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的杂文，是他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见证；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大众的灵魂，它发出了中国人民大众的心声，它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结晶。
鲁迅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因为它凝聚了他那个时代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着鲁迅的杂文，去了解他那个时代，懂得那个时代，并将因此懂得中国的今天和明天还该做些什么。
如果说，不懂得鲁迅的杂文，就不懂得昨天的中国；那么，不懂得鲁迅的杂文，也就不懂得鲁迅战斗的一生。
在鲁迅杂文中，表现出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分析，表现出他从人民大众利益出发的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表现出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学风以及后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鲁迅杂文辉煌的成就，固然表现了他将中国的散文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的非凡的文学才能；尤其表现了他越来越坚持唯物主义和越来越熟练地运用辩证法的非凡的思想才能。他十分善于从日常的平凡的事物中找出他的普遍意义，从个别体现一般，从现象发现本质，从偶然性中找出必然性。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他寻求共相”，而“共相就是思想。”除了唯物主义的彻底性，辩证法的丰富性以外，鲁迅在杂文中，还表现了社会思想的独创性，他曾致慨于“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中国“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因此，他在这方面也用力最勤。鲁迅的杂文还表现了他改造旧中国的战略思想的深刻性，例如他的韧性的战斗精神，周恩来同志说是“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要把老大的旧中国彻底改造过来，消除历史的惰力的痕迹，这就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意志，因此鲁迅所提出的持久战、壕堑战的战略思想是符合中国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在鲁迅的杂文中，还论及了许多文艺问题，诸如文艺的目的与方法，普及与提高，文艺界的“联合战线”和“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文艺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等等，充分表现了他文艺思想的现实性和革命性；在鲁迅杂文中，还表现了他改造主观世界的严肃性。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法国18世纪的思想家卢梭写过《忏悔录》，推动和启发了19世纪的法国文学；郭沫若、郁达夫青年时代的作品都受过他的影响。中国是所谓礼义之邦，能在文章中暴露自己思想感情的实在不多，“发乎情，止乎礼义”，往往讳言自己的缺点。鲁迅在自己杂文中，却经常解剖自己，从1926年的《坟》的《题记》和后记，一直到1936年的《死》，都可以看出这样的暴露自己思想感情的轨迹，说明了改造主观世界的严肃性。“人无达德，道无大成”，人只有在克服自己的缺点中才能前进。这也是鲁迅成其伟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综合了这样许多特点的鲁迅的杂文，就保证了它的思想价值，使它不仅是中国文苑中的奇葩，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丰碑。
二
鲁迅从1903年就开始发表文章，到1936年10月他去世的前几天为止，他的创作行程达33年，他奉献给杂文的文字达六百几十篇。
其间经历了推翻清朝帝制的准备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军阀专权时期，五四运动时期(在“五四”落潮期后又经历了五卅运动与北京女师大事件)，北伐战争时期，“四一二”政变，十年反革命“围剿”时期，这里每一个时期的生活和斗争，社会面貌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波澜，都在鲁迅杂文中留下了印迹。从纵的方面来看，鲁迅的杂文追随着历史的起伏；从横的方面来看，鲁迅的笔触伸展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空间，鲁迅的杂文，允称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鲁迅写作杂文的动机，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出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的热诚，鲁迅即使在当时所写的自然科学论文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空谭几溢于本论”，也就是欢喜发议论。在《中国地质略论》中，他说写作的目的就是要人“悢悢以思，奋袂而起”，“不然，则吾将要忧服箱受策之不暇，宁有如许闲情，喋喋以言地质哉。”正是出于这样的爱国主义的动机，他研究了国民性即民族性，把社会思想作为他杂文写作的重要内容。有同志认为鲁迅对国民性的提法表现了他的思想局限，这是不符实际的。鲁迅在1936年3月4日的一封信中，还沿用了这一概念，并将中国的国民性与日本的国民性作了比较，提出了它形成的原因。他说他所以要研究国民性，意在改善、在复兴。他后期写的《习惯与改革》《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运命》等等，都表现了他对国民性研究的重视。
在辛亥革命酝酿时期，鲁迅不仅反对封建帝制，还反对“林林众立，物欲来蔽”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他预言：“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辛亥革命的新旧军阀的统治，证明了鲁迅这预言的丝毫不爽，这便如孙中山所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思想的深刻性是杂文的灵魂，鲁迅在青年时代就表现了这样的远见卓识。
鲁迅在1907、1908年所写的几篇论文——《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中，时见芒刺，庄谐杂出，已经表现了他的杂文写作的才能。如：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腾矣？这分明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先声。
