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5年3月，电影女演员阮玲玉因婚姻诉讼事件，被上海一些报刊大事渲染，铺张扬厉，以耸动视听，使阮玲玉感到“人言可畏”而自杀，鲁迅本篇系借题发挥。
鲁迅通过阮玲玉自杀事件，驳斥了一些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报纸虽然自称“失了威力”，“并无能力”，对反动官僚要“吞声忍气”，但是他们对一般人民却“耀武扬威”“发扬余威”；他们虽自称“有闻必录”，其实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这就揭露了当时特别流行的超阶级的新闻观点的虚伪性。进一步指出这些受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报刊实际上是制造反动舆论的工具。
二
本篇大致上可分五段。
第一段(即第一自然段)，点题。说明“人言可畏”是阮玲玉自杀之后，她遗书中的话。当时曾哄动一时，甚至演出了《阮玲玉香消记》的话剧以耸动小市民的观众，然而，正如另一个电影演员艾霞的自杀一般，事过境迁，烟消云散，连聊助谈资的作用也没有了。当时，犹如嘴巴里加进几粒盐一样，虽然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这味道便“淡淡淡”地淡下去了。在这里，鲁迅刻画了当时小市民的世态。他们希望不时得到一点刺激，来激动一下麻木的生活。
第二段(即第二、三、四段)，用“人言可畏”这句话另作起笔。将“开初是也曾惹起一点小风波”引出命题。先从反面说起，说有人以为她的自杀与日报记事的张扬有关；而日报记者则以“现在的报纸的地位，舆论的威信，可怜极了”之类的遁辞作为反驳。
鲁迅写道：“这都可以算是真实话”。这是虚晃一枪，并非肯定日报记者的遁辞，不过将矛盾的现象展示出来。接着，文笔突然有力地一转，这一转斩钉截铁，力当千钧，为下文的分析问题，揭露本质作了伏线：“然而——也不尽然。”“然而”这个转语词下的破折号表示了思绪的延长，表示了尚未展开、即将展开的矛盾的复杂性，“也不尽然”是带有怒意的断语，是对上述记者遁辞的反击，是为即将掀起的文章的波澜的前奏。
接着故意退让一步，说“现在的报章之不能象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因此，“明眼人决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这些话，对上面所说“这都可以算是真实话”是诠释和发挥，这里埋藏着对国民党反动派压制言论自由的讥刺的锋芒，也可以说揭露了矛盾的另一侧面；但是更重要的是为论点的展开，有力的反击造成颦鼓动地来，笔阵扫千军的蓄势，用“但是”一转，气势腾跃，不待与论敌交锋，已使其感到咄咄逼人。例如：“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这不到一百字，将受国民党统治者控制和效劳的报刊恃强凌弱、欺软怕硬的资产阶级本质全部揭露出来了，因此，也就成为本文立论的主脑。
接着，以小市民的爱听丑闻，津津乐道当时社会新闻为例，说明为什么会使阮玲玉感到“人言可畏”；而这“人言”又经过新闻报章广为渲染，因此愈使她“可畏”得非自杀不可了。这就合乎逻辑地证明，阮玲玉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第三段(即第四、五自然段)，文章又奇峰突出，展开事物矛盾的另一侧面。还是从论敌的话讲起，先树对立面。据“新闻记者的辩解，以为记载大抵采自经官的事实”，似乎罪不在己。但鲁迅并不急于驳斥，却先抓住论敌的论点，证实报纸必然和官方的关系，即：“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几乎大半是官司已经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然后进一步指出，这些报刊恃强凌弱的又一表现，即用笔墨对女性加以侮辱和玩弄，“故意张扬”，“特别渲染”，偏爱描写，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关键是：“这种案件，是不会有名公巨卿在内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写”。是对这些报刊本质的揭露，而且是一箭双雕，官与报人，俱被射中。然而这是插笔。回到正文上，又频加照应，说这类描写，“在强者是毫不要紧的，只消一封信，就会有正误或道歉接着登出来，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因此，再申前言，加强结论：“大概就又知她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行文到此，鲁迅通过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经过周密的分析，充分的说理，终于答出阮玲玉之死因当然与新闻记事有关的确凿可靠的结论。
第四段(即第六自然段)，既然如此，矛头就完全应当针对这类“新闻记事”。因此，本段就全力对付这些拿软刀子的报刊。但是矛盾的复杂性还在于这些报刊也的确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掌握的对象，与国民党反动派直接的舆论工具其间还有区别，因此，鲁迅并不简单化地相提并论，却再次重复了“现在的报章的失了力量，却也是真的”。然而这决不是同情，姑息，宽容；因此，文笔一转，说“不过我以为还没有到达如记者先生所自谦，竟至一钱不值，毫无责任的时候。”根据是：“它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鲁迅说，“它还能为恶”，这已有大量的例证；但鲁迅正因为把这些报刊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刊有所区别，因此，他提出：“自然也还能为善。”不过这是可能性。这可能性要变为现实性，就要看这些报刊的记者们了。
总而言之，鲁迅对当时受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一些报刊所标榜的超阶级的“有闻必录”和作为遁辞的“并无能力”，采取了严肃的批判，他指出：这“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有选择”，说明并非“有闻必录”；“有作用”，说明并非“并无能力”。有区别就有政策。对这类报刊，鲁迅是既批判，抨击，又对他们进行了争取，希望他们不要背弃人民的利益。
第五段(即第七、八自然段)首先，对阮玲玉自杀的表态。应该看到，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下，的确有不少人因不堪生活压迫而自杀。自杀，只是对反动派一种极为消极的反抗，因此是毫不值得称道的。鲁迅也是从来不赞成自杀的，他曾说过，倘走在“歧路”上，“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咬它一口。”(见《两地书》1925年3月11日致许广平信)
但是，鲁迅在本文中为什么说“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这是讽刺的伏笔。正因为有些人大言不惭地认为自己“有对于社会的伟大的任务”，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毫无不平毫不反抗而偷生苟活着，其实这些人适足成为反动统治的社会支柱。因此，鲁迅诘问道：“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笔记簿，写下所尽的伟大的任务来，到得有了曾孙的时候，拿出来算一算，看看怎么样。”这实在是辛辣的讽刺。自杀固然不足为训，但是，对反动派的压迫，逆来顺受，麻木不仁，甚至赞美这样的奴隶生活，就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这实际上就成为反动统治者的社会基础，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三
本文起笔十分突兀，用几句话一扫小市民的轻儇的积习。然后引入正文，先从反面提出假设：“所以阮玲玉的死，和新闻记者是毫无关系的。”然后倾注全力，用两大段文字，一再证明阮玲玉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其中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分析矛盾，步步深入，丝丝入扣，因此，便使以上的结论犹如铁铸一般，不可动摇。然后，集中目标，对自称“毫无责任”的新闻记者进行了反击，对超阶级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所谓“有闻必录”的新闻观点进行了批判。
最后，照应本文的开头，回到阮玲玉自杀的问题上，首先明确地表明了不赞成自杀的观点，但也对彼时彼地说风凉话的一些人们进行了讽刺，顺带对大言不惭要“对于社会有伟大的任务”而其实是行尸走肉，酒囊饭袋，行不及义的苟活之徒进行了尖锐的讥讽。
本文层层递进，从现象开始，逐步展开矛盾的各个侧面，一直进到对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文章虽曲折回环，抑扬多变，然而文笔一气呵成，文势一泻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