广阔的生活幅度和历史深度。鲁迅认为“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道理就在这里。
三
《狂人日记》的作者忧愤之所以深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渗入到被统治者之中，渗入到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之中，不但阻碍着他们的觉醒，而且还在客观上帮助统治阶级张开“吃人”的罗网。这是最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鲁迅所感到痛心的。
在《狂人日记》中，迫害和敌视狂人的，不仅是捧着“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赵贵翁之流；“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乃至“街上的那个女人”，“狼子村”来的“告荒”的“佃户”，“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这便使狂人一想起来，“从顶上直冷到脚跟”。被压迫者的缺乏觉悟，便加强了压迫者的统治。鲁迅因此始终对被压迫者的觉悟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考察，被压迫者对压迫现象的冷漠，对周围的阶级兄弟或阶级姊妹缺乏同情和援助，有时甚至无意中作了压迫者的精神上的帮凶，这是鲁迅许多小说中一再加以表现到的主题。《狂人日记》由于同时表现了这一主题，便极大地加强了它的思想容量。另外，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当时认为既然连社会上许多处在底层备受苦难的被压迫者都不能了解“狂人”的思想，不能理解“狂人”对“吃人”的控诉，就势必将没有吃过人的所谓“真的人”的出现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了。因此，结尾就合乎逻辑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像这样的主题思想，显然是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中所完全没有的。
《狂人日记》不仅揭露了“吃人”的凶残，还揭露了种种“吃人”的方法，亦即历来反动统治者的“治术”。例如一种是装出一副伪善者的面目，来掩饰吃人的险恶用心，以麻痹被吃者的斗志，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以便养肥了可以吃；或者说“吃人”的事，“从来如此”。另一种是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加到被吃者的身上，“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几个圈”；再一种是吃人者布好罗网，逼得被吃者自戕，这样他们既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吃人的心愿；否则便用封建礼教的大帽子压得你惊恐欲死，这样他们同样可以达到吃人的目的。又一种是，“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厉行封建专制主义的那一套。还有一种是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在被吃者身上，“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有人见情。”凡此种种，都是历来反动统治者以“理”杀人的手段，直到林彪、“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革命老干部和对他们不满的人民群众时，袭用的还是这样的老谱。历史是能从过去以推断未来的一面镜子，正因为鲁迅总结了历史上反动统治者“吃人”的现象，对此提供了规律性的认识，把它概括到艺术形象中去，这便能对人们具有极其深刻的认识意义，以便在历史行程中识别一切“吃人”者的伎俩。这是《狂人日记》所概括的历史内容深刻性和丰富性的一个证据，也是这篇小说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贡献。
四
在讨论狂人形象时，常常涉及狂人是真的发狂还是假托为狂人的问题，因为这牵涉到《狂人日记》的艺术方法，究竟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如果认为狂人并非真的发狂，不过是鲁迅有所寄托，将自己的思想假借疯言狂语说出来，那无疑是说，狂人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而不是生活中的典型，狂人只是作者反封建思想的寄植者，是作者批判封建礼教家族制度的传声筒。这样认为，《狂人日记》便不但削弱了它美学上的意义，而且也限制了它的思想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无异说狂人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它在美学价值上当然要显得贫乏。如果狂人实际上是生活中的反封建的战士，他的狂言谵语不过是作者赋予的化装演说，那就是说，他并没有真的被逼疯，这就不能充分揭露封建礼教灭绝人性的悲剧性，这就显然限制了这个典型的思想意义。
