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表示要进行一场访谈，一名老妇人的声音对我解释圭里尼大街怎么走。但在我现在要按二五二号大门铜狮头咽喉中的小铃前，我又小心翼翼地重复了几句埃兹拉·庞德《乌苏拉》（Ursula）诗篇中的诗句。因为我读过一篇报纸文章，表示庞德的生命伴侣只让能通过一个文学测验，证明自己真对庞德作品感兴趣的访客进入。奥尔嘉·拉奇显然有太多访客，只是好奇想看看这位著名诗人的生活住处。
我按铃时，这栋窄房子二楼的一扇窗打了开，冒出一个满头白发的脑袋，跟着很快又消失不见，接着我就听到下楼梯的脚步声，然后门便由内打开，一名娇小的老妇人请我进去。我跨过一块竖直、固定在房门前阻挡洪水的大理石板，踏进一个小门廊，经过一间窜出浓缩咖啡香味的小厨房。
白发女主人为杂乱堆着木箱、纸箱和地毯的门口致歉。一名年轻的美国人刚帮她粉刷了部分的住房，木梁间的房间天花板是淡蓝色。老妇人觉得满意。“埃兹拉之前也这样想，”她说，把两个用过的杯盘清到一旁。“我刚有客人，两名美国文学系学生，”她抱歉道。“他们就这样进来，因为刚好来到威尼斯，想知道有关埃兹拉的一切。”壁炉内的木材噼啪响着，在这个朦胧的房间中添上了额外的光亮。一张长坐椅，两三张矮椅子，周围全是书，一面墙上挂着埃兹拉·庞德框起来的报纸照片。一尊亨利·高迪耶–柏切斯卡（Henri Gaudier-Brzeska）的庞德石膏胸像位于一角，从门廊立刻就能见到；另一角摆设着一对情侣雕像，也是庞德的友人高迪耶所制。庞德的信件与照片搁在书架上——奥尔嘉·拉奇住在自己这一生的私人博物馆中。
她看来不像已经九十二岁的样子，显得灵活，胸有成竹，眼神清澈，话语非常热情。几个月前，她甚至解雇掉多年的女管家。“我真的很难过，”她表示遗憾，“她非常勤奋负责，但不能这样下去，她把我所有的工作都接过去做。我慢慢觉得自己变得过于依赖。”
奥尔嘉·拉奇生于俄亥俄州杨格镇（Youngtown），很早便熟悉了欧洲。她解释说：“在富裕人家中，欧洲之旅本来就算是年轻人的教育一环。”在抱持着欧洲教育理念的美国富裕人家中，也包括了音乐教育。奥尔嘉选择了小提琴，并在演奏技艺上出类拔萃，成了职业演奏家。“我虽然不是炙手可热的名人，但也相去不远——”她大笑说道，“我在楼上还有一些音乐会海报与评论——如果您想看的话。”
我们上了一层楼梯，来到一个狭小的跃层。这里也有纸箱木箱、书堆、捆绑起来的信件。一个屏风上挂着一张海报，斗大的字母标出小提琴家奥尔嘉·拉奇与美国作曲家暨钢琴家乔治·安泰（George Antheil）的音乐会。上面没有年代，但奥尔嘉·拉奇记得清清楚楚：一九二三年。这年，她在巴黎认识新婚不久的诗人埃兹拉·庞德，改变了她这位受到富贵之家呵护的女子一生。
庞德不只是一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与编辑，也有阵子做过音乐评论家，按法兰斯瓦·维侬（Fran？ois Villon）的文本写了一出歌剧。他对音乐的兴趣，促使他在巴黎和乔治·安泰走在一起，后者融入爵士元素的现代作品就连在易接受新事物的法国首都，都难以得到理解。安泰的音乐会往往引起骚动，以致作曲家都习惯在这类场合带上一把藏在他礼服枪套中的手枪，以防万一。有一次，他的音乐会在观众的抗议喊声中岌岌可危，这位常常自己诠释自己钢琴作品的艺术家，小心翼翼把手枪搁在史坦威钢琴上，让大家都看得见。从那一刻起，每个音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是有点古怪，”奥尔嘉·拉奇大笑，“却是一位有才气的音乐家，埃兹拉很器重他。”
在以“莱斯沃斯（Lesbos）女教皇”之名享誉巴黎艺术家圈中的娜塔莉·巴奈（Natalie Barney）这位富有美国女人家中的一个下午茶会上，埃兹拉·庞德和奥尔嘉·拉奇更进一步认识。“他已在伦敦听过一场我的音乐会，并写了佳评，”老妇人回忆说，“不过当时我们并未交谈。——您现在想看看埃兹拉的房间吗？”
