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小说中，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关注、期待和歌颂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劳动人民的形象给读者以极其深刻的印象、极其鲜明的感染和极其强烈的激动，这都是为鲁迅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所从来没有的。
中国“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鲁迅将视线转向劳动人民，这便大大开拓了创作的领域。鲁迅在表现劳动人民时，与一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他不是站在所谓上层社会的地位，去同情这些所谓下层社会的下等人的不幸；而是站在与他们平等的地位甚至是愿意向他们学习的立场(例如《一件小事》)去表现他们的。鲁迅对劳动人民中间某些缺乏觉悟的现象，不但“哀其不幸”，而且“怒其不争”，后者特别表现了与他们休戚与共、肝胆相照的感情。鲁迅对劳动人民所受到的统治阶级思想的毒害，感到无限隐痛和激愤；对他们高尚淳朴的品质，鲁迅总是不遗余力地加以赞颂。这就使鲁迅的小说，区别于一般批判现实主义，而趋向包含革命理想主义成分的革命现实主义。
在鲁迅小说中，不但具有集中地表现对劳动人民歌颂和希望的篇章，而且即使在其他行文中，我们也特别感到他对劳动人民高尚的思想品质由衷的赞美和对他们所处的被压迫地位强烈的控诉。鲁迅在创作中这种艺术表现的思想基础是，当他拿起文艺这个思想武器的头一天起，目的就在于改造社会、改造中国。或者用他当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改造所谓国民性，改造人的灵魂。这样，他就不能不把视线投向广大人民群众。“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既然具备了这样的决心，他与人民群众就息息相关，呼吸与共了。他的阶级基础则因为小康家庭的衰落，有了与劳动人民相接近的机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亲是农村，使我能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鲁迅还说过“我很感谢父亲的穷下来”。穷下来便接近了劳苦大众的生活，容易了解他们的疾苦，这就深化了鲁迅对社会的认识，同时获得了创作的素材。
根据鲁迅的传记材料，的确鲁迅的“小朋友大抵是农民”。因此，时隔30年左右，鲁迅对这些农民小朋友的勇敢、活泼、质朴、聪明，还保持着鲜明的记忆，把它写进自己的小说中。我们不会忘记《社戏》里的双喜和阿发，他们都不但会种地放牛，而且还会捕鱼钩蝦，摇船摇得飞快，浮水又是好手。小说中“我”的母亲担心自己在县城里长大的孩子晚上跟着一群小伙伴去看社戏不放心，双喜马上看出这“底细”，愿意“写包票”为“迅哥儿”保险；在看完社戏返回的水路上，阿发他们又“偷”了自己家和六一公公的罗汉豆在船上煮来吃，而且用去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双喜先是顾虑“这老头子很细心，一定要知道，会骂的”，“然而大家议论之后，归结是不怕。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桕树，而且当面叫他‘八癞子’”。这又是一群怎样调皮捣蛋而又天真无邪的孩子呵！浮现着少年鲁迅面影的“我”就活跃在这样一群农民的孩子中间。
鲁迅小说中对劳动人民的歌颂和赞美，当然不限于他们的生产技能方面，主要在于他们高尚淳朴的心灵。例如我们在下面将要说到的闰土，即使辛苦麻木而生活着，透过在他身上传统思想的暗影，我们依稀能接触到他的淳朴厚重的心灵。
在鲁迅小说中，除了《一件小事》那样对劳动人民的直接歌颂以外，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作者主要从揭出病苦这一总的主题出发，他大都在抨击阶级压迫使劳动人民蒙受巨大痛苦和发生了精神创伤的同时，去展现他们纯朴的心灵。在鲁迅思想发展的后期，由于隔绝了对工农群众的接触，无法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题材，他则利用“故事新编”的形式，在历史传说的伟大人物身上，寄寓着自己对劳动人民高尚品质的礼赞。
这里所谈到的鲁迅小说中的劳动人民形象，都是在读者中间广泛传诵的文学典型。但没有包括阿Q，阿Q尽管有许多缺点，无疑也是属于劳动人民。这里没有谈到阿Q，是因为阿Q的典型有更大的思想容量，它担负着暴露国民性即民族性的弱点。这篇作品无论在中国思想史上或鲁迅本人启蒙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上都是一座里程碑，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已另辟专章论述，这里就不再涉及了。
一、 提出了向劳动人民学习的命题
