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一
本篇副标题说是在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恐排印时有误。据《鲁迅日记》载：7月23日：“上午蒋径三、陈次二来邀至学术讲演会讲二小时，广平翻译。”又，7月26日：“上午往学术讲演会讲二小时，广平翻译。”演讲计共分两次，四小时讲完。
当时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四一五”波及广州。鲁迅为了表示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的抗议，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教务。当时他在广州的处境非常危险，国民党的特务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除不断派人对他进行“访问”外，还散布种种谣言，企图造成陷害他的借口，请他公开演讲的目的，主要是窥测他的态度，以便对他进行加害。针对这种情况，鲁迅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也就曲折巧妙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旁敲侧击的讽刺。
鲁迅在次年12月30日致陈濬信中说：“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这就证实了鲁迅这篇演讲实际上是一篇声讨蒋介石罪行的檄文，表现了他不畏反动派强暴的战斗精神。
二
鲁迅对中国文学史每一历史阶段都是有很深的研究和精辟独到的见解的。为什么他当时要讲魏晋时代？这是因为魏晋时文人多不幸，很多有名的文人如孔融、祢衡、杨修、丁仪、丁翼、何晏、夏侯玄、嵇康、张华、陆机、陆云、潘岳、刘琨、郭璞等都先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倾轧斗争中遭到杀戮，因此造成了一个极端恐怖的政治局面。幸免者也都或者沉缅于酒；或者“口不臧否人物”，用沉默表示反抗；或佯狂而尚空谈；或放浪于山水之间，鲁迅用这样一个充满恐怖气氛的政治社会和文人风习来抨击当时蒋介石反革命政权的残暴。
本文既有感而发，托意深远，舒愤懑于字里行间，寓讥讽于古人古事，又是一篇研究魏晋时代文学演变的严谨的科学论文。作者首先提出了如何研究文学史的问题，即“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这里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芒。鲁迅整篇分析，都是上述原则的实践，因此发前人所未发，开风气之先河。例如他解释魏晋文章的清峻风格，归结到由于曹操“尚刑名”的原因，这是很具卓识的。又如他对曹操“尚通脱”的思想，讲了它前因后果，不但影响到魏晋文章的“想说甚么便说甚么”；而且打破了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框框，使“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这是曹操的一大功绩。
在本篇中，鲁迅对曹操有很高的评价。据陈寿《三国志·魏书》中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克成洪业”。鲁迅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曹操“尚刑名”，他在征用人才的问题上，大胆地提出：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也打破了儒家那套等级森严的用人制度。当然，曹操究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因此，一碰到专门喜欢和他捣乱的孔融，便借故把他杀了。这也十分霸道。鲁迅抓住这点，特别表而出之，主要意在借古讽今，抨击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读者于此处不可过于拘执，必须看到鲁迅连类取喻，生发开去，正是他当时要冲破文网而又能杀伤敌人的一种战术。例如鲁迅说：“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这种巧妙的发问，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试看蒋介石在反革命真面目尚未暴露以前，说得何等好听，他说过：“我对于共产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杀共产党，无异于自杀。这点理性是统统能理解。”(1926年5月蒋介石对全体党代表演讲)；蒋介石又曾装出是执行民主的模范，他说：“我们中国的军人还有一种最大的毛病，就是只知盲从长官，不知国家是什么？主义是什么？……比方我们自己的父亲做错了事，同我们的主义违反，我们也应该反对他，革他的命……你们在这个学校(按，指黄埔军校)就学，你们的校长固然是蒋中正，但是你们切不可想，我就是蒋中正的学生，蒋中正就是我的先生，更不可想，我们做学生的，就要听先生的命令。如果你要这样存心，完全用私人感情来作革命，那你们的革命一定不能成功，而且你们的人格亦扫地了。”这真是娓娓动听！但如果“四一二”政变以后我们去问蒋介石：你当初说“如果杀共产党，无异于自杀”，违反孙中山定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义，就可以“反对他，革他的命”；那末，你今天正在屠杀共产党，违反孙中山的主义，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你的说法，反对你，革你的命呢？如果有谁这样去问他，毫无疑问，他先把你杀了。因为这个“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现在是“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而已集·小杂感》)所以鲁迅在《而已集·可恶罪》一文中十分愤慨地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对蒋介石这伙反革命，有什么理喻呢？
鲁迅在本篇中还别有深意地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按：系司马昭之误)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这里谈的是魏晋，抨击的是当时现实；说的是北洋军阀，实指的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竟还打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但是国民党的真正左派羞与为伍，听他假惺惺地谈起三民主义来，不免切齿皱眉。就这样，鲁迅用“钻网”的战术，巧妙地避过了敌人的虎视耽耽，达到了狙击敌人的政治目的。这是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运用“以古例今”的手法，坚韧地反抗着前进的战斗范例。
三
本篇既作为一篇学术演讲，作者对文学史也表现了深刻独到的见解，使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的规律得到了生动的体现。鲁迅还反对了超阶级的文学观，认为“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在阶级社会里，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代表一定的政治倾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鲁迅已经能够运用于对古典文学的考察，这表明，鲁迅当时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已经初步但是正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在1928年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他能够识别“左”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切合实际的正确主张。
四
鲁迅曾经想用新的观点、新的形式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在厦门大学教书时编的《汉文学史纲》已初见规模，但仅及两汉。本篇是用新的观点分析魏晋文学的一个典范，也是设想中的中国文学史魏晋时代一章的雏形。作者善于从政治和社会思潮的角度来观察文艺，例如曹操提倡的文章的通脱便由于政治的原因。又如吃药的风气的蔓延，形成了“行散”“扪虱而谈”“居丧无礼”“性暴如火”一系列社会陋习的连锁反应，作了渊源有自的深刻分析。对饮酒以至烂醉，鲁迅也分析了环境的影响。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鲁迅的战斗精神贯穿在这样一次学术演讲中，抨击政治，讽刺时弊，成为本篇隐藏的主题。鲁迅又非常注意战略战术，既进击而又能自卫，因此达到命中敌人的目的而又不暴露自己，表现了一个勇敢而又沉着老练的战士的特色。因此本篇不仅是研究文学史的模范，也是在反动逆流猖獗一时的情况下勇敢作战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