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郭沫若代表质文社同人手书的挽联中有“旷代文章数阿Q”之句。的确，阿Q的形象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国界，成为前无古人的旷代杰作。这部作品已经被翻译为28种外国文本，在世界各国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早在1926年，当《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在法国的《欧罗巴》杂志最初发表时，立即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和赞扬。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事先阅过译稿，他激动地说：“这是一篇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阿Q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不断评论《阿Q正传》，倾倒于它的思想和艺术上的杰出的成就。它象一座蕴含丰富的矿藏，每一次展读，总能开掘出一些思想和艺术上的养料。阿Q的精神世界不但延伸到中国最悠久的历史深层，而且扩展到不分东西南北的大地。决不因为阿Q不识字就与中国精神文明的消极面没有株连，决不因为阿Q隶籍于浙东农村就局限了他的代表性。也许阿Q形象的意义太丰富了，以致对既然根据作者自白通过阿Q希望能够表现旧中国国民的性格，那末为什么要选择阿Q这样流浪雇农作典型的问题；阿Q所表现的最主要的思想特征——精神胜利法，究竟是外加的，还是出自阿Q自己的行动的逻辑的问题等等，还不免有见仁见智的看法。甚至一些权威的批评家和鲁迅研究家虽然全懂得文艺创作的典型化的原则，面对如此复杂的阿Q形象的实际，也会情不自禁地作了阿Q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精神胜利法的寄植者这样的结论。这本身就说明，阿Q是一个在文学史上罕见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典型。
阿Q，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他在物质上已经穷得一无所有了，在精神上被压迫得连选择自己姓什么的权利也没有了，可还是那样浑浑噩噩，每次失败以后，便陶醉在自己精神上的胜利中。我们刚接触阿Q形象时，往往觉得发笑，但是读着读着，就觉得笑不出来了，接着，我们就完全陷入沉思中了。阿Q性格上的许多缺点，特别是精神胜利法，虽然表现的方式与场合不同，在许多人身上，不是也同时存在么？我们几乎真要相信这是一种“国民性”了。说到“国民性”，都认为是一种超阶级的概念，好象完全是要不得的名词。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作为一种民族的性格，它总是受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经济基础以及集中表现经济的政治制度所铸成的。鲁迅在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信中还这样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毫无疑问，这时鲁迅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他还使用了“国民性”这概念，而且将中国的国民性与日本的国民性作了比较，指出形成中国的国民性的某些消极面主要原因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和暴力的征服，当然包括后来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固然有其勤劳、智慧、勇敢、刻苦等优点，但是，由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成吉思汗式管理方式也给整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打上了心理上的烙印。特别在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民族心理中不敢正视现实，采取瞒和骗的逃路；回避追求物质上的胜利，陶醉于精神胜利的幻想之中的成分更加上升。当然，即使是精神胜利法，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是不同的。但是一种即将征服的危亡感，屡次失败无以自解的心理却是共同的。只是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除了欺骗自己以后还要欺骗被压迫者，以便继续苟延自己的反动统治，这就是说，是一种“进攻武器”；被压迫者的精神胜利法，则完全是自己逃避现实的精神避难所，是一种可怜的“防御武器”。