《一件小事》写于1919年11月，这就是说，写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农阶级的伟大力量。1918年3月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以《劳动》命名的杂志，提出了要“尊重劳动、提倡劳动主义，培植劳动者之道德，灌输劳动者以世界知识，记述世界劳动者之行动，以明社会问题的真相，促进我国劳动者与世界劳动者一致解决社会问题。”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在1918年11月一次集会的演说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后来有家报纸发表文章说：“把‘劳工神圣’底标语，深印在觉悟者底脑筋中，这难道是认蔡元培作偶象，才把‘劳工神圣’深入人心？——想来蔡元培一个人，哪能凭空造出‘劳工神圣’这句话，他不过将众人脑筋里深深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于是众人都被他喊着，就回答一声‘劳工神圣’”。可知当时劳工阶级的力量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但是，当时知识分子真正接触产业工人的还不多，一方面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圈子比较狭窄，另一方面反动统治阶级也隔绝了与工人接近的机会。而人力车工人，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常最容易接触的，既然“劳工神圣”，当然也包括人力车工人在内。因此，在当时新文学界，无论在诗歌、小说、戏剧中都出现了描写人力车工人的题材。胡适也写了《人力车夫》的新诗。但是，这些作品大都着眼于表现人力车工人生活的痛苦以及拉车人与坐车人贫富悬殊的生活等等。
有一个独幕剧，写人力车工人李二被汽车撞伤，他的儿子秃子卖茶又被北洋军阀士兵拳打脚踢，弄得壶破水流，大大地被蹂躏了一番。杂合面又涨了价，一刹时各种不幸都汇集而来，总之，完全描写了他们的不幸的受苦的一面，然而并没有能使读者从他们的不幸中看出希望，从他们的受苦中看出反抗，更没有能表现出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闪光。
甚至在鲁迅的《一件小事》发表五年以后，即1924年，郁达夫也写过一篇以人力车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交往为题材取名《薄奠》的短篇小说，从体例和取材上，更可以与《一件小事》比较，但是作品中的“我”，仅仅以人道主义观点同情这位人力车工人，作品中第一人称的知识分子给人力车工人一点钱聊以补助他难以为继的贫困生活；这位人力车工人想摆脱车主的剥削，攒积些钱自己买辆车来拉，但是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这个工人就死了。于是，“我”怀着无能为力的痛苦心情买了一辆纸糊的人力车焚化给他作为微薄的祭奠。这种乞灵于宗教迷信的仪式对死者的安慰，实际上是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己求得良心的安慰。这显然属于一种单纯的人道主义思想。而鲁迅，对劳动人民却不是同情和施予，鲁迅后来说过：“所谓同情也不过是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鲁迅要从他们那里吸取力量；与他们一道前进。因此，他不但看到他们受苦的一面，而且特别注意到他们在压迫和斗争中所表现的意志、力量和高贵品质。鲁迅的小说表现了劳动人民革命的本质方面。
鲁迅的《一件小事》在当时曾被一位批评家贬为“并且即称为随笔都很拙劣的。”显然这是完全不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一件小事》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一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力车工人作为自己作品中的光辉的主人公，而且还作为先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小说不是一般地歌颂了劳动人民，而是鲜明地提出了应该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重大的政治命题。
有人曾认为鲁迅描写的不是产业工人而贬低了这篇小说的意义，这是不恰当的。人力车工人的经济地位与产业工人相似，他们受雇于车主，也是受剥削的雇佣劳动者。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谈到“无产阶级”时，就提到他们，说：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生产上的重要。当然，并不是描写了无产阶级就会自然而然地提高作品的主题思想，但是，如果认为《一件小事》虽然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因为写的不是产业工人，就要相应逊色，这显然是不恰当的看法。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也可以说只是小事一桩。也许在别的作家眼中就忽略过去了。人力车工人在飞奔中，车把将一个突然从马路上横截过来的衣衫滥褛的老妇人带倒了。如果从法律观点来看，这明明应该归咎于老妇人违反交通规则，失之莽撞，车夫是无罪的。但是，这位人力车工人却偏要自己承担责任，以致使自己宁愿不能拉车而被拘禁起来。这时，乘坐人力车的“我”则认为多此一举，因为老妇人走路不当心，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她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兜上了车把；何况车夫已经减速停步，否则她一定会栽一个大筋斗，跌得头破血流，然而这老妇人已经伏在地上了。“我”疑心她装腔作势，并希望乘“没有别人看见”，快些走掉。车夫却毫不迟疑地停下了，去挽扶她，问她伤势怎样，并主动扶着她到巡警分驻所去。便这样，小说通过人力车工人和“我”对待老妇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展开了舍己为人和自私自利两种不同思想境界的矛盾冲突。