我认为，狂人是真的狂人，是被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逼疯了的。由于是被封建礼教逼疯的，他对此有一种执拗的恐怖和妄想，占据着他的大脑皮层而不能自已。渐次，就幻化成一种“吃人”的观念，好象世界上的一切都要吞噬他，压迫他。这种可怕的“吃人”的阴影追逐着他，一刻也不放松。鲁迅凭着他的医学知识，对此有着十分真实生动细致的描写，而这样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笔触。但是，鲁迅当然不会满足仅仅是狂人对封建主义迫害的控诉，他的确还希望通过狂人之口说出一种宏大的思想。如何将狂人的狂言谵语与反封建的主题思想结合起来，这是提高这篇小说的水平的关键。鲁迅的成功在于反映在《狂人日记》中的许多宏大的思想，与狂人的“强迫观念”的思想逻辑地取得了内在的一致。使人们相信，在狂人嘴里说出的许多具有哲理性的警句，与狂人的狂言谵语取得了水乳相融的效果，是这样的狂人必然想说出和完全可能说出的。《狂人日记》艺术上的成功便在这里。不但如此，《狂人日记》还因此为自己取得了一层保护色，当时未被反动阵营所发现。正如沈雁冰说：“中国人一向自诩的精神文明第一次受到了最‘无赖’的怒骂；然而当时未闻国粹家惶骇相告，大概总是因为《狂人日记》只是一篇不通的小说未曾注意，始终没有看见罢了。”
然而《狂人日记》却并非仅仅是一篇现实主义小说，特别在总的构思上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毋宁说是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这就是说，作者要让自己的人物比一般的迫害狂说出更高明的思想，作者要让人物说出自己对历史和现实长期观察的真知灼见，作者还希望在环绕狂人的典型环境中，一切都具有怵目惊心的寓意。这就是说，能够象征着更多的思想。沈雁冰在最初读到这篇作品时便说它具有“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的确把握到了它的艺术特征的。
说到底，任何作品总要宣传作者自己的思想。鲁迅说：“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我们说《狂人日记》中所宣传的思想与狂人的思维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并不认为，《狂人日记》所有的思想，都合乎狂人的逻辑。例如，有些带有明显的说教式的宣传，就显得与狂人的思维方法有些游离了。如第九段：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又如一再提出的要劝转吃人的人，等等，就其思维的清晰性来看就不类狂人的“强迫观念”了。在《狂人日记》发表不久，鲁迅在一封信中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这里当然有自谦的成分，但作者为了急于宣传自己的思想，有时不免越出艺术的框框，直接与读者对话，这也是事实。
说《狂人日记》在总体结构上是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这两者都是表现主观思想重于客观描写，有其共通的地方)因为《狂人日记》所表现的象征色彩，与其说受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还不如说更接近于安特列夫了。
我在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狂人日记》有着安特列夫式的象征主义。当时我举了安特列夫的戏剧《黑假面人》为例，剧本写“一个公爵举行假面跳舞会，连爱人也认不出了，因为都戴着面具，后来便发狂，疑心一切人永久都戴着假面以至于死。”早年鲁迅译的安特列夫的小说《谩》也有这样的倾向，看到世上一切都是“瞒和骗”，于是主人公便发疯了。这些人，都是因为看到了社会上的不合理的现象，产生了精神上的分裂，形成一种难以排遣的“强迫观念”，然后在这种“强迫观念”的支配下，倒反而说出或看出了真理。安特列夫这样的构思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近似的。安特列夫创作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方面十分细致地描写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常常离开对生活的具体描写，通过对人物心理印象的刻划，使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腾飞起来。所以鲁迅对安特列夫创作的评价是：“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印象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鲁迅的象征主义也和写实主义相融合，这一点在《狂人日记》中也表现得十分典型。
但是，象征主义虽然能概括地说出一种宏大的思想，对现实生活进行哲学的概括，但是他由于有时离开了生活自身的逻辑，缺乏感性的血肉，而不免显得抽象和空洞，《狂人日记》结尾的“救救孩子”的呼声的所以作者自己后来也认为“空空洞洞”，一方面固然因为作者当时对现实发展的具体前景缺乏明晰的概念，另一方面可能也因为借助于不是从生活逻辑出发的象征主义手法所致的吧。鲁迅在我们前引一信中所说的《狂人日记》在艺术上“太逼促”，恐怕也包含了这层意思。
但鲁迅的《狂人日记》毕竟是成功的，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狂人，狂人虽然说出了许多哲理性的名言，但基本上是符合他的思维逻辑的，这就使思想性与真实性结合了起来。而且，鲁迅也没有将狂人拔高，据《狂人日记》的“识”告诉我们，狂人痊愈之后，曾认为自己过去出言“荒唐”，后来随即“赴某地候补矣。”这就是说，他并没有忘记仕宦进取之途，这也正是那个时代一般读书人的通病。只有当他发狂的时候，才清醒地接触到现实中的某些本质现象；如今清醒了，实际上是糊涂了，因为浊世如醉，原容不得你清醒。狂人最后未能真正的觉醒，这当然也使鲁迅感到无限隐痛，然而正是在这里，鲁迅表现了他严峻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实践了他一贯主张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意图。
1980年1月草1981年11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