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时社会上有一批“名流”“学者”，或以虚名鬻声钓誉；或恃浮名信口开河；或者虽然业有专攻，却偏要谈他所并不了然的东西，以炫耀博学，因此，荒谬乖悖，错误百出。又因为是名人，就更容易迷惑视听，误人子弟，莫此为甚。
鲁迅认为，必须将“名人”与“名言”分开，因为“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对“名人”“专家”的“专门以外的纵谈”，要特别“加以警戒”。
鲁迅的这一观点，反映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量和质的规定性。名人所掌握的学问或技艺，也是如此。超越了这限度，在别的领域，他既非名人，自然也不会是名言；如果他还要硬充名人，以为自己无不可施，大放厥词，只能是悖论。然而以为名人之言一定是名言，这种积习由来已久，至今未绝。鲁迅一反陈言，而且涉及了不少权威，表现了他的胆识。
二
误认为名人总是会说出名言，有其客观原因，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而且既是名人，认为他的话总比较保险。这便出现了盲从名人的积习。
那么，问题就来了，“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鲁迅的回答是，两者都好，要看场合。但总的来说：“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
关于“博识家的话多浅”，鲁迅说：“意义自明”，未加申说。为什么？因为既是博识，一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样样精深。
而“专门家的话多悖”一语，却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因为“专门家”在他自己所“专”的一点上，的确很深刻，因此容易误认为他会样样深刻。“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这样就产生了两个结果：社会上认为他所说无不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他自己也“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这类例子，中外都有。中国的，鲁迅举出了“小学的大师”章太炎，他谈文献，讲《说文》，是“娓娓可听”，然而“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了。谈社会主义出名的江亢虎博士，更是如此，他连中国的字义都弄不明白，却要来谈训诂，更“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又如，外国的病理学家维尔晓，却不信进化论；昆虫学家法布耳，却反对解剖学，并说昆虫也有道德。这都是名人的悖论。鲁迅以无可辩驳的根据，论证了“专门家的话多悖”。
三
既然“专门家的话多悖”，为什么还会有市场？鲁迅分析其历史根源是：“科举的余波”。
的确，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的儒生，一举成名，便无所不能，“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
于是，余波未尽，病根未除，“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所以，鲁迅坚决认为：“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过名人所没有过的实践。在这里，鲁迅表现了坚信真理来自实践，来自与实践结合的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
四
本文是由章太炎的攻击白话引起的，章太炎曾是鲁迅的老师，但鲁迅奉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师如荒谬，不妨叛之。”(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文末，作者委婉地讽刺说：“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说，可是我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盖亦‘悬诸日月而不刊’之论也。”
本文是一篇极有思想深度的通俗的深入浅出的哲理短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