小说所安排的矛盾冲突已经完全跳出了那种仅仅着眼于表面的坐车人与拉车人贫富悬殊之类矛盾的旧框框，而敏锐地表现了当时生活中开始出现的革命的本质方面，即无产阶级的思想光华。人力车工人的形象着墨不多，却震撼人心。当时，他一方面听到坐车人“我”在催促：“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另一方面老妇人却说：“我摔坏了。”他也预料承担责任的后果，但是他“却毫不踌躇”地去承担责任，去尝着在“我”看来完全可以避免的苦果。在利害关头，他不考虑自己的得失，不考虑自己完全可以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他选择了道义上的自渎。当他扶着老妇人到巡警分驻所去领罪时，难怪“我”要激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感到他高大的形象“须仰视才见”。而且适与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成为明显的对照。
人力车工人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是注彼而写此，鲁迅通过“我”的感情的波澜开拓了这位劳动人民的精神境界。因为人力车工人的这一行动，“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它打破了一切传统教育的因袭思想。“我”说：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在这里，在“我”的声音里，我们依稀感到了作者的希望。
在写作《一件小事》时，鲁迅的思想正在经历着一种变迁的过程，他从十月革命、从五四运动，从当时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鼓舞，但是他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对群众的力量也还缺乏正确的估计，他曾说过：“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因此，他认为，中国倘要改革，“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但是，鲁迅是善于从生活实践汲取思想的养分的，虽然《一件小事》，不等于鲁迅的自述，通过《一件小事》我们却可以看到了作者放眼于劳动人民的感情波澜，这不能不促进他思想的变化。他通过形象暗示出向劳动人民学习的命题，既是向读者也是向着自己的。
早在1928年，茅盾就曾高度评价了《一件小事》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他说：《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所以我对于这篇、并且即称为随笔都很拙劣的《一件小事》——如一位批评者所说，却感到深厚的趣味和强烈的感动。《一件小事》并没有高唱当时流行的“劳工神圣”的口号，但是，却使读者的确感到劳工神圣的思想。不仅在当时采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一件小事》是独标高格的；而且在五四时期所有描写到劳动人民的作品中，《一件小事》开拓了从来还没有人涉及的重要主题。《一件小事》中人力车工人的崇高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标志着五四时代精神的一个辉煌的象征。
二、 闰土——旧中国的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民形象
每次展读鲁迅的小说《故乡》，辛苦麻木地生活着的淳厚善良的闰土的形象总要摇撼自己的心，使自己产生一种酸楚而又沉重的说不出的况味。
然而，在小说中“我”记忆中的少年闰土却全然不是这样的。那时，活动在一幅神异的图画中的闰土几乎是一位少年英雄：“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少年闰土“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他已经是农业生产的能手，谈起捕鸟刺猹的方法来，就显得特别活泼的神采，以致使得当时的“我”佩服而又感激地禁不住要喊道：“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
这时，闰土的心里显然还没有经受阶级压迫的蹂躏，心里还是天真无邪的一片净土。20年过去了。当“我”再次和闰土重逢时，就完全变了样子，“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样的一幅画像适与少年闰土形成鲜明的对照。