鲁迅是一位敢于正视人生的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者，在他创作《阿Q正传》的动机中，也的确希望能够揭发我们民族的弱点，意在复兴和改善，因此，在阿Q的形象中，包蕴着如此深广的民族的内容，震撼着广大读者的心灵。问题是既然要揭发我们民族的弱点，为什么要偏偏选择阿Q这样一个流浪雇农作为典型。我觉得这里有三个原因：一、中国既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我们民族的弱点与农业经济分不开的，因此通过一个农民的形象来表现这点是最适宜的了。如果通过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上层官僚，显然都有他们的局限性，不能概括我们民族农民气质的弱点；二、鲁迅说过：中国的“百姓，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阿Q无疑是处于受压迫最深的底层。因此，在这样一个忍辱负重的流浪雇农身上，也最能表现重重叠叠的压迫所导致的精神创伤。他们的不能觉醒，奋起，显然是最使希望民族复兴的志士感到痛心的。选择其中的形象作为典型，针砭我们民族的弱点，显然是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三、像阿Q这样的流浪雇农，物质上一无所有，精神上却要处处表现自己的满足，胜利，这不是极大的矛盾吗？正因为如此，就使问题的提出，具有了极大的尖锐性。
但是，阿Q毕竟是一个流浪雇农，他一方面有着精神胜利法的性格弱点，另一方面又有着为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优点。第一，阿Q有勤于劳动的习惯和善于劳动的本质。你看他“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掌握着生产斗争中的多种本领。他并且很喜欢别人赞赏他这方面的能耐，这正表现了农村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色。第二，阿Q要革命，有反抗意识。尽管“精神胜利法”之类思想阻碍着他阶级意识的觉醒，但是，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吹到未庄，未庄的阶级关系行将发生变化，阿Q看到这场革命使骑在他头上的阶级敌人都感到害怕时，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就决心要投革命党，要起来造反。当然，阿Q对革命的概念是十分模糊的，其中羼杂着原始的复仇精神和“威福，子女，玉帛”的权势欲，特别他把王胡和小D也看作革命对象是更不应该的。但是，在这种愚昧思想的外壳下，却包含着真理的内核。阿Q毕竟认识到了革命的权威，认识到革命是唯一能够改变自己的地位的暴力。在假洋鬼子“不准革命”以后，“阿Q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这在表面上好象阿Q又要反对“造反”了，实际上，阿Q所反对的是不能给他真实利益的假革命、是阿Q在无可奈何之下对假洋鬼子式的“革命”的诅咒，说明他多么希望有一种真正的革命暴力能够连投机革命的假洋鬼子之流一并冲刷掉。
当然，阿Q对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他把革命党想象成“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的反清复明的皇权派，然而，整个未庄，包括没有精神胜利法的别的劳动人民在内，难道不几乎都是这样的看法吗？这种模糊的认识，不是阿Q的过错，正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在农村没有发动群众的结果。总之，在阶级斗争中，透过阿Q思想上精神上的病态，我们的确发现了他具有要革命的愿望和不甘心永远被奴役下去的反抗意识。在生产斗争中的勤劳能干和在阶级斗争中的反抗意识，我认为这应该是阿Q性格中本质的方面。正因为有了这本质的方面，因此尽管阿Q身上存在着“精神胜利法”之类大量的缺点，他不但与同样有“精神胜利法”的阶级敌人划清了界线，也决不同于敲榨勒索的流氓和乞讨为生的瘪三。
在一个民族产生危亡感而又积重难返无力自拔的时代，往往是产生“精神胜利法”的温床。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剧，晚清皇朝处于濒临崩溃的绝境中，最高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也就发挥到了极致。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明明被迫签订了不少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条约，道光的上谕却说这是“大皇帝……允准通商”，还要该夷“断不准再启兵端，违悖天理”；投降派耆英则在奏摺中写道：“该夷执礼甚恭，情极驯顺”，主奴一唱一和，仿佛“胜利”还在自己这一面。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咸丰帝为了要保持“天朝”尊严，训示叶名琛，要他“接见夷酋等(英美公使)仪文，仍当恪守旧章(外国贡使免冠拜伏，屏息待命)，无得以该夷等有相待稍优之请，少涉迁就，以致弛其畏惮之心。”于是一面割地赔款，一面却陶醉在保持“天朝威仪”的精神胜利之中。反动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的妙用，显然不仅麻醉自己，更重要的是欺骗被统治者，使自己得以保全面子，维持威信，以便继续自己的统治。
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我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的过程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眼见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和文化侵略的嚣张，自叹敌不过他们，于是便堕入精神胜利的梦幻中。物质方面不行，便说自己“精神文明冠于全球”；有的则说我们的秦汉如何威武，盛唐如何显耀，表示自己先前阔过。至于辜鸿铭的赞小脚，颂辫子，认为“中国人脏，就是脏得好”，以及林损的“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就“精神胜利法”来说，不但无聊，而且无耻了。显然，这些“精神胜利法”，目的也不仅是自我麻醉，而且要麻痹别人的。这就是说，为反动统治者开脱罪行，稳定他们的统治。“精神胜利法”在他们那里，还是一种“进攻武器”，这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着严格的阶级区别的。
