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过《“京派”与“海派”》以后，鲁迅又写了《北人与南人》一文，说明地域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但是鲁迅并不像机械唯物主义者那样，将民族性格的不同完全归之为地理气质的影响，例如认为“某一个民族的精神笨重而愚钝，另一个民族的精神却活泼、轻快而敏锐。这种不同，如果不是由于他所用的食物，由于他的父系祖先的精子，以及由于浮游在空中的无数元素所构成的浑沌大气而来，又是从那里来的呢？”(爱尔维修斯：《人是机器》)鲁迅是从集中表现经济的政治影响来分析问题的。
鲁迅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在一封信里，鲁迅又说：“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南人文雅”。(《鲁迅书信集》下卷第772页)
为什么会造成南北心理素质上的不同？以及“北人卑视南人”的现象呢？鲁迅分析那原因，是因为“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嗣后，“权贵南迁，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这样就形成了南方人与北方人心理素质上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它的消失也要经历一定的时间。
但是鲁迅并不是凝固地看待北人与南人的不同的特点，而是同时看到这特点带来的另外一个侧面，“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
鲁迅希望南人而兼北人优点，北人而兼南人优点。他说，“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作为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鲁迅终其一生，都十分专注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他在1936年还在一封信中指出：“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致尤炳圻信《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064页)过去，鲁迅对国民性即民族性的研究，被当作他思想上的局限，认为他后期认识了阶级性问题就扬弃了国民性的提法，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鲁迅不但研究了民族性，而且还研究民族性中的地域的差别，读本文可证。当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所以鲁迅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