问题当然不止于形体的改变，闰土已经在心灵上饱经了风霜，从而完全失去了过去的单纯而变得习惯于阶级社会的繁缛礼节了。当“我”叫他闰土哥时，他脸上现出欢喜混合凄凉的神情而不敢答应了。“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这“老爷”的一声叫唤，包含着多大的思想容量啊！这就是说，闰土已经懂得了所谓“人生”；懂得了他所处的地位，他是再也不能与“我”哥弟相称平等相处了。这就是说，森严无情的阶级壁垒已经从他们之间升起，将两人的思想感情隔离了。诚如“我”说：“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闰土曾向“我”的母亲解释，二十年前哥弟相称是因为“那时是孩子，不懂事”，如今再要这样，“这成什么规矩”。所谓“规矩”，也就是阶级社会的等级名分。它把闰土束缚得不能活泼起来。在创作上善于“画眼睛”的鲁迅，是将闰土的精神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的。闰土与“我”别后重逢的一声“老爷”，实在是奏了艺术凯旋的点睛之笔。鲁迅当时虽然还没有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是，忠于现实生活的观察的作家，客观上存在的阶级对立的状况总是能够如实地反映到作品中来的。
经济上的压迫也是使闰土精神状态剧烈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他问到他的生活景况时，回答是：“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总之，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已经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在这里，鲁迅给我们展示了旧中国农民的典型的命运。闰土所经历的20年来的生活变化，也正是约在1901年前后到1920年前后，中国正经历着维新运动失败，辛丑条约的压榨，辛亥革命的兴起及其挫折，军阀变本加厉的黑暗统治，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等等。其中本来应该是改变农民命运的辛亥革命，根本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即使是“平均地权”的最低纲领，有些同盟会员还持有不同意见，要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民国建立以后，在封建军阀专政下，广大农村经历了急剧的破产，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盛。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鲁迅小说中的闰土的形象正是当时中国亿万农民不幸遭遇的缩影，通过闰土20年来的惊人变化，鲁迅对中国旧民主主义的失败，作出了十分深刻的艺术概括。中国农村在破产中，农民在煎熬中，这就是辛亥革命流产的最根本的原因。
鲁迅对闰土倾注着爱，他是那样善良、淳朴、厚重，当作者描写他将要重逢幼年的同伴——“我”时，“手里提着纸包”，欢喜里又夹着凄凉的神情，动着的嘴唇却又迟不作声，终于战战兢兢地迸出一声“老爷”时，我们的心都紧缩了起来，在这几笔作者故意显得十分冷静的描写中，我们分明感到作者热血沸腾的泪痕悲色。这就是旧中国的农民，这就是旧中国忍辱负重、劳动一生的劳民。在中国文学史上，在鲁迅以前，还找不到这样的并无讳饰、如实描写的农民典型。
尽管鲁迅对闰土倾注着爱，但是鲁迅并没有宽容他的描写对象，他的严峻的现实主义的笔触，逼真地展示了闰土的精神世界中的弱点。他不但不能摆脱封建阶级统治思想的束缚，不能摆脱小生产者狭隘的眼界，对陈陈相因的习惯势力，传统偏见，正像旧中国的一般农民一样，还十分驯服，十分愿意降心相从，他是一个十分守规矩的农民。正因为如此，他磨平了少年时期英气勃勃的棱角，从善良、朴实、厚重进而濒于麻木了。这就决不是这个农民的优点。他的性格里，我们找不到一点反抗的影子。我们设想他即使处于阿Q的地位，恐怕也不会对赵太爷发出“儿子打老子”的诛心之论的，当然更不会想投革命党，去造反，以及昂然对赵太爷、赵白眼施以报复性的冲撞了。在这点上，我们不得不赞赏阿Q，尽管他也不是真正的觉醒。但是阿Q已经跨出了反抗的第一步，或者说，萌发了歪曲的形式的反抗。比起闰土来，闰土是更容易成为封建主义的社会支柱的。
鲁迅还描写了闰土的精神状态的另一侧面，他还不能忘情于对神灵的膜拜，在“我”的故居里，从所赠的东西中，特意拣了“一副香炉和烛台”。然而，对神灵的膜拜正如他麻木的精神状态一样，只能使自己陷于更绝望的境地。列宁说过：“神首先是(在历史上和生活里)由人的受压抑状态，外部自然界和阶级压迫所产生的那些观念的复合，是巩固这种受压抑状态和麻痹阶级斗争的那些观念的复合。”这是被压迫者没有力量与压迫者进行斗争的表现。因此，鲁迅展望来者，“不愿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的生活。”
通过闰土的形象，使我们感到隐痛，使我们看到中国的过去，但愿闰土身上包括小生产者弱点的那种精神负累，完全成为历史的陈迹。
三、 对劳动妇女命运的关注
在鲁迅小说中，对被压迫的劳动妇女的命运给予了巨大的关注，他深刻地表现了劳动妇女在封建主义压迫下的悲剧。她们不仅在生活上要承受极大的痛苦，而且精神上还要受到残酷的折磨和虐杀。比起一般的被压迫的男子来，在旧中国，妇女是尤其受害的。“妇者，服也。”她们除了受政权、族权、神权之类的压迫，还要受夫权思想的束缚。祥林嫂的精神悲剧，正是惟恐到了阴间，为先后死去的两个丈夫争夺。假如她能挣脱这样的思想束缚，她的灵魂是不致受到如此巨大的创痛和煎熬的。