在辛亥革命获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以后，鲁迅也曾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他接着指出了艰难的征程还在后面，有很多工作要做。关键是启发群众，发扬民主。“顾专制久长，鼎镬为政，以聚敛穷其膏髓，以禁令制其讥平，瘠弱槁枯，为日滋永，桎梏顿解，卷挛尚多，民声寂寥，群志幽閟”，因此，他提出要“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这虽然还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纲领出发，但也可以看出他的关注所在。
辛亥革命的失败，除了敌对势力的强大，领导力量的软弱以外，它还有潜在的原因。这在《范爱农》(虽归入散文一类，其实也可算作杂文，与后期的《女吊》《我们第一个师父》相同)中有着深刻的反映。王金发之“大做其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这就是一种迹象。
不久，便终于到了辛亥革命的“理想单被轻薄，理想家单当妄人，还要算是幸福侥幸的时代。”于是理想家便让位给“皇帝脚底下学得”的经验家以及“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的“经验家二世”跋扈。鲁迅从思想战线的角度概括了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
政治上的逆转使一时沉滓泛起，杂文集《热风》的题名，就是有感于“周围的空气太寒冽。”其中所收的文字，“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碎’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的旧官僚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录了当时社会上的形形色色。
在五四退潮期间，革命在南方深入。李大钊在北方进行地下政治活动，领导革命斗争。在公开的思想斗争方面，鲁迅独立地支撑了一条战线。鲁迅所运用的武器主要是杂文。从鲁迅收集在《华盖集》正续编的全部杂文来看，它的辉煌的战绩在于揭露了知识界形形色色统治阶级意识的代表。从反对诽谤孙中山到揭露尊孔读经，从反对赞颂“公理战胜”到反对提倡专恃民气；从反对为帝国主义张目的文人到反对诱骗青年钻进故纸堆中可以不问世事的“导师”，从反对军阀屠杀平民到反对建造以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的活埋庵，如此等等。其中对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站在军阀一边的文人的讽刺和抨击，为当时中国思想斗争史保存了珍贵的文献。
从《华盖集》开始，鲁迅自觉地掌握了杂文的武器，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鲁迅也自觉地意识到以社会批评为主要内容，反对所谓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发大慈悲”的宗教式的伟人，决心“在地上救小创伤”。鲁迅同时也掌握了抓住社会典型的方法，用真人真事的社会典型来概括一般。关于这方面的意义，常常遭人误解，以致事隔多年以后，鲁迅在给友人信中还慨乎言之：“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也正因为如此，就具有史笔的作用。
“四一二”事变以后，鲁迅虽然身处险境，但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表示要“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腾在纸上。”《而已集》便作了这样的见证：其中有的揭露现代评论派的投机(“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哪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南下，南下，南下……”)；有利用谈古论史的方法对反动当局作坚韧的反抗，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的讽刺当时社会心理，如《略论中国人的脸》；有的用阶级观点来解剖文艺现象，如《文学与出汗》等；也有的是剖析在动荡变幻的时代中自己的思想演变，如《通信》《答有恒先生》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扣丝杂感》一文所论及的包围法，它从一个方面总结了历史上革命失败的经验，“中国之所以永远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为什么名人、阔人、猛人总是会被包围，他虽然还不能从经济和政治上找到原因；但是他找到了精神上的症结，找到了历史惰力的作用。这是十分深刻的。《而已集》中的《可恶罪》《小杂感》，矛头都是直接针对蒋介石的，尖锐，泼剌，直刺肺腑。如果以政治宣言的形式而不是以杂文的形式，这样的内容几乎可以肯定不易挣脱文网。《拟预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将当时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方面所出现的咄咄怪事，作了一幅轮廓画，以致至今对那个时代的风貌，还保持着恒久的认识作用。
《三闲集》除了保持原有的杂文特色外，增加了文学论争的主题和在文艺战线上的批评，而且充分注意到了对立面材料的运用，当然，《三闲集》表现了作者向马克思主义的过渡，作者曾在序言中自谦地说：“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待到《二心集》，便完成了这种过渡。
从《二心集》开始的八本杂文集，即《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三集。记录了蒋介石集团媚外独裁的历史，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各式各样的奴才嘴脸，国统区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鲁迅曾手定著述目录为三辑，除学术著作冠以“说林偶得”的标题外，余为“人海杂言”和“荆天丛草”。由此可见包括杂文在内的他的创作的时代特点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程度。
鲁迅一生写了16本杂文集，所展示的30多年来的历史潮流和反映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面貌，的确使我们有理由再说一遍，实在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百科全书。
三
鲁迅的杂文，作为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 总结了革命斗争的经验。
鲁迅的杂文，虽然写实，但不是新闻记事，更不是有闻必录。它展示了一条中国人民前进的路。因此，它特别注重于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
