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美国《新群众》作
一
本篇大致上写于1931年3月间，是作者应当时在中国的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之约、为美国进步杂志《新群众》而作的。据许广平回忆：“1931年，柔石等人被害之后，黑暗笼罩着中国的大地，鲁迅为了揭露这种黑暗势力，曾经写了一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委托史沫特莱女士译成英文，寄到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发表，史沫特莱把这文章看了一遍，考虑到发表它以后对鲁迅会有不利，但鲁迅说：‘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鲁迅回忆录》)本文在国内没有发表过。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
1930年12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出版法》，对报纸、杂志、书籍等，严加限制，1931年1月31日，蒋介石反动集团公布《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宣布凡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活动者处死刑；凡与反帝反封建运动有联系或以文字、图画、演说作宣传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图画、演说等宣传并转告他人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自由文化团体，集会宣传反法西斯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到十年的徒刑。这个《治罪法》公布的前后，反动派的走狗文人便大造鲁迅谣言，鲁迅在1931年2月2日给韦素园一封信中说：“上月十七日，上海确似曾拘捕数十人，但我并不详知，此地的大报，也至今未曾登载。后看见小报，才知道有我被拘在内，这时已在数日之后了。然而通讯社却已通电全国，使我也成了被拘的人。其实我自到上海以来，无时不被攻击，每年也总有几回谣言，不过这一回造得较大，这是有一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
1931年2月7日，反动派秘密屠杀柔石等5位左翼作家以及18位青年共产党员，亮出他们反革命武力征伐的一手。
鲁迅本文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蒋介石反动政府禁止书报，封闭书店，杀戮革命作家，钳制言论自由等反革命罪行。
二
本文大致上可分三段。
第一段(即第一到第五自然段)开头用仅仅一百多字就概括了当时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形势，着重指出，反动派“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鲁迅从反动派似乎不可一世凶残险恶的现象中，看出了他们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
接着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由走狗而官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仍是不济事。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残暴和可笑。
先是禁书刊，禁之不足，便继之以杀戮。于是五位左翼作家便成为示威的牺牲。“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的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于是封闭书店。但大概觉得也不是办法。于是又准许开了一些，让那些唯美主义的英汉对照读物出版，算是粉饰一下太平。
第二段(即第六、七自然段)，“然而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用反语讽刺反动派正在变换他们的反革命策略。第一套策略是将原先的书店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唆使的自己的一伙，即文化特务，但到底露出了破绽，使人望而却步。物以类聚，到这种书店里去跑跑的，也只是走狗一伙。第二套策略是自己做文章，印杂志，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并出了将十种之多。“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而这也失败了。因为一个伪上海市区党部委员、伪上海市政府委员朱应鹏在那里主编《前锋》月刊；一个伪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伪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在主编《前锋》周刊，以刽子手而舞文弄墨起来，名声实在太臭了，毕竟不容易招揽读者。正如鲁迅所说：“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诧异之下，当然避之惟恐不及了。于是反动派的第二道策略也落了空。
再施毒计，便是“强迫早经有名，而并不分明左倾的作者来做文章，帮助他们刊物的流布”，然而中计者也仅寥寥一二人。
于是最末的一手，便是利用左翼的叛徒了。这就成了他们“最宝贵的文艺家”。为什么宝贵呢？“因为他曾经是左翼”，如今虽已爬到反动派的刀下，转头来害左翼作家，然而不明真相的读者还是会受他们的欺骗的。这样的作家，也不乏其人。有了这样的人的加入，反动派的几种刊物，甚至有一部分封面子是通红的，“但将其中的农工的图，换上了毕亚兹莱的个个好像病人的图画了。”这是叶灵凤干的。鲁迅曾说过：“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凤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剥来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画的人物却瘦瘦的，那是因为他是颓废派的缘故。”(《上海文艺之一瞥》)
第三段(即第八到第十二自然段)指出在反动的文化“围剿”下，“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无论如何，仍在非常热烈地要求，拥护，发展左翼文化。”
鲁迅明确而自信地宣布：“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左翼文艺虽如压在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但仍在曲折地倔强地滋长。究竟应该怎样看形势，鲁迅从来是从本质方面着眼的，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因此，他也看到了从属于人民这一边的左翼文艺必然发展的趋势。
使鲁迅感到可惜的是，当时国统区的左翼作家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鲁迅分析了这原因，表现了他对从工农中造就革命作家的热切期望。鲁迅还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穿了反动文艺所标榜的所谓“真”的阶级本质。
最后一小段，分三层意思来总结全文，强调主题。第一，反动派的压迫，证明了左翼作家正与被压迫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第二，左翼作家现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所以尽管道路艰难曲折，前途却是大有希望的；第三，反动派“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因此他们以自己的反动行为宣告了自己在文化上的“一无所有”。
三
本篇是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罪行的檄文。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在反动派的摧残下，虽然处于暂时的相对的劣势，可是，鲁迅以压倒敌人的气势，以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预言着左翼文艺的必然滋长、壮大；宣告着当时逞凶一时的反动派及其御用文艺必然濒临灭亡。
鲁迅所以能看出当时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左翼文艺必然发展壮大的前景，在于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即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观点出发，看出了人民必然胜利、人民的文艺也必然胜利。正是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武装了鲁迅，增强他对未来必胜的信念。因此，虽然以《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题，写出了如磐夜气，魔鬼翩跹，但是绝不给人以窒息的感受。
鲁迅在1926年就曾说过：“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而已集·记谈话》)长夜漫漫，必将破晓，因此鲁迅本文既是声讨反动派黑暗的檄文，又是歌颂革命者的黎明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