鲁迅在表现劳动妇女时，比起一般作家着眼于她们生活的痛苦时，更注意表现她们思想上精神上的痛苦。鲁迅在解释为什么要创作《阿Q正传》时，说过一段话：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感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一个人不会感觉别人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痛苦，这便是鲁迅小说中的典型环境。这种隔膜，当然是统治阶级造成的。由于群众还没有觉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是普遍处于冷漠之中。在《明天》中，单四嫂子丧子以后，得不到周围的任何一点的同情和安慰，且不说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的调笑，同样是劳动妇女王九妈对单四嫂子爱子宝儿的病，也完全以不置可否的推诿拒绝给予一点安慰。祥林嫂的悲剧，便演出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祝福》中的祥林嫂便是当时的不幸的劳动妇女的典型。祥林嫂是这样不幸，二十六七岁就做了寡妇。丈夫一死，她便出来做佣了。她到鲁四老爷家里后，“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实在比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个担当，竟没有添短工。”在这样沉重的劳动中，她不但不以为意，却反而“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如果这样的生活能继续下去，祥林嫂可能就不会演出后来的悲剧。但是，即使这样，在我们看来，祥林嫂的命运也是十分悲惨的。因为她在鲁四老爷家里，受到十分苛刻的待遇，例如有了她，年底就不添短工了；祥林嫂简直成了他们驱使的牛马。
但是，当时的社会却连这样悲惨的生活也不让祥林嫂继续下去。接踵而来的打击是，她被婆婆抢了回去，卖到山岙里，强迫她再度嫁给一个陌生人。婆婆则用卖掉祥林嫂的身价，作为小儿子的聘礼。于是，“安分”的祥林嫂，在强迫拜堂的那天，进行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出格”的反抗：……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岙，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第二天也没有起来。表面上，祥林嫂似乎是不愿再嫁，实质上，她是在反抗不公正的命运的安排，反抗农村中中世纪式的封建罗网。她不是撞在香案上，而是撞在封建主义的顽石上，她头上飞溅的不是血花，而是她驯顺的灵魂中所爆发出来的不甘强暴压力的反抗的火花。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重重压迫下旧中国的劳动妇女，始终没有失去不甘屈服的性格。这种性格，只要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就会通向解放之路。
祥林嫂嫁到山里后，因为丈夫毕竟也是劳动人民，彼此感情融洽起来，并且生了小孩。可是，巨大的不幸又找到了祥林嫂，而且祸不单行，丈夫病死，儿子被狼啣走。于是，祥林嫂只得央人说情再度回到鲁四老爷家里去帮佣。可是，这一次，她心灵上的巨大创伤不能平复了，她的精神丝缕永远萦回在死去的爱子阿毛身上，一遍一遍无休止地咀嚼着自己的悲哀，唠叨着希望博取听者的同情。先是还有效，虽然“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但“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后来，“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到有一点泪的痕迹。”终于，她的悲哀，“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她自己“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便这样，她置身于众人的冷漠之中。
但是，即使如此，也只是她不幸的较小的一面，更大的打击是，她已被鲁四老爷认为是一个“败坏风俗”的“谬种”，特别在祭祀时决不允许沾手，“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这样的精神上的歧视加深了祥林嫂的痛苦，仿佛在她不能平复的心灵创伤上又狠狠地戮了一刀。正在这时，偏偏又碰上柳妈的威吓和怂恿，于是，我们淳朴的祥林嫂竟信以为真，用她“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菜，淘米”历来积存的工钱到庙里去捐了愿供“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希望从此赎取她的罪愆，以便可以摆脱人们的歧视。
捐门槛的情节，透过祥林嫂所受的神权的欺骗和打击，同样曲折地表现了她反抗的心理，她不但想摆脱死后被两个丈夫争夺的可怕的厄运，更急于想改变被目为“谬种”的地位。祥林嫂付出的12元鹰洋的代价，表面上是捐门槛，实际上是想要挣得自己做人的地位。
