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俗”是非常重视的。《正名篇》 有云：“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许多文化事物，是在民众约定俗成中自然形成的，这均须予以尊重。但如此，仅是“俗成”。荀子要由此更进一步谈“成俗”。如上引文第（四）（五），都讲到圣人制法、百姓成俗的问题。然则，何谓成俗？
以名为例，名若约定俗成，那就是适宜且有固定内涵的，荀子是尊重这种俗成之名的，但他更要“制名”：“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
在旧有俗成之名的基础上，创制新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都属于制名的一部分，但都是因于俗成、循于旧名的。另一部分才属于新名之制作。其原理，则在于：“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可以根据事物之同异予以析分名实，为之制定一个确当不可移易的善名、好的名。
唯有如此制名，才能正名，纠正那些政客们玩奇辞擅作名，且“使民疑惑，人多辨讼”的恶劣风气。
语文，是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人用语文以指称辨识生活的世界，故语文系统紊乱、指涉混淆，必然形成认知及社会生活双重的错乱。 荀子正名，除了延续孔子所说的意涵之外，其独特处，就在于点出这个与文化、甚至美感的关系，他说：
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是圣人之辨说也，《诗》 曰：“颙颙卬卬，如珪如璋，令闻令望，恺悌君子，四方为纲。”……是士君子之辨说也，诗曰：“长夜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 而愚者反是，《诗》 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
期命辨说，用之大文，梁启雄注引 《乐记》：“以进为文”注：“文犹美也”，讲得很好。 这里确实是以正名为王道之端，而且也以此为文化美感创造的开端。因此说用名辨异定实即是“大文”，是重大的文化表现，且其本身就体现为美。名累积联组成文，就美且丽了，美而丽，才能称得上是知名。
荀子的文学观，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论及，乃指人天生材质的文饰与学习。此种文饰与学习，是“滋成行义之美”的，其内涵主要是礼，同时也是美。此处，荀子由名言之实，讲到文之丽，也是由质而文的结构。用丽俱得、文质兼备，用语显现出彬彬、颙颙、卬卬的美感。人文的社会，倘不能朝此发展，便将沦为鬼蜮世界。
如此制名，就是在“俗成”的基础上，进而“成俗”，达成人文化成的理想。《解蔽》 引 《诗》 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说：“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足见他的文化理想，就存在于这样化民成俗、文明以止、风俗淳美之中。
民众俗成之俗，犹如天生材质之质。这个质是需要雕琢文学的。荀子曾批评“鄙夫”，谓彼等“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卑污庸俗”（《非相》）。要改变庸俗，不止于俗成，即须移风易俗、化民成俗，而风俗又希望它成就为美，因此荀子特别强调乐的作用。《乐论》 云：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移易风俗，变化气质，事实上也就是化民成俗。俗有两层：一指日常生活样态中的约定俗成部分，一指经制法风化而成之俗。至于风化之办法，主要是乐。当然，君子端正立身，体现其人格之美，亦足以风化下民，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这样由“俗”到“化民成俗”，就显示为礼、为一人文化之历程。《礼论》 曰：“凡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娧姣。”棁，是粗糙疏略的状态；娧姣，则是美好的样子。荀子这样说礼，倒让我们想起孔子与子贡对礼“绘事后素”的讨论。所谓“礼后乎”，亦可以用历程化的观点来解释：始于才情质朴，终于文学礼乐，君子以为人道，百姓以为成俗。这不仅是荀子的政治学，同时也是他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