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至1936年初解散)的发起人和最主要的领导者，他这篇演说，曾成为“左联”活动期间实际上的战斗纲领。
一
鲁迅在这篇演说中，劈头就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命题，即“‘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命题，因为“左联”是处在国统区，是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因为“左翼”作家大都是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出身；因为他们生活在国统区，反动派禁止作家与工农大众接近，因此他们大都对中国的工农大众缺乏了解，对中国的实际缺乏了解，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一种转化的可能，鲁迅为了防微杜渐，及时敲响了警钟。
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左翼作家容易变为“右翼”作家呢？鲁迅举出了下列三点，即：
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鲁迅说：“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些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这是因为这种“左”是臆想出来或从“本本”上获得的，不是从实际中制订的斗争纲领和斗争策略。游谈无根，一碰到实际的考验，不知所措，往往就转到旧轨道上去，向“右”转了。毛泽东同志说过：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以，“左”倾机会主义由于认识上的唯心主义、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就具备了向右转化的可能性。鲁迅说过：“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也颓废得快。”(《上海文艺之一瞥》)就是这个道理。
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这里鲁迅以俄国诗人叶遂宁的自杀为例，说明革命决非是浪漫蒂克的幻想，如若认为这样，一遇到与自己意愿相违的实际，就不能不由失望而颓废，甚至自杀。在鲁迅这段警言中，我们再一次感到了他的那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从他青年时期就开始萌生，特别在辛亥革命以后受到环境的刺激，自己否定了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幻想，注目地下，注目实际。当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后，就发扬了这优良传统，使他在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代表。
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知识分子如果高踞工农之上，就不能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左翼”也就要成为“右翼”了。鲁迅认为，对知识分子，当然“不应特别看轻”，但是，就知识分子本身来说，则应把自己看作工农大众中的一员，决不该自命特殊，有优越感。在这方面，鲁迅是言行一致的，他的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刻苦自励，惊人的朴素的生活都给我们以难忘的印象，成为学习的楷模。在鲁迅看来，写作应该“于大家有益”。至于名声、地位都不应该孜孜以求。正如“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只为了米麦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他们何尝想到历史上“乡下人列传”或“泥水匠列传”之事。(《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说过：“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1927年1月11日致许广平信)
二
在第二部分，鲁迅对“今后应注意的几点”中，说了四个方面的意见：
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统区，有封建主义的文化，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他们结成反动的文化同盟，根深蒂固。“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又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专政工具，以武力推行文禁，使“左翼”文艺受到压制。因此，在这样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鲁迅提出的“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是与之斗争的有力的对策。鲁迅十分反对以文艺图个人私利，“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就唱起“无产文学胜利！”的赞歌来，鲁迅说，如果这样，“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鲁迅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这是鲁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所得出的科学论断。
二，“战线应该扩大”。
鲁迅说，应该注意旧文学旧思想的动向。如果“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所以，战线的扩大就具有战略意义，“左翼”文艺要主动出击，“左翼”文艺决不能丢弃它的战斗目标。
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新的战士”。
这里，特别提到了“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韧”，就是锲而不舍，驰而不息。鲁迅说过：“无论爱什么……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华盖集·杂感》)“韧”的反面就是五分钟热度，就是没有长远的革命目标的那种惰性。利用文学作“敲门砖”，“门一敲开，砖就可抛掉了”，“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鲁迅是把文学上的“韧”与革命的坚定性联系一起的，从事“左翼”文艺的人，革命的坚定性的表现之一也就是在文学上必须“韧”。他在一封信中说：“现在○○(指左联)的各种现象，在重压之下，一定会有的。我在这30年中，目睹了不知多少。但一面有人离叛，一面也有新的生力军起来，所以前进的还是前进。弄文学的人，只有(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1933年10月7日致胡今虚信)所谓“韧”，包括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持久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样才能达到为革命为人民而坚韧不拔的战斗的目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方向和目的，所谓“韧”，也就违背了鲁迅的原意，纯粹把文学作为个人的名山事业了。
本篇最后一段，照应着前文“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的提议，这里着重谈到了“联合战线”。他从反动派的物以类聚，臭味相投反证了革命的联合战线应该“以有共同的目的为必要条件”，那就是为了“工农大众”。如果“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并引用了鲁迅这段话，指出文艺界的宗派主义“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而“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
共产主义者的鲁迅，自觉地作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代言人，他为工农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痛慨于旧中国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宰割和灭亡”。他总寄希望于革命的知识青年，能够呐喊出他们的心声，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服务。
三
毛泽东同志说：“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鲁迅的《意见》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范例。鲁迅首先提出了“‘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接着加以分析，提高到认识论上来批判主观唯心主义，来批判脱离实际的倾向；又从历史唯物主义来批判轻视群众的唯心史观，又以历史的教训来印证现实发展的趋势，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自己提出的命题，不是故作惊人之谈，而是入木三分的深刻观察，见微知著的科学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