然而祥林嫂哪里知道，她所付出的血汗的代价，不但没有使她挣脱封建势力的罗网，在夫权和神权的双重欺骗下，仅仅使她暂时陷入了自己的幻想，立刻便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当她赎了门槛自以为精神上获得解放时，四婶却依然不许她去接近祭祀的一切。于是她的精神便完全崩溃了，一切希望都归于泡影。“她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晴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淘米。”从此以后，她便被鲁家赶了出来，再过不多时候，她便带着一颗伤痕累累的灵魂死了。
但是，祥林嫂在临死以前，她还想执拗地弄清一个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并且希望它没有，这样她便可以摆脱万劫不复的命运，她以为至少自己死后的心情可以得到缓解了。这仍然表现了对命运不甘屈服，想减轻自己精神上无尽的煎熬的一种曲折的反抗心理。在这里，我们分明听到她在窒息中最后的呼号。
通过祥林嫂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旧中国劳动妇女被黑暗所吞噬的悲剧，她是那样善良、勤劳，那样安分守己，然而厄运却不断向她袭来，她试图反抗，但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她终于被推上了绝路。这原因就在于虐杀祥林嫂的还不仅是鲁四老爷这样的地主，还有同属于劳动人民的柳妈，以及取笑冷观祥林嫂的闲人。这就是说，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群众之中，使他们不自觉地参与了炮制人肉筵席的悲剧，这是最使鲁迅这样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感到深悲大恸的。鲁迅在祥林嫂的悲剧中，不仅表现了她的受熬煎的一面，还表现了她被压抑的潜在的反抗意识，这种反抗意识，屡次奔突出来，可惜都找到了歪曲的形式(如准备撞死在香案上、捐门槛等等)。这一方面说明鲁迅是看到了劳动妇女这种反抗性，另一方面说明鲁迅有严峻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看到了劳动妇女争取解放的斗争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当时还不可能实现，因此，鲁迅遵循了生活的逻辑，写出了祥林嫂的悲剧。这种悲剧的意义在于促成这种历史必然要求的早日实现。
同样描写劳动妇女形象的小说《离婚》，它的主人公爱姑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不过在爱姑的斗争中，已经渗入了喜剧的因素。她的泼辣，敢作敢为，作为一个年轻的农村妇女来说，是特别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丈夫姘了人，要和她离婚，但是爱姑赌气不愿意离婚，地方上的土绅慰老爷她看不起，她要告到城里去，她把希望寄托在县城里的地主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主持公道。后来当然证明了这不过是她的一种幻想。爱姑的斗争是倔强的，她的性格锋芒毕露，当她进城去一路上告诉别人：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慰老爷不是劝过我四回么？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这里的爱姑是无畏的，她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她把慰老爷也不放在眼里，这一切，都迸射出她性格中的火花，同时也有辛亥的时代精神的投影。因为如果退到辛亥革命以前，爱姑这种公开的反抗行为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辛亥革命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的觉醒，但是，爱姑的失败，爱姑的悲剧却又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悲剧。因为辛亥革命后的政权落入了封建军阀手里，因此地主豪绅能够与官府勾结，继续着他们的压迫。地主七大人就是和知县换过帖的把兄弟。
但是，爱姑当然不会理解这一点的，她说：“七大人怎样？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了么？”她显然不知道当时的政权就是七大人之流的反动统治阶级专政。七大人怎么会站在劳动农民一边说“人话”呢？于是，对七大人抱有幻想的爱姑站在七大人面前，理直气壮地诉说着她的理由，表示“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但是，正如地主慰老爷所说：“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么？那时候是，‘公事公办’，那是……你简直……”。好一个“公事公办”！难道不是七大人之流“口含天宪”的代名词么？因为七大人就是封建势力的化身，封建主义的人格表现，你听他说：“公婆说‘走！’就得走。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他显然是站在爱姑的夫家一边的。真理都在他嘴里，外洋也没有例外。尽管爱姑不惜“拼出一条命”，至此也感到完全孤立了。