鲁迅曾在他的著名的社会论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一条经验，乃是对敌人太仁慈，以致使自己倾败。“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这并非鲁迅“好斗”，实在是目睹了人民太多的流血的缘故。鲁迅说：“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以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在五卅运动中，鲁迅力陈“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皇皇然辩诬”的无用，因为“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他反对民气论，认为“倘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上去。”在反帝的同时，他提醒还须注意“国内的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
在“三一八”惨案中，他认为徒手请愿的斗争方式，应该“从此停止”。因为“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重申了既要出击敌人，又要保存自己的战略思想。
经过“四一二”政变，鲁迅总结一条重要的经验：“防被欺”。他甚至不无偏激地说：“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即以当时的蒋介石，就发表过许多誓忠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演讲，鲁迅讽刺道：“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鲁迅一生对口是心非的两面派的言行，曾多次总结其活动规律，他管这些人叫“做戏的虚无党”，“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因此，他提出他们“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和生姜汁。”他后来还就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一事发表意见。这对有人说袁世凯杀错了人，他认为则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看错了人，用鲜血将袁世凯浮上了总统的宝座，使他可以凭借“民国”的权力肆行无忌。
在十年反革命文化“围剿”时期，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的战友，战斗在自己毫无生命保障的国统区，鲁迅总结了一套钻网的战略战术，往往利用了敌对阵地，予敌人以重创，终于粉碎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积累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在敌占区的文化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的经验。
二、 映照出“时代的眉目”的“诗史”。
鲁迅在杂文中常常有意识地保存时代的史料，供人认识当时的时代。像《而已集》中的《拟预言》，《准风月谈》中的《双十怀古》，都是这类文章。例如在《双十怀古》中有一则写道：十月七日
响应政府之廉洁运动。
津浦全线将通车。
平津党部行将恢复。
法轮殴毙栈伙交涉。
王士珍举殡记。
冯阎部下令解体。
湖北来凤苗放双穗。
冤魂为厉，未婚夫索命。
鬼击人背。语虽寥寥，却勾勒了当时社会的轮廓。在鲁迅杂文中，常常故意插入剪报的材料，有时甚至全篇都是引用剪报材料，自己仅仅加上几句按语，其目的也以此。“立此存照”，可以表现社会面貌的真实。
在鲁迅杂文中，还以史家的手笔写了两类文章，一类以古证今，如《流氓的变迁》、《儒术》、《买〈小学大全〉记》、《“题未定”草》等等。还有一类是撷取历史的灵魂，提炼成致命的一击。如《现代史》，虽然看似一篇史论的题目，但他并不细论史实，而是有所寓意，将现代史上新军阀的榨取手段画了一幅漫画，认为现代史上反动军阀统治不过是在变戏法，变戏法的目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敛钱。作者在本文中最后说：“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在鲁迅杂文中，还有不少是历史人物论，如《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作者并不平铺直叙，详记琐末，而是采取典型化的方法，往往寥寥几笔，就概括了人物的特征。神情毕肖，唤之欲出。作者特别着重于表现的人物的精神，而且，并不回避自己褒贬态度。
在鲁迅大量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杂文，也常常追溯到历史的渊源，他说过：“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因此特别注意历史的因果关系，表现了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这可以视为鲁迅的思想方法论的一环；为召示后世计，鲁迅即使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杂文，也特别注意到细节的真实性和时间的具体性，力图保存现代史料的价值。
鲁迅自谦自己的杂文虽然“不敢说是诗史”，但“其中却有着时代的眉目”。其实鲁迅的杂文正是映照出“时代的眉目”的“诗史”。“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这里，史的价值与诗的价值同在。
三、 社会风貌和心理特征。
在鲁迅杂文中，对社会风貌和心理特征的描述占了很大的篇幅，这是因为鲁迅特别重视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缘故。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统治阶级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一种是被统治阶级的，后者又常常受到前者的影响(平民“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
鲁迅曾归纳当时中国人的心理特征有这样几种：1. “瞒和骗”
2. “压与捧”
3. 调和、保守、折中
4. 麻木、容易做奴隶
5. 缺乏韧性精神 这里有属于统治阶级的，也有被统治阶级的。当然，在鲁迅前期，为疗治计，可能缺点看得多些，后期根据唯物史观，针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诬蔑，对人民精神上的优点曾多次作了强调，如《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曾指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擦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如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这就从大体上分清了统治思想与被统治思想的不同。
