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推行麻醉奴化人民的所谓“新生活运动”，鼓吹孔孟之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四维八德为幌子，企图维护其法西斯专政。与“新生活运动”相配合，国民党又积极推行“尊孔读经”的复古教育，互为表里。鲁迅对这种用心险恶的“儒术”，专门撰文加以抨击。
本篇以金、元、明、清儒者攀附统治阶级以求进身之阶的事实，特别是有些儒者奴颜媚骨“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这一史实，影射国民党反动派鼓吹封建道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和提倡“尊孔读经”是准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旦卖国的交易做成，国民党反动派就准备尊日寇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本文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主义的本质。
二
本文大致上可分四段。
第一段(即第一、二、三、四自然段)，首先，从金元之际的著名文人元遗山的一宗疑案谈起。文章引证史料，说明有其事，碑虽因金兵入城而未立，参与其事的元遗山在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因此，元遗山被清朝的凌廷堪批了一顿：当时写这碑文，不过是惧怕崔奕的势力，并不一定要求文辞工巧，而且已由刘祁起草，大可塞责，元遗山何必再去重新写过呢。至于刘祁，没有象王若虚那样表示为了“名节”，做出宁死不从的样子，当然是一生中的污点。但其实刘祁的起草，也不是自告奋勇，一方面是翟奕的命令，另一方面也是王若虚、元遗山的逼迫。但最后这罪案却只落到他头上，因此鲁迅说他“是十分晦气的”。
这一段主要说明享有文坛盛名的元遗山，精于“儒术”，王若虚自己为了“名节”，表示宁死不写碑文，却硬要刘祁去写，也滑头得可观。借此揭穿“儒术”极端虚伪的本质。
第二段(即第五、六自然段)，主要讲了元遗山的另一宗大事，事见《元史·张德辉传》的记载。这就是张德辉和元遗山请元世祖为“儒教大宗师”的问题。结果是：“世祖悦而受之。”他们就乘机启奏，说历代有旨蠲除儒户的兵赋，“乞令有司遵行”，元太祖算是开恩允许了。鲁迅说：元遗山与张德辉“请蒙古小酋长(即元世祖)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因为免除兵赋，“儒户”都得了甜头，讲究“名节”欢喜清议的读书人，既然利益均沾，虽然已将“儒教”奉献给了新朝的新主，也都不想开口了。将“儒教大宗师”这项高帽子奉送给新朝的新主，借此博得一点好处，这就是“儒术”的妙用。
第三段(即第七、八、九自然段)。上面两段通过元遗山的两宗大事说明“儒术”的奏效。这段紧接着用历史的故事来讽刺当时的现实。鲁迅引余阙的《青阳先生文集》中的两段文字，说明元朝入主中国以后，虽然重吏轻儒，但士人并没有冷落。即以合淝一郡来说，宋朝亡后，孑遗的武臣的子弟，“多伏匿而不出”，郡中的士族只剩下了范氏、商氏、葛氏三家。“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礨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叙述这段史事的作者余阙不得不叹曰：“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鲁迅仅用寥寥的几笔，就点出了主题，说“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这在儒者，在旧朝覆亡，新主上台以后，虽然不能为“王者师”，并且比元朝的官儿也低下数等，但是究竟胜于坚持民族气节的“将们”和被新朝凌辱的“平民”，唱着颂词赞歌为新主子喝道引路，这宠幸就不是隐藏伏匿的“将门”之后所敢比拟了。这些，当然是鲁迅的反话。意在说明所谓“儒者之泽深且远”，虽遭亡国，成了俘虏，由于“儒术”的有效，也会居于一切别的俘虏之上。
第四段(即十、十一、十二自然段)，这是本文的重点。以古例今。前三段谈的是古，这一段便直接讲到今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与下文“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便具有揶揄、讽刺的意味，仿佛说，这就是所谓“民国”。“奇书”一词，是对讲授者的讥笑，表明他连书名也弄不清楚，还侈谈旧学。但反动派广播这类东西的目的原也不在这里，管他通不通，只要达到培养候补亡国奴的政治目的就行了。
鲁迅从国民党的电台广播的颜之推《家训》《勉学篇》中引了一段来示众，以见反动当局转弯抹角的反革命舆论与反革命的政治配合得何等紧密，当时阵阵喧嚷的“读经救国”论的最终目的，从这里不难听到消息。总之，易习之技，莫如读书，书读好了，“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颜之推的《家训》，是从当时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金、元、明、清均极应验。所以鲁迅说：“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这一问问得好！这里所广播的，真所谓是“亡国之音”了。“有感于方来(即将来)”“绸缪于未雨”准备做亡国奴的，正是蒋介石这伙卖国贼。他在1933年10月2日，一面气势汹汹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一面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完全是一副可怜的奴才相，哀叹“国家的生死存亡，完全操在日本人手里！他要我们那一天死，我们就不得不那一天死！正如俗传人的寿命操之于阎王，他那一天一刻，勾魂簿上要我们死，那一天就可以差使一般小鬼去拿我们的命！”
而当时胡适之流的“儒者”，专门要大家服从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提出所谓“社会重心”论。他心目中的“社会重心”就是蒋家王朝。根据主子的叱声，胡适倡言要与日寇妥协，他所炮制的《论对日外交方针》一文，主张东北问题应根据1931年日本向国联提出的“五项原则”作为谈判的基础。其实质就是要美国承认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则允许美国插足东北，利益均沾。像胡适这样的“儒者”，虽亡国被俘，就是“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的帝国主义的宠犬。
鲁迅最后以画龙点睛般的几笔，说：“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
由此可知，“儒术”就是一套做高等亡国奴的本领；“儒效”就是可以高居别的亡国奴之上。国土沦丧，山河变色，而自己却仍然可以过着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
三
鲁迅曾说过：《涛声》的“幸存”的原因，就是“喜欢引古证今”(《南腔北调集·祝〈涛声〉》)。本篇为《文史》月刊所写，在反动派文网下采取钻网的战术，其重要的特点也就是“引古证今”，仅在最后一段点出主题。
本篇对反动派的揭露和抨击完全从要害处入手，能以“寸铁杀人”。例如“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将来，遂绸缪于未雨么？”这一问句，简直入木三分，用X光照出了敌人的五脏六腑；又如“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这一断语，简直包括了古今中外一切为虎作伥的儒者的罪恶史。
在要害处一击以制敌人于死命，以上一个问句，一个断语，都是鲁迅杂文战斗艺术中的适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