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5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规定小学生从四年级起就要读经，每周一小时。于是舆论哗然。有一部分人主张“经固当尊”，但经的名称“必不可存”，可以将它归进历史教学一类，实际上换汤不换药，还是主张读经；另一部分人反对提倡读经，认为这是复古、开倒车的措施。但反对者仅就事论事，却没有能将尊孔读经派的罪恶目的揭露出来。鲁迅本文，透过尊孔派推行“读经”的主张，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别有用意”的反动政治目的。并根据历史的经验，从过去以推测未来，预言将来凡是提倡尊孔读经者一定有其反动政治目的。后来蒋介石通过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上台后，也大肆宣扬尊孔读经，以掩饰其反共媚帝勾当，果然证实了鲁迅的预言。
二
本文大致上可分五段。
第一段(即第一自然段)鲁迅立论即比人高出一头，他从当时“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出发，认为这样泛泛而论的反对没有命中要害，“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一句，力排众议，从而引出本文的主题，即“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这样就具有振聋发聩，促人深省的作用。
第二段(包括第二、三、四自然段)反复论证提倡读经者的“别有用意”，照应了上面所说的读经“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首先，鲁迅论证了尊孔派的口是心非，言行相违。因为“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在各地府志县志里也是这样，鼓吹的是孔孟之徒，受骗的大都是非但没有读过经而且甚至不识字的妇女和劳动者。府县志书里“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正如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说：“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有部分华工被召募去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这使中国的“儒者们引为劳绩”，然而，儒者们实在是应该脸红的。鲁迅问得好：“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总之，鲁迅通过充分说理，有力地论证了“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无情地揭露了他们提倡读经的欺骗性。
接着，鲁迅论证了尊孔读经是骗人之道，是繁殖政治骗子的罪恶渊薮。鲁迅愤慨地说：“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而一染上这病根，就有堕落为政治骗子的危险。为什么？因为孔子的经书上“瞰亡往拜”“出疆载质”这类“最巧玩艺儿”都堂而皇之地写着，而且被孔子之徒奉若神明的。当然，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也有这样“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大概慑于孔子头上的神化的光圈吧，明明是无聊至极的“最巧玩艺儿”，他们也一定要从中找出“微言大义”来，因此他们倒是“诚心诚意来主张读经”。然而对这样的“胡涂透顶的笨牛”，鲁迅认为，“也不消和他们讨论”。因为他们要求读经读到怎样的目的，复古复到哪个朝代的样子，都毫无定见。鲁迅说他们“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鲁迅特别指出：他们“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真的，如果像孔乙己这样的人，大叫要提倡读经，有谁会去理会他呢？
危险出在有权势的尊孔派。所以鲁迅说，“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而既然是阔人，他就决不会是“笨牛”，因为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或者甚至像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陈士成(《白光》)那样，只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鲁迅以匕首般的笔锋戳穿了这些阔人们的“得阔之道”，他们一方面叫嚷“人心不古”，一方面就在这叫嚷声中飞黄腾达，扶摇直上。可见他们是深得读经的三昧的。因此，鲁迅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谬以千里’了！”在提倡读经这点上，笨牛们的主张与阔人们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鲁迅善于从相同的现象中看出不同的本质。这就远比一般反对读经的论者要深刻得多，高明得多。
第三段(即第五自然段)，鲁迅反复论证“阔人都是聪明人”，“倘使老实，必不能阔”的道理，为进一步揭露尊孔派的骗术提供论据。因为：第一，他们都是以尊孔读经为招牌；第二，他们都懂得孔子的一套权术。因此，他们都能成为阔人，都有一套“得阔之道”；“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鲁迅对孔子所谓“学而优则仕”，作了深刻的联系实际的新解，“学”而“优”，“优”就在于学到孔子的一套权术，否则不但不可能做官得阔，即使把《论语》读得烂熟，也只能以“笨牛没世”。要不用说要公布提倡读经的主张了。经过一层一层的分析，形成了对论敌的务求全歼的一个包围圈，接着，文势也就急转直下，开始了强大的进攻。
