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 《论语》 的人都知道，有一天，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等侍孔子坐，孔子叫他们各言其志。每个人便都发抒了一下抱负。最后轮到曾点。曾点正在鼓瑟，停下来回答道他并没有什么经世济民的大志愿，只希望在暮春时节，和一群朋友沂水边玩，在舞雩的祭台下散散步，咏歌而返。这番话引得孔子喟然而叹，说他也希望能有这样的生活。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这几句话，是 《论语》 中最美的句子，也表达了最令人向往的生活，难怪孔子要深表同感了。
但其实孔子本人也正是一位生活大师。他虽然受行道救世的热忱和责任感所驱使（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得不奔走道途、席不暇暖，无法充分享受生活中的悠闲与宽愉，但心境上却保持着对生活之美的热爱。所以我们看他听见弟子们治理小邑而弦歌不辍，便开玩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听曾点说其志愿只是去河边洗洗澡吹吹风唱唱歌，便说“我赞同你呀”。这种处理生命的态度，都不是那同样奔走救世却搞得面目黧黑、精神紧绷的墨子所能比拟的。
后世尊仰孔子的人，为了要让孔子尽量表现出一副“伟人”的模样，不断强调孔子如何忧劳勤苦、严肃端凝，以致我们现在看孔子的画像或雕塑，都是愁容满面的。救世行道的重担，压得这位圣人的背都仿佛有些驼了。哪还能让人想起孔子原来也是位音乐家、也是位好歌手？
历来解释 《论语》 的人，都太有学问，也太有道德感了。所以看见曾点那样的志愿，就连忙说曾点其实是想替孔子再去招些学生，让他们“歌咏先王之道而归夫子之门”；或说其他人讲了一大堆志愿，但都不能“知时”，只有曾点知此非用世之时，故“志在澡身浴德，咏怀乐道”；或说曾点之说表现了鸢飞鱼跃、大化流行的气象，让人独契道体，故孔子大为激赏。他们都不肯正视生活与生命本身，都不愿承认在春风里唱唱歌是有价值的事。生命和生活仿佛都必须为另一个生命以外的东西（例如民族、国家、历史、道德、别人……）献身，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他们就不能理解孔子为什么会对曾点那种只顾其生活美感，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志向，反而大加赞赏，甚至心有戚戚焉了。这种情形，就像读 《论语》 或研究孔子的人，通常都不重视 《乡党篇》 那样。
《乡党篇》 在 《论语》 中是非常特殊的一篇，它并不像其他篇章以孔子和弟子们的问答为主，只记录了一些孔子生活上的行为态度，例如应对（在邻里乡党间，非常温恭的样子，不太讲话；可是在朝廷宗庙上，就侃侃而谈。跟下大夫说话，很和善；和上大夫讲话，则很正直……）、进退（进入公堂，非常庄敬；下了公堂，则宽怡愉和。坐席时，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时，要等老人长者先走了以后才走……）、衣着（夏天穿单衣，总要加件上衣才外出；服饰也要要缁衣配羔裘、素衣配麑裘、黄衣配狐裘；而且丧主素，吉主黑，故不穿羔裘玄冠去弔祭……）、饮食（食不言、寝不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肉败则不食、饮酒须不及于乱……），等等。
这些食衣住行上的细节，既非经邦济世之道，又无关思想哲学，难怪历来儒者不甚重视。但圣人气象，其实正在这些日常生活的视听言动之间。这才是早期儒家所重视的，所以孔门弟子编辑 《论语》 时特别将之列为一篇。荀子所谓“君子之容”，讲的事实上也就是这些。
《荀子·非十二子》 说士君子应戴着高大的帽子，穿着宽博的衣裳，容态乐易，又显得很庄重，恢恢荡荡。如果帽子戴得松垮垮的、容态简慢、行动迟滞、目光左瞟右瞟，碰到酒色就一副沉湎其中的样子，对于礼节则憎厌訾议，批评一大堆，这些人，就会被称为贱儒。
从荀子的批评，即可发现儒家的学问并不纯是一套套理论或概念，而是希望能在生活仪节等各个方面，表现出一个人的文化教养，所以对饮食、衣饰、居处、行动都很注意。而这些，就是生活。对生活本身一切细节，都希望能处理得合理而又有美感，恐怕才是孔门弟子鼓瑟作乐、编 《乡党》、论礼容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