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目的只是为了麻醉自己，为自己屡遭屈辱的被压迫的生活处境和精神状态找一个灵魂的避难所。无论阿Q夸耀自己“先前阔”，或者幻想自己将来阔，都不过是为了不满自己当前被阔人蹂躏的处境。阿Q被人打了，钱被抢走了，他无以自解，就说这是“儿子打老子”，认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甚至痛打几下自己的嘴巴，打的仿佛是别一个，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怨愤。这显然都是因为他敌不过强大的压迫势力，无法抗拒生活中的失败，因而在精神上便产生了这样被扭曲了的形态。他讳言自己的癞头疮，说别人还不配生这个，也正因为他无法驱除自己这些缺陷的心理变态。总之，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是一种“防御武器”。
阿Q把“精神胜利法”作为自己精神的避难所有一个相对的条件，就是他能靠自己的劳动挣得那怕是最微薄的，那怕是仅仅足以糊口的收入时，他才可以躲在这精神避难所里安享太平，一旦失去了这个物质基础，这就是说，连要做奴隶而不可得时，他的“精神胜利法”也就不能奏效。这就是为什么阿Q因为“恋爱的悲剧”而发生了“生计问题”时，他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不得不寻求别样的反抗形式了。结果，正是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现实生活把他推上了“革命”的道路，虽然他最后也没有完全摆脱“精神胜利法”的残余，但是，阿Q的思想毕竟有了转变，“精神胜利”已经不占主要的地位。
阿Q思想中不仅有“精神胜利法”，他还有小生产者固有的保守思想，例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都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当然，事情不限于“条凳”和“葱丝”，凡是一切违反他所认为惯例的事情，他都看不惯，都觉得格格不入。小农经济的小生产者，由于僻处乡村，又受着生产规模的限制，眼界十分狭隘，具有保守思想，往往拒绝接受新鲜事物，这样，便阻碍着他们的思想。
阿Q思想里也还有别的成分，例如他一方面严守“男女之大防”，看见男女站在一起总要说几句“诛心”话；另一方面一见女人，也不免飘飘然起来，受到封建社会假道学的影响。又如他欺软怕硬，“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受到流氓之流的影响。正如鲁迅所说，阿Q既具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游手之徒的狡猾”。前者是他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后者是污染上的，这都是容易理解的。
然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怎么来的呢？阿Q没有读过书，不识得半个字。他第一次拿笔就是画他毕命的花押，他除了到城里去做过几回偷窃的勾当外，基本上都蹲在未庄。但是，为什么他的思想“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呢？的确，阿Q的思想，包括“精神胜利法”在内，并没有“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未庄这个典型环境里，也是产生“精神胜利法”的温床。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赵秀才都深得孔孟之道的心传，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过“精神胜利法”。比较典型的是，在革命风暴中，一向傲慢专横的赵太爷竟抱着“病笃乱投医”的心理，尊称阿Q为“老Q”了。他希望在阿Q身上能够保全他的身家性命，至少能给他一些精神上的慰藉。这与阿Q挨打时承认自己“是虫豸”属于一样的心理状态，投机革命的假洋鬼子唾沫横飞地吹嘘革命党“再三再四说请我到湖北”(辛亥革命首先发难地区——引者)去做官，实际上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吹牛罢了，这也类似“精神胜利法”。
在未庄的闲人中，虽然他们大多数的经济地位并不比阿Q好多少，可是他们却从鉴赏别人的痛苦中来求得自己的乐趣，阿Q因为承认自己姓赵，挨了赵太爷的打，这些闲人不是为阿Q气愤，不是对阿Q同情，“说也奇怪，从此以后，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这种“尊敬”，就是一种与“精神胜利法”相通的心理状态。这也不独对阿Q，只要有谁遭名人痛打，就一律奉献尊敬。根据“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看来，在这些闲人中，为了希望托庇成名，也很愿意挨几下名人的打。这种心理，难道不正是“精神胜利法”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吗？正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里，在无数“通例”、“老例”的传授下，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缩影的未庄，也就成为精神胜利法病菌传布和蔓衍的土壤。阿Q除了自己的原因外，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感染了这种思想毛病。鲁迅说过：老百姓“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阿Q的不少思想，包括“精神胜利法”在内，“合于圣经贤传”的原因。
