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这篇为徐懋庸的杂文集《打杂集》的序中，鲁迅展开了一场对杂文的保卫战，并由此阐明了自己对杂文的观点。
鄙薄和攻击杂文的论客所采用的方法是抬高创作，压低杂文，认为它不入“文艺之林”。并且装作一片婆心，“劝人学学托尔斯泰，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创作去。”然而这是钓饵，这类论客的居心是，要剿灭战斗的杂文。
鲁迅揭穿其两点：一，他们攻击杂文的文字也是杂文，为什么独不怕相率而堕落；二，这类鄙薄杂文的作者也未闻他们有小说戏剧之类的伟大创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首先被鲁迅缴了械，使得无法自圆其说。
1934年，就有这样的论客林希隽，在《现代》9月号卷头《文艺独白》里，以《杂文和杂文家》为题，攻击杂文作者“容易下笔”，容易成名，所以倘不是“作者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鲁迅曾指出：林希隽攻击杂文的《文艺独白》，其实也是“杂文”，恰如刽子手的“以杀止杀”。林希隽当年是责难中国为什么没有托尔斯泰似的伟大作品产生的，但是鲁迅问得好：这暂时的“杂文家”“现在竟也累得来做‘在材料的捃摭上尤是俯拾皆是，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搜集采取’的‘杂文’，不至于忘记研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战争与和平》这类伟大作品产生’么？”(《集外集拾遗·做‘杂文’也不易》)
林希隽的论点，是可以代表本文所批判的攻击杂文的一群的。
明明自己以“杂文”攻击杂文，又张起自己又做不来的伟大的作品的旗帜来奚落对方，以示其鄙夷，这实在是“不是东西”。这些“不是东西”往往使人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这就使弱者觉得倒是安眠药片较为可爱的缘故”。鲁迅当然是不赞成这样的“弱者”的，因为“这并非战死”。鲁迅提倡的是必须抗争，这篇序言的另一任务就是向攻击、扼杀杂文者的抗争。它使我们看到：“不是东西”者流，到底对谁有利。
二
杂文在文学史上应占什么地位是取决于它的思想内容的。战斗的杂文的作者，他们不计私利，不想一鸣惊人，跃登文坛，用切实的战斗的业绩来保证杂文的价值，并使杂文生存发展，日见其辉煌。
鲁迅说：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只为了米麦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历史上有没有“乡下人列传”或“泥水匠列传”，他向来就并没有想到。战斗的杂文作者并不考虑杂文在“文学概论”上的规定，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他们只是认为有益，才这样写。既然杂文有益，它就肯定会在文学史占有位置。因为在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中，总是先有内容，才有形式的。先有事实，才有文学史上的记录的。
所以鲁迅说： 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寓言和演说，好象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杂文发展起来，倘不赶紧削，大约也未必没有扰乱文苑的危险。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个好消息。从文学史来看，某一体裁的所以兴盛，总是因为由于它所反映的内容深广。再加上大文学家运用这一体裁所取得的艺术上的成就，在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取得了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出鲁迅所料，杂文这种文体，由于鲁迅的运用和推进，使它在内容上成为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百科全书，在形式上使中国的议论性散文发展到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高峰，从而取得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当然，前进的杂文的作者，于其创作之初，并不是计较文学史上的地位的。鲁迅就是伟大的榜样。他的写文章，是为了改良这人生，不是为了要做文学家，不是为了要在文学史上得到崇高的地位。反之，愈是想不朽的人，其结果愈是速朽。鲁迅所说的那些“不是东西之流”，都是醉心名利之徒，他们羡慕的是文学家的地位。所以鲁迅说故意要和“不是东西之流”开开玩笑，指出杂文即将进入文苑，获得声誉，“要使他爬耳搔腮，热剌剌的觉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鲁迅的文笔，除了锋利之外，兼有俏皮之致，真使论敌奈何不得。
三
杂文作者是有所为而发，不装门面，不想攀附，因此杂文大都“言之有物”。
鲁迅将“言之有物”的杂文与《唐诗三百首》的第一首，唐玄宗御笔的《经鲁祭孔子而叹之》相比较，后者所谓：“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接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犹与梦时同。”只见文字铺排，内容空洞无物。诚如鲁迅所说，那里及得上“言之有物”的杂文与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
鲁迅从那种八股腔、试贴诗相比较而得出的杂文的这个特点，正是他所概括的战斗的杂文的应该达到的思想要求和美学要求。
有益，移人情，这是杂文的思想要求。移人情，就是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是“善”的要求。而移人情，必须建立在“言之有物”的基础上，这是“真”的要求。“言之有物”，不仅会产生教育作用，而且会产生认识作用。
“生动，泼剌”，这是杂文的美学要求。具有喜剧美感的特点，可以更为有力地撕破人生的无价值的东西。
由于杂文的这些特点，特别是“言之有物”，赢得了读者，日见其斑斓。
鲁迅不仅是杂文的实践者，而且是杂文的倡导者，他很高兴看到杂文的发展兴旺，乐于为杂文的作者作序，并且希望杂文作者不为“虎伥”所迷，不为“人言”所惑，而能坚持创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