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心集》是鲁迅继编印《三闲集》之后的第六本杂文集，收集了1930年至1931年两年间所写的38篇杂文。该书于1932年10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出版，出版后不久，即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止，后来书店将剩余的16篇另编，改书名为《拾零集》，于1934年10月出版。鲁迅在同年10月13日《致合众书店》信中提出：“要求在第一页上，声明此书经中央图书审查会审定删存；倘登广告，亦须说出是《二心集》之一部分，否则，蒙混读者的责任，出版者和作者不能不负，我是要设法自己告白的。”寥寥数语，甚于裂眦，表示了对反对派以武力为后盾的文禁毫不畏惧的抗议。
本篇概括了1930年到写本篇时约近两年半的时代背景。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工农革命根据地加紧进行了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在国统区，则进一步强化法西斯专政，仅在1930年8月至10月这三个月中，就屠杀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达14万人之多。同时又加紧反革命的文化“围剿”，1930年12月30日，颁布反动的《出版法》，厉行思想文化压制。1931年1月31日，则公布了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疯狂地镇压人民革命。1931年2月7日，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和其他18位青年革命家惨遭屠杀。当时，北京大学等单位误传鲁迅亦同时被捕，组织了“鲁迅被捕后援会”，说明了反动势力的猖獗一时。在国统区的弥天黑暗里，鲁迅豪迈地喊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战斗誓言。
二
本篇大致上可分二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二、三自然段)首先说，由于反动派厉行文禁的原因，短评写得很少。接着，简单复述了关于《象牙塔和蜗牛庐》的演讲的内容，特别突出了造成“蜗牛庐”的时代环境。鲁迅说伏在那“蜗牛庐”里的人，“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明眼人一看便知讲的是什么时代，这是以历史讽喻现实。
然而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批评鲁迅“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鲁迅一眼就看穿这是诱杀手段。1926年，北京的北洋军阀治下，现代评论派的勇士，也曾挺身出来，责问鲁迅“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当时，鲁迅对这伙“君子之徒”回答得好：“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坟·题记》)在“政府机关”的官报上叫嚣的这个“党国的忠勇青年”，显然也是一个“拿着软刀子的妖魔”。
在这之下，文笔一转，也就顺理成章转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残酷统治的揭露和讽刺。“谨案”是反讽。“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这就无异直斥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叛徒。“清党”前后正是国民党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罗网，张遍了全中国”。这是从正面控诉蒋介石的罪行。一个“算”字，重如千钧。说明罗织入罪，构陷人命，以莫须有的罪名不知枉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弥漫于国统区广大空间的时代里，“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的幸福了。”在写毕本文的三个月后，鲁迅曾在一封信中提到当时的白色恐怖：“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则今昔不异，久而见惯，故旅舍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鸡之耸人耳目矣。”于是使人只能成为“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更兼以“无言”的“蜗牛”了。
引号中的“庶几得免于罪戾”该是讽刺反动派高压政策下动辄得咎的处境。鲁迅曾在《而已集·扣丝杂感》中写道，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刊物封面上，“要画一个少年人拿着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这才庶几免于罪戾。”可作此诠证。
三
第二部分(即第四自然段到结末)是本文的主题中心。在白色恐怖下，反动派的走卒也都纷纷出动，其中特别点出了梁实秋，例如他操出比“刽子手”“更加下贱”的“职业”，在自己的文字中插进隐含杀机的“到××党去领卢布”的字样，用变相的告密以济自己“‘文艺批评’之穷”(《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种“卢布之谣”，鲁迅联系到六七年前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的惯技，说明正是“祖传的老谱”。
在这段里，鲁迅又从一种报把他列为《文坛贰臣传》的首位，认为“却是很有意思的”，从此过渡到本篇主题中心。既然是“贰臣”，从那一面说，等于承认他们文坛上有皇帝。于是要在反动派治下动动笔墨，必须“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否则，“贰臣”即有“二心”，当在摒弃之列。但是鲁迅觉得自己的确对反动派怀二心，有腹诽，因此他对这个徽号，反其意而用之，一方面正好借此勇敢而豪迈地表白了自己的立场，他正是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具有“二心”的革命者；另一方面正好以此作为投向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的武器。这是鲁迅从反面抓住“二心”的命意加以诠释，并通过诠释表示对敌人的抗争。
鲁迅接着又从正面的意义上抓住“二心”加以发挥，他虽然觉得历史上曾有过经验，背叛没落阶级的知识者往往会首先受到这个阶级中顽固分子的攻击和讥笑。但是，鲁迅通过对自己无情地解剖、批判，在大夜弥天中毅然宣布自己：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这实际上是鲁迅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庄严誓言。鲁迅在组织上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在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中，终于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鲁迅以《二心集》命名自己第六本杂文集，这正表明他背叛本阶级、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的坚强决心。
鲁迅正是在对自己无情地批判中树立起新的世界观的。他说：“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鲁迅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在那里冲锋陷阵，因此他的怨敌也就特别多，新旧军阀都把他视为眼中钉，对他加以迫害，因此，如果稍微原谅自己，那末，他的“碰壁”，“做蜗牛”，为此而愤慨痛苦，可说不但无可非议，或者正可以此作为骄傲的资本，以显示自己对革命的贡献；但是，解剖自己比解剖别人更无情面的鲁迅，把自己与正在受难挨饿被杀的工农大众相比较，与动辄惨遭刑戮的坚贞的共产党人相比较，他就觉得自己思想上与他们还有一些差距。鲁迅曾说过：“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敢于明言。”(《“醉眼”中的朦胧》)正是在这样严格地“狙击”自己思想的过程中，鲁迅大踏步地走向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高峰。
四
鲁迅在1932年4月23日一封信中曾说：“我的文章，也许《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二心集》明显地表现了作者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因而作者也对他特别重视。
本篇作为《二心集》的序言，由于思想内容的极端重要，特别具有革命文献的价值。在写作上，也极为锋利。鲁迅的杂文常常以小见大，奇兵突出，从一些普通的事例中引申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从仿佛处于劣势的战役中，“铁骑突出刀枪鸣”，忽然翻腾出置敌人于死命的一击。如本篇的第三自然段，从“蜗牛庐”的叙述翻腾出“党国的忠勇青年”的“批评”；又进而带出“谨案”下面的假设句，句中又以“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这样的形象性的描绘突出了敌人暴行的普遍。从以上的假设句又推断出下面一句反话：“这实在只好变成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的幸福了。”整个一段，仿佛迫击炮似的连续打击敌人，使敌人毫无喘息抵挡的余地。
文笔的锋利，在本篇中还表现出作者善于接过敌人的话题，正面顶回去，从而击破敌人的谣言，战胜敌人的阴谋。如“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接过敌人的武器，反掷过去，打在敌人的身上，起到使敌人惊惶失措，无法招架的效果。
在本篇中，作者又善用反语作为一段的结尾或转折，给读者留有思索的余地，并起着持久地打击敌人的作用，如已经引证过的第三自然段的结尾：“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的幸福了”。这比正面控诉蒋介石集团的暴行更具有令人深思的效果。又如第六自然段中：“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这句反语，起了转折的作用，对梁实秋之流显然是一种有力的反击。
在本篇中，鲁迅像在其他杂文中所常用的手法那样，还善于用比喻的设问句来揭露事物的本质，让读者自己做出应有的答案，如第六自然段中间：“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这个比喻既鲜明、生动地对上文作了贴切的解释，又顺带对军阀混战的阶级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