爱姑对七大人能主持公道的信念动摇了。“怎么连七大人……”，她不能不表示惊疑和失望。但是她还要挣扎着反抗，她鼓起孤注一掷的勇气说：“是的……。我知道，我们粗人，什么也不知道。就怨我爹连人情世故都不知道，老发昏了。就专凭他们‘老畜生’，‘小畜生’摆布；他们会报丧似的急急忙忙的钻狗洞，巴结……。”这最后一句，显然骂到包揽讼词的七大人身上去了。这一下激怒了七大人，但见他“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来……兮！”这翻脸的吆喝已经使爱姑慌了手脚，知道自己“大势已去”；随即又进来了一个狗腿子，“垂手挺腰，像一根木棍”那样站在七大人下面俯首听命，似乎准备要动武的样子。这更使爱姑感到七大人的淫威，于是她的精神状态完全崩溃了。只觉得是自己错，自己太放肆，太粗卤，先前的勇敢和无畏都被吓跑了，自己不由得改口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于是，封建势力完全征服了爱姑。偏不愿离婚的爱姑只好同意了离婚，仅仅把赔礼从八十元挣到了九十元。
《离婚》的主题思想正是表现了一个反抗的劳动妇女终于被强大的封建势力战败了的悲剧。造成这悲剧的原因正是辛亥革命的政权被封建势力篡夺了的结果。在《离婚》的生活画面中，鲁迅表现了封建势力的猖獗，表现了敌我力量的悬殊，这正是辛亥革命流产的悲剧，这是《离婚》的悲剧所产生的典型环境。
有一种意见认为，爱姑不属于劳动人民，因而她的悲剧是完全不值得同情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庄、施两家“钩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斗势”，表现了“上层社会里大鱼吃小鱼的丑恶内幕”。这是不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爱姑那双“钩刀样的脚”，自称“粗人”的口气，以及看到七大人秃着的脑袋油光光地发亮，便疑心那上面“一定是擦着猪油”的心理状态，都是属于劳动农民的。恐怕不能把别人恭唯爱姑父亲庄木三“沿海三十六村，谁不知道？”“你老人家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等话就据此认为爱姑家就属于“土绅”一类。我看，她家只是属于比较富裕的中农。因此，爱姑必须参加农田耕作的劳动；爱姑不能理解七大人那样脑满肠肥的生活也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爱姑家毕竟不属于赤贫的农民，由于她的经济地位，对七大人这样的高门大户就存在着幻想。七大人的淫威一发，她就害怕了，翻悔自己先前的那股冲劲了。这更表现了这个阶级的动摇性。但是，爱姑的悲剧毕竟表现了地主阶级对农民(即使是比较富裕的农民)的压迫。辛亥革命的失败不但没有解除了贫农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同样，在农村中，即使是小有产者的中农，也不得不受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压制，他们上有反动政权的靠山，下有一群狗腿子的撒泼；除了照例搬出三从四德的封建教条外，因为经过了辛亥革命，部分地主阶级正在向买办资产阶级蜕变过程中，因此，流风所及，他们也会接过“维新”的口号，用“官司就是打到外洋也是这道理”之类的时髦话加倍地恫吓农民。正因为黑暗势力还如此强大，爱姑一度的勇敢泼辣既表现在辛亥革命时代气氛下对封建势力小小的冲击，又表现了毕竟敌不过封建势力。在《离婚》中，我认为鲁迅还是恰如其分地赞赏了爱姑的反抗精神的，也惋惜了她的失败。爱姑的形象是写得声态并作，跃然纸上的。爱姑的形象的意义表明劳动妇女解放的道路还有一段艰苦探索的过程，因为它的前提必须是社会的解放、阶级的解放。
在鲁迅小说中，对劳动妇女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不幸的命运总是表现了十分的关注，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在酒楼上》这篇小说中的一个插曲，说的是船户的女儿顺姑，她很想自己选择婚姻，终于不能够。后来按照传统的礼法订了婚，她就郁郁不乐病倒了。待到她在病中知道她即将下嫁的丈夫还“比不上一个偷鸡贼”的恶棍，原来是她伯父设下的骗局，于是更加重了她的病。最后她便与这个世界诀别了。顺姑终于用自己的尸体，作为反抗封建礼教的见证。须知这事是发生在“民国”以后，而早在1903年，当时先进的舆论界，已经提出女子应该有“婚姻自由之权利”了。然而，正当顺姑为了不合理的婚姻忧郁而死的时候，追随过辛亥革命的吕纬甫却倒退到教起宣扬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女儿经》来了。这不是在制造无数的顺姑的悲剧吗？鲁迅小说中劳动妇女的悲剧命运，都是封建主义还在猖獗的直接结果，这就不仅是妇女的悲剧，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但是，鲁迅笔下的包括妇女在内的劳动人民的形象，尽管他们身处底层，受尽压迫，折磨，愚弄；他们淳朴、善良的性格，他们可贵的品质，特别是他们力图摆脱这种压迫的潜在的反抗意识，仍然给我们昭示了光明的前景。
198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