阿Q自身的原因，则在于他所处的屈辱地位，屡遭失败无以自解，在缺乏阶级觉悟，找不到正确的出路时，他便转向梦幻的世界，精神麻醉的领域；仿佛人们笃信宗教，希图来世受报那样，阿Q则希望在精神上能安慰自己，用这来消除他肉体上、物质上的痛苦。也正如希望逃避现实的人寻求宗教一样，阿Q则找到了“精神胜利法”的传统，也就是说，找到了自己的被扭曲了的思想的外壳。当然，阿Q接受了“精神胜利法”，便立刻打上自己的阶级的烙印。
那末，为什么《阿Q正传》发表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呢？能不能就此认为阿Q是一个超阶级超时空的典型呢？是“精神胜利法”等思想的寄植者呢？我以为，这是不能的。阿Q的形象能够使小政客小官僚惶怒，主要因为阿Q的思想病态中，既然有封建统治思想的毒素，经过鲁迅用放大镜凸现出来，当然就会刺痛封建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的人物了。阿Q因为讳言自己的癞头疮而并及“光”、“亮”，小政客小官僚一看到阿Q身上有类似自己思想的表现形态，怎么会不惶怒呢？
阿Q的思想毛病，还对其他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起着广泛的针砭作用，以致使人误认为阿Q的典型仿佛超越了时空，这又应该如何解释呢？我们知道，任何典型的性格特征，如果把它抽象化以后，即抽去其时代性、阶级性以后，都可能成为不同阶级的某种心理活动或生活习惯的借喻，以达到赞美或警策人们的作用。例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智慧，《水浒》中打虎武松的勇敢，《悭吝人》中阿巴贡的吝啬，《奥勃洛莫夫》中的奥勃洛莫夫的懒惰，等等。
奥勃洛莫夫是有着三百个农奴的俄国典型的地主，他的著名的懒惰就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列宁却说：“俄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奥勃洛莫夫，因为奥勃洛莫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列宁在这里，显然撇开了奥勃洛莫夫这个典型所包含的全部阶级内容和生活内容，只取其性格中的懒惰为借喻。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批评国民党反动派“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机，那只是阿Q主义和恶意的污蔑”。这显然也是一种借喻。谁也不会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阿Q主义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着产生它们的共同的阶级基础。
由此可见，采用著名文学典型中的某一性格特征，作为形容某一对象的借喻，显然不包括这个典型的原来的全部的意义，更不能以此抹煞该典型的阶级内容。一个成功的典型因为家喻户晓，也就容易被人们引为借喻。但是，成功的典型都必须是生活中来的饱和着血肉的人物，有他的阶级属性和个性，他的种种言行都合乎他自身的生活逻辑，而决不是概念化的产物。假如是概念化的产物，无论其中寄寓多么深刻的思想，也是不可能引为借喻的。因为它唤不起读者的感应，不能打动人心，更不能使人争相传诵，怎么会使人乐于引为借喻呢？
尽管在鲁迅的创作动机中，“想暴露国民的弱点”，对我们处于特定阶段民族心理的消极面加以针砭。但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鲁迅，他不能不从生活中吸取题材，孕育主题。反过来说，他的这种创作动机，也已经包含了目睹无数类似阿Q的悲剧命运。鲁迅在这篇作品的开头说：“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鲁迅不但对阿Q内心世界洞若观火，对他的声音笑貌：衣履服饰也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以致写出了《阿Q正传》十二年之后，鲁迅还能回答该穿戴什么衣冠，他说：“只要在头上戴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既然阿Q的衣饰都要受阶级性的制约，难道他的个性表现，倒反而可以游离于此么？正是在既表现了阿Q的个性又表现了阿Q的阶级性的统一的形象中，使我们想笑而笑不出来；使我们既憎恶阿Q的愚昧又为他感到隐痛，最终使我们读后沉重的心情化为愤怒，不能不倾泻到阿Q的压迫者身上。这正是阿Q形象的伟大成功。
阿Q的形象，显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既反映了阿Q这样的农民的革命性，又反映了阿Q这样的农民的局限性，包括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作为阿Q性格特征的精神胜利法，被人们引为借喻所产生的教育意义，更是十分广泛的。对那些思想僵化，故步自封，被革命和生活的实践抛在后面而又自以为是的人们来说，至今没有失去针砭的时效。
198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