当然，在鲁迅杂文中，作为一种民族心理特征的国民性，它是一个大于阶级性的概念。
斯大林说：“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普列哈诺夫认为：“一个农业民族的性格，与一个游牧民族的性格是不同的。”在鲁迅杂文中，对社会面貌和心理特征的针砭，偏重于研究民族的弱点方面，它的积极意义是在于希望改善民族性。
四、 文化思想的斗争。
在鲁迅杂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思想的斗争，如早期的对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的批评；中期的对甲寅派、学衡派、现代评论派的批评；后期的对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论语派的批评。
鲁迅正是在这样的批评中，先后树立了“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文艺观；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阶级论。在后期，则系统地阐明了自己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鲁迅的文化思想，由于从中国实际出发，紧紧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环绕中国问题而生发开来，因此，它就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典范。而杂文，则是它的表现形式。也因此，深刻的思想内容获得了活泼的动人力量。
四
中国是一个有散文传统的国家，远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议论性的散文，且风格纷呈，老庄孔孟，各极其致。老以简约，庄则翱翔，孔尚说理，盂善雄辩；此外叙事散文如“《公羊》尚智”，“《谷梁》尚义”，“《左氏》禁严”，“《檀弓》浑化”，“《家语》笃雅”，“《国策》明快”，并在叙事中有议论。贾谊晁错，皆“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并称两秀。前者“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后者“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史记》为“史家的绝唱，无韵之《离骚》”。
散文到了魏晋，“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章太炎好魏晋文，鲁迅受其影响，也有所熏染。唐朝，散文也极一时之盛，韩文雄深，柳文雅健，均为后世宗师。但鲁迅独许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认为《谗书》中“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大家，都善作散文，或以幽情雅韵，得骚人之趣，或如御风水上，有一泻千里之势。到了明代，散文以小品见长。但即使是明代小品中，也“并不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了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就变成了“小摆设”式的散文。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又日见其繁荣。为了向旧文学示威，散文往往故意写得雍容、漂亮，甚至过多地追求形式上的雕琢，结果便流于徒供雅人摩挲的“小摆设”的倾向。但是，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是风云多变的乱离之世，人们所需要的不是对灵魂的柔情的抚慰和麻痹，而是要求唤起斗志的军号，要求能与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匕首和投枪，因此，便产生了一种战斗性的文体，这便是鲁迅式的杂文。而鲁迅，正以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这样的艺术。
鲁迅将中国的散文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第一，它发扬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战斗传统；第二，它将议论性的散文与抒情性的散文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第三，它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散文中一个不大被人涉及的领域——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第四，注意形象描写，勾画出社会的世态；第五，鲁迅特别注意了杂文中的史笔，常常将历史的追溯与现实的剖析熔于一炉；第六，喜剧色彩，抒情色彩与议论风生结合在一起；第七，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如随感录、短评、史论、人物论、漫笔、日记、书信、絮语、对话、后记等等；第八，在语言上有很多新的创造，如庄谐并用，文白相杂，风格摹拟等等。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鲁迅作品的巨大魅力在于他的风格。”他的杂文亦复如此。鲁迅杂文的风格，正如其小说的风格一样，第一是冷峻，也就是一眼能看透事物的本质，而不为任何假象所迷惑。第二是深沉，总不许一望见底，而是含茹深厚。鲁迅即使是几百字的杂文，也总要绕几个弯子，像剥笋似的剥出层层意蕴。这是客观事物矛盾的层层递进。第三是诙谐，在鲁迅杂文中，我们可以听到作者多种多样的笑声。时而莞尔，时而微嘻，时而大笑，时而含讥。但是，鲁迅的诙谐，它是一种经过冷藏的热情，已蒸发掉了形于之外的东西，这就决定了它不是一泻无余，而是蕴借含蓄。
鲁迅的杂文又并不是一个模式，情随事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大抵在《热风》时期，以精悍见胜，但还比较拘谨；《华盖集》时期(包括《坟》中的一部分杂文)就大大放恣了起来；到《而已集》时期，又以凝练见胜，又比《热风》时期的文字活泼，感情沉郁；到《三闲集》时期，便更见沉郁；《二心集》则发展为锋利，这与思想的日趋马克思主义化有关；而《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的文章因为发表在报纸副刊上，字数限制在千字左右，当时文禁也更加严锢，因此就往往在深处见功夫，短小、凝重，仿佛在弹丸之地角逐敌手，于是一方面限制了鲁迅的风格，一方面也发展了鲁迅的风格，使它能在方寸中见精神。到《且介亭杂文》时期，风格又比较放恣，而且更注意与中国传统散文艺术的结合，如七篇论“文人相轻”、《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便都是这样的文章，炉火纯青，将中国的散文艺术推到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