第四段(包括第六、七、八自然段)，这里抨击的不仅是章士钊一个人，而是附和他的一帮人，是代表一定阶级的一种政治势力。这恰如鲁迅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一文中所嘲讽的“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例如1925年9月12日出版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的“通讯”栏里，就发表过孙师郑和孤桐(章士钊)的“读经救国”论。鲁迅在本文中首先刨了一下孔子之徒的祖坟，说：“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而况‘之徒’呢？”鲁迅说：“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这当然会有一批善于奉迎投机的人来应和。但鲁迅并没有这样直说，而是举了两个例子，即：“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和“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从而揭露了政治投机者的伪善面目。这一小段末了，鲁迅对帝国主义的走狗顺手放了一箭，因为在这些走狗看来，你不去卖身投靠当时号称强大的英、日帝国主义，而去讴歌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按照他们心理逻辑，一定“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
读经之徒既然污蔑拥护“列宁治下”的苏联“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鲁迅则反手一击，说“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这既照应了前文，又明确地点出了这些“读经之徒”的聪明之道的出处。鲁迅在这段里，倾注全力把矛头指向了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他说，在这些儒家典籍里，“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而在尊孔派统治的舆论界，也正是“读经之徒”施展他们的聪明之道的活动场所，因为他们“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这既是对“读经之徒”的祖师爷孔子的深刻批判，又是为提倡读经的章士钊以及附和他主张的一群趋炎附势、阿谀奉承者的写照。拜倒在孤桐先生（章士钊）脚下的陈源之流的“现代评论派”，不是动辄自命为“正人君子”吗？且看，这就是“正人君子”们的所作所为！而且这些“正人君子”都是实利主义者，只要与目下的实利无损，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现实的批判与历史的批判相结合，细读以上这一段文字，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鲁迅为什么一再谆谆告诫青年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教诲。(《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鲁迅看透了孔孟之道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对此抱有深恶痛绝，他这里所指的“中国书”，显然是指儒家的典籍中的糟粕部分，也就是“读经之徒”奉为至宝的秕糠。
既然揭示了真相，也就揭开了谜底。鲁迅说：“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鲁迅的结论是“‘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这就给我们点了题，交了底。
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正是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反帝斗争蓬勃展开、北伐战争的前夕；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由于女师大事件的胜利，迫使段祺瑞不得不将教育总长章士钊免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决议读经”，这正是一群大小军阀行将坍台之际，为了要他们转移人们的视线，挽救自己灭亡而垂死挣扎。鲁迅以洞察敌人肺腑的如炬目光，深刻地揭露了反动派的这一阴谋。他诙谐地说：“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显然，这是善意的揶揄，与人为善的调侃，也是促人猛醒的警言。鲁迅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鞭辟入里的分析深度，他自己回答了这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孔子的经书这类反面材料教育了他，他说：“因为我也是从‘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本文就是一个适例。
第五段(即第九、十、十一自然段)鲁迅以生物学为例，说明提倡尊孔读经的复古派有如人体中“大嚼细胞”，竭力要使国家灭亡。
鲁迅对倒退复古的行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敏锐觉察到“太多的古习惯”的危害。一旦中了毒，就不能适应新的环境。鲁迅特别痛恨孔孟之道教养出来的聪明人，他们往往一到适宜的政治气候，就跳出来肆意妄行。鲁迅在对敌斗争中十分注意策略，即使孔孟之徒，他也区别了“单是妄行”和“故意妄行”的两类人。前者往往是中孔孟之道的毒已深，脑子硬化，习惯于走在旧轨道上，虽然口不离孔孟，言必及经书，但是能量不大，危害较少，尚可与之说理；后者则是“别有用意”的“读经之徒”，他们懂得一套拳经，不但心术不正，而且手段狡猾，明知不合历史潮流，也要“故意妄行”，对这类孔孟之徒中的死硬分子，鲁迅认为：“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即实行“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它”这原则。
最后，因为当时英帝国主义正在中国策动大规模的“反赤运动”，例如段祺瑞的内阁总理贾德耀向帝国主义的大借款，就是以“防赤化”为条件的。鲁迅因此顺手刺了一枪：“不提防临末又提到了一个俄国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卢布了罢。我现在郑重声明：我没有收过一张纸卢布。因为俄国还未赤化之前，他已经死掉了，是生了别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实验的药的有效与否这问题无干。”鲁迅杂文中类似的战法，往往有奇效。这不但表现了他战术的灵活性，而且也表现了他对敌人的轻蔑。例如对陈源之流造他的拿了卢布之谣，鲁迅往往在行文所及一嘘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