我们又登上一层楼。上头，在一个没有门的空间中，一张小桌子搁在楼梯栏杆旁，上面有几张照片；最上面的一张是庞德和奥尔嘉散步的场景。“那是在拉帕罗附近的圣安布洛乔，我在那有间屋子——您看，”她打断自己，指着自己现在穿的衣服，再指着照片上的——“是同一件。我穿了已超过二十年，现在依然合身！”她像位年轻女孩一般高兴笑着。
接着，她一下子严肃起来，或许现在等着许多每日光临的访客大概都会问的问题，他们都想知道庞德的一切，而她这位他的知心人自然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回答。我照旧问着现在已变得刻板的问题，关于庞德与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运动的关系。因为庞德在拉帕罗做了那个后果严重的决定，为法西斯的罗马电台演说，而在美国被视为叛国与反犹太。
奥尔嘉·拉奇并未像例行公事那样应付我的问题，而是态度急切，像是希望她的话能让我相信她所坚信的事实。“相信我，事实上，埃兹拉绝不是法西斯分子，”她说，看着我，近乎恳求。“他内心深处根本不是这种人。他看错了墨索里尼——但毕竟其他人也是如此。埃兹拉只是诗人，对一切都感兴趣，总爱发表看法，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议题——如果您读过诗篇的话，您就会明白这点。至于反犹太人？简直是在胡说！他从未针对过犹太人，您可以去查对他的演说。他只是特别针对那些想把美国卷入战争的人！他甚至因此前往华盛顿，想和总统交换意见！只不过没被接见而已。”
跃层的电话响了起来。老妇人下了陡峭的楼梯，身手灵活，令人难以置信。热烈地交谈一会儿后，奥尔嘉·拉奇又回到楼上。“那是玛丽，我女儿，”她说。“我正等她打电话来。她的书刚出版，蒙达多利（Mondadori）出版社——她把所有的诗篇译成意大利文！真是大工程！我真高兴她竟然办到了——她可是埋首翻译好几年！”她显然对女儿玛丽·德·拉赫维兹（Mary de Rachewiltz）的成就感到骄傲，她和自己的家人住在南提洛的布鲁能堡。而奥尔嘉·拉奇也高兴，埃兹拉·庞德的另一个毕生杰作因此能在他的第二故乡意大利问世。
当诗人在圣伊丽莎白疗养院服十三年刑之际，妻子多萝西不断为其释放而奔走。艾略特和海明威等友人在旁支持，奥尔嘉·拉奇也呼吁着美国政府和大众。奥尔嘉·拉奇这期间主要担任西耶纳（Siena）蜚声国际的音乐学院秘书，利用她的关系争取著名艺术家为埃兹拉·庞德请愿。“叛国！”这位白发小女人苦涩地笑着。“您看一下这里。”她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绿色的小册子交给我。这本小书的书名：《如果这是叛国的话》（If This Be Treason），内有五篇文学演说，选自让庞德万劫不复的罗马广播节目。这是奥尔嘉·拉奇一九四八年出版的非政治性选集，以求庞德早日离开圣伊丽莎白疗养院。
不过奥尔嘉·拉奇和多萝西·庞德仍须再等十年。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这时已七十八岁的诗人终于离开疗养院。起先，三个人试着一起住在布鲁能堡。等到看来不太可能后，庞德的妻子多萝西单独回到伦敦，庞德则和奥尔嘉·拉奇前往威尼斯。
诗人的房间一反奢华与浪费，显得简陋：一张他自己由粗木板钉成的书桌；一盏在白墙上流泻出白光的日本灯笼；一张稍微加工后变成床的沙发；一个活动隔板后的梳洗角落；一个简单的衣柜，只挂着庞德的衣物；还有一堆书及一个携带型打字机。
“他想要秩序与正义，”我们下楼梯时，老妇人说。“但就算法西斯分子一直想要拉拢他，直到今天也还不放过他，他也绝不是法西斯分子。至于反犹？在他死前，他有没有犹太朋友？您等一下，我再给您看些东西。”这位九十二岁的老妇人，十五年前便开始照管庞德的遗物，从一个架子上拿出一个大笔记簿打了开来。“在这，您看。”我读着庞德手写的日记，其中一页结尾有句话：“反犹是种白痴行径。”句子下方的日期为一九七一年八月七日。
（一九八七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