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闲集》是鲁迅1932年4月编定，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一本杂文集，收入他1928年和1929年所写的杂文，以及1927年《而已集》中未收入的杂文，共34篇。书末附有写于1932年的《鲁迅著译书目》。
本篇概括地叙述了1927年到1932年初时代背景下作者思想的演变。披陈了作者的心境，评论了文坛的风气。
总其要旨，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如何看待杂文的问题；
第二，关于如何看待反面文章的问题；
第三，关于如何看待自己世界观改造的问题。
二
首先，鲁迅从近几年来“纵意而谈”的“杂感”“确乎很少见”的情况谈起，说“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这里用的是“史笔”，即不直接表态，而寓爱憎褒贬于仿佛客观叙事的字里行间。实际上已含蓄地揭露了这个原因，这正反映了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反动集团对思想言论统制的高压政策。因为“杂感”要“批评”时事，要“纵意而谈”，因此，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敌人的压迫。
然而排斥、打击、非难“杂感”的还有第二个方面，这也反映了文化界斗争的复杂性。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所谓“高等文人”“志趣高超的作者”，如所谓“正人君子”之流，实质上是依附新旧军阀的一伙人。他们以为“杂感”进不了“艺术之宫”的。他们对鲁迅的杂文“厌恶”和“鄙视”，正说明了鲁迅的杂文击中了他们的致命伤。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对杂文的意义认识不够，认为杂文是“图报私怨”的攻击之具。
接着鲁迅讲到自己对“杂感”的态度，虽然被有些人看作“死症”，虽然“确也因此吃过一点苦”，“但编集还是想编集的”。犹如一个战士之爱上了自己得心应手、克敌制胜的武器一般，鲁迅对于“杂感”是有他亲切的战斗感情的。鲁迅不但是杂文最积极最热情的创作者，也是最积极最热情的提倡者，早在1925年4月28日致许广平信中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按，这是鲁迅主编的一种杂志）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这里所说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也就是“杂感”即杂文。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可以说和他久经磨砺的武器分不开的。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杂文的确是最轻捷的武器，恰如鲁迅所说：“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可以“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
鲁迅在这里幽默地说，当时上海“一二八”战事的“火的洗礼”，原以为会烧去他的这些剪存的旧稿，这样就可以仗此“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这一个恶”。这是对梁实秋的一箭，因为他曾诘问鲁迅：《“不满于现状”便该怎样呢？》，攻击鲁迅“好像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1929年10月《新月》月刊)既然旧稿没有为炮火所毁，于是就编辑起来，鲁迅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说：“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这是因为过去这些旧稿都是鲁迅战斗的记录，其中字字句句都凝结着自己战斗的心血，倾注了战斗的感情。这是一个战士对已往的激烈战斗的追忆与自豪。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些旧稿的编集还有现实意义。
三
当台静农编印第一本论述鲁迅及其著作的集子时，鲁迅建议他将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赞扬他作品的文章抽去，而要他补充陈西滢谩骂他的一篇文章，即致徐志摩的信。他提供读者可以借比较以鉴别真伪的条件。在鲁迅编印的杂文集中，有时在正文后面故意附录论敌攻击他的材料，有时索性把论敌攻击他的来信放在他的正文前面，有时则用后记的形式摘引了敌人攻击他的大量反面材料。鲁迅认为：“一任鬼蜮的伎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所以我以为以后应该博采种种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魍魉的形状的禹鼎相同。”(《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末定”草(六至九)》)在本文中，他提出单看“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必须“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借此明白“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样才可以显出论敌卑劣的心理和鬼蜮的伎俩。因为“阳面的大文”，既以“峨冠博带”作为伪装，往往给人以假象，待到运用“五花八门”的“阴面的战法”，虽然用尽心计，却往往破绽百出，从而暴露了对手的真相。保存和研究这些反面文字，可以总结斗争的经验，为后来的战斗者借鉴。鲁迅鉴于思想斗争的长期性，所以他说：“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从过去推知未来，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梁实秋之流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说，“就是老谱里的一着”。既然“战斗正未有穷期”，那末，这“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就成为阶级斗争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因此，革命者就有必要研究他们的策略，研究他们的“五花八门”的“阴面的战法”。
四
在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上，鲁迅主张贵有自知之明。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他的对方可说对他已极尽攻击谩骂之能事，有的骂他“封建余孽”，有的骂他“法西斯蒂”，有的骂他“资产阶级最忠实的看家狗”，无产阶级“最恶的煽动家”，有的诬蔑他：“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这是这位‘老头子’的哲学，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面对同一阵营里“战友”的误解和攻击，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鲁迅没有因此消极，也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他们睚眦必报，至多婉而寓讽地嘲笑了他们思路不对，不会择敌，不敢向正面的敌人抗争。在这场论争中，他却首先“省察”了自己，发现了进化论的偏颇，轰毁了自己旧的思路，认为应该更注意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青年。
鲁迅虽然受到创造社、太阳社中一些人的横蛮粗暴的批评，但他还是谦虚地认为，“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其实，早在1918年，他在北京时期，就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片断，以后又读了不少诸如《联共(布)党史》《辩证法》《唯物史观解释》《阶级斗争小史》一类书。鲁迅因为与创造社的论争，更努力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以及有关文艺理论，并且结合当时现实斗争来读，从此使他的马列主义水平大为提高，因而他表示这是要感谢创造社的，这完全是一个革命家的襟怀磊落、光明正大的谦逊态度，与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中某些人气量狭窄，目空一切的不正之风适成鲜明的对照。
五
鲁迅的杂文集，一般都附有序言或后记，说明成书原委，补叙书中未尽之意，突出这书当时和编集时对现实的战斗意义。或者抓住一点，再对敌人报以数鞭，例如本文谈到在香港时所作的两篇演讲——《老调子已经唱完》和《无声的中国》，竟被当局指为“邪说”，禁止报上刊登。鲁迅接着说：“是这样的香港”。这六个字，说明了香港作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实质，同时为下文作了铺垫：“但现在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这更说明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白色恐怖已经和殖民地的香港毫无二致，如出一辙。这便是在叙述中抓住一点，向敌人报以数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说明鲁迅念念不忘的是对敌人斗争。
鲁迅的序言或后记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纵意而谈，披陈自己的心境，仿佛与读者促膝交心。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发生共鸣的，使我们感到，他是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他的读者的，他是把他的心交给读者的，因此，读者也就容易接受他所宣扬的真理，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是鲁迅杂文集的序言或后记的共同的特征，他的每篇序跋还有不同的写作上的特点。例如本篇，他从“杂感”谈起，加以发挥，引出文章的层层波澜，“杂感”的少，说明文禁的严；“杂感”的受到奚落排斥，说明刺痛了敌人；有名的人未必不写“杂感”，但化名后却不敢公开，故意任其消灭，说明心术不正，为的是“图报私怨”。其实这也是一种“五花八门”的“阴面的战法”，由此使鲁迅悟到单看礼堂上“峨冠博带”的“阳面的大文”是要上当的。这样，他就总结出这一条斗争中的经验。
对自己“思路因此轰毁”，鲁迅既强调了革命实践的重要性，他曾说过启示我的是事实，特别是中国的事实。同时他又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由于作者当时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因此对自己思想发展的“省察”就毫无畸轻畸重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