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2年5月，胡适在《努力周报》第2期上《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提出“好人政府”的口号。他说：“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谓“好人”，就是胡适派的自称。他们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并提出了早日召开南北和平会议，以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等项为南北议和的条件；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公开财政等。这些主张，无非希望当时执政的直系军阀按美国的意图办事，以适应当时美帝对华投资的需要。胡适为实现其“好人政府”的主张，他亲自起草了“政治计划”，一面向美国芮恩施请示，一面向吴佩孚进言。是年九月，由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入阁，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组成了所谓“好人内阁”，实权仍掌握在直系军阀手里。因此，这个“好人内阁”执政期间，除进行卖国借款、为军阀筹饷、替军阀任免官吏外，任何好事也没有做。不久，这个内阁既为直系军阀中的津、保两派所不满，又为河南议员所反对，广大人民更斥责王宠惠内阁是军阀的附庸，于是被迫于是年11月解阁，为胡适派所鼓吹的“好人政府”，执政不到一百天，就真相毕露。
1930年，“新月派”中一些人老调重弹，目的是想参加国民党政府。鲁迅以尖锐的讽刺戳穿了他们的反动政治主张。
二
本文大致上可分三段。
第一段(即第一、二、三自然段)用反讽点题。因为梁实秋是反对不满现状的。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发表在1929年10月《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零星”栏。他在文中攻击鲁迅：“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副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一副药太慢。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唯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十分显然，在梁实秋看来，不该不满当时反动统治下的现状。他责备鲁迅为了写杂感故意贬损现状；更责怪鲁迅嫌他们开出的药方不行，其实这是梁实秋为抛出“好政府主义”张本。梁实秋罗列了根本不同的一些主义，说“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诘问道：你们“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鲁迅针锋相对地加以驳斥，说还没有见过同一作者，将从属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各种对立的主义，都一一批评。这是梁实秋“将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思想无不打上一定的阶级烙印。决不如梁实秋所虚构的那样，超阶级地贬斥一切不同的主义。其实像胡适那样，高喊“少谈些主义”，貌似反对一切主义，实际上这正是兜售他所主张的主义。胡适不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吗？
第二段(即第四自然段)驳斥梁实秋所谓没有想出更好的主义以前，就不能批评别的主义的弊病，鲁迅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人被压痛了，自然叫喊，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咬住牙关。当然，有更好的主义就更好。证之历史，也就如此，有压迫就有反抗，奴隶对奴隶主的反抗，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史不绝书。
第三段(即第五、六自然段)，为本文的重点。鲁迅认为，别的主义阶级性还比较鲜明，唯独“好政府主义”却以超阶级的面貌出现，用假象掩盖实质。惟其如此，可以适应蒋介石政府的需要。
如果梁实秋之流“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鲁迅预先作了回答：“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这结尾正好照应了梁实秋的攻击：“好象唯恐现状一旦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这表明，黑暗的“‘现状’太多”，正是鲁迅“杂感之无穷无尽”的原由，这就有力地反证了鲁迅杂文的革命性，它是无产阶级“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
三
本篇抓住了“好政府主义”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它超阶级的欺骗性。
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战斗，不但善于及时发现敌情，掌握主动，还善于因势利导，夺取胜利。他的命意谋篇，引类取喻，都服从于这一政治目的。例如在批判梁实秋的“人性论”时，抓住对方的设喻(所谓“鼓喜哀乐”是共同的“人性”)，进行了反诘，用同一事类的比喻击败了论敌，张扬了真理。本文也如此，梁实秋以“一副药”做比方，鲁迅就用同样的例子，说明：“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为什么论敌的武器一到鲁迅手里就能反手一击，致其死命呢？其原因在于鲁迅用马克思主义解剖这些反面材料，从本质上暴露他们的卑劣可笑。
明朝李卓吾说过：“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余也。”(《续焚书》)鲁迅常常用这种方法使敌人猝不及防而丧失自己的阵地，而鲁迅却从容对敌而游刃有余。这的确比从外面攻进去即逐一驳斥论敌的论据有力得多，因为从里面打出来意味着已经摸透了敌情，抓住了本质，所以能一举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