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则》 是专讲如何处理居家生活的一篇文献。在家庭中，夫妇、父子如何相待，子妇如何服侍父母舅姑这类礼仪固然要讲求，日常起居饮食也不能不讨论。以上所录，就是其中谈到饮食的部分。其中有些简直可称为我国早期的“食谱”，许多烹调方法也还沿用至今（例如“炮”，后世做叫化鸡、土窑鸡、土窑羊等均仍采其法。熬烤之法亦然。另有些料理方法极为考究，现在则已简化了，如糁以及各种复杂的配料佐酱），而且刀法、火候，乃至饮食的四时宜忌都考虑到了，中国烹饪之传统大抵即可由此等处看出。
这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或篇章，因为 《礼记》 中谈饮食的地方很多，以上只是一小部分。而且不只 《礼记》 如此，《周礼》 中即设有膳夫、庖人、肉饔、外饔、亨人、腊人、酒正、酒人、浆人、醢人、醯人、盐人等，属于天官。在春官中也有司尊彝、司几筵的官。设官如此之多，足见对其事甚为重视。且天官乃总摄各部门之官，与司徒掌教化、司寇掌法律、司马掌兵备那种专司某一方面之官不同。膳夫庖人等列入其中，地位实在非常重要，与后世各级政府机关的厨师仆役，地位大不相同。
不但如此，郑玄注说“膳之言善也，今时美物曰珍膳”，可见膳即是美，饮馔宜美或庖人曰膳夫，他们在天官中所占分量极大，人数比例也高（宫正与宫伯总共才九十一人，膳夫却有一百三十二人，加上庖人七十人、内饔外饔各一百二十八人、亨人二十七人，等等，比例相当可观），以致整个天官冡宰都可以用烹饪来比拟。盖宰相自古即被视为“调和鼎鼐”的人物，《周礼》贾公彦疏也说：“宰者，调和膳羞之名。”
《周礼》 乃王者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治邦国之书，它对烹夫膳人如此重视，且将治国理政类拟于烹饪饮馔，充分体现了“礼之初，始诸饮食”的思考特点。这种特点，我们在掌守周礼的老子身上也可看到，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饮食，显然被看成是人类的基本经验，由这个生活经验推拓出去，便可以让我们了解其他事务该怎么处理。膳食要怎么样才能调制得美，其他事均可依此以类推。
但 《周礼》 毕竟是王者施政设官之书，所论皆王者之事，其饮馔生活是非常特殊的。于此只能见礼家对饮食之重视，而尚无法了解一般人如何进行饮食生活。这便须再参考 《仪礼》 和 《礼记》 的记载了。
今存 《仪礼》 其实大抵只是士礼，士冠、士婚、士相见、士丧、士虞等，均属于士大夫阶层的礼仪。其中谈及饮食者，包括燕礼、乡饮酒礼、公食大夫礼等，在五礼中都属于“嘉礼”。
燕礼之燕，就是饮戏燕乐之燕，所谓：“诸侯无事，若卿士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乡饮酒礼，则是聚集乡党贤人长老，饮酒致敬之礼。至于公食大夫礼，乃是大夫间宴聘之礼。《仪礼》 对于这些礼制仪节的描述非常详细，宾客如何进门、如何肃客入座、席上如何摆设、佣仆如何侍候、饮馔之程序如何、该说什么吉语、如何应对、如何上菜、如何撤席、如何送客……可谓历历如绘。对于饮食的内容和做法，也有一些记载，如云“香以东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以东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酱鱼脍”之类。鮨南羊炙，
这些礼节，主要是仪式性的，是在一种特殊的典礼，例如乡饮酒礼之中进行的，并非一般士人日常性的生活饮馔状况。而一般日常生活饮食，则如前文所举 《礼记·内则》 或 《论语·乡党》 所述。
换言之，儒家三礼，一从体制上确立了膳夫庖人的地位，一论饮膳之仪节，一谈饮食本身；一论邦国王者之饮食，一论士大夫饮食之礼仪，一论居家生活之饮食。三者相互配合，共同体现出儒家对饮食这种生活必须有的活动是极为重视的。这种重视，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是对饮食的重视，特别是它在政治学、伦理学上的重要性，儒家恐怕要超越西方的政治学传统甚多。以 《周礼》 论膳夫、庖人、亨人、鳖人、腊人、酒正、酒人、浆人等的情形，来对照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我们便不难发现其间的差异。亚里士多德论及政府内部之行政机构与职司者，主要在其第四卷第十五章，及第六卷第八章。尤其在后面这个部分，谈各政体内“行政诸职司的安排、数目、性质以及在各种政体中诸职司各自应有的作用”，性质恰好与 《周官》 类似。可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必不可缺的职司，只是市场监理、城市监护、司库、诚信注册司、典狱、城防与军事司、财务纠察审计司、祭司、妇女监护、儿童监护、体育训导、议事司等。其设官分职之原理固然与《周礼》 大相径庭，细部职司分列中也没有任何一位涉及饮膳事务的官员。
这种不同，并不来自彼此所论政体不同，因为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乃是各种政体中必不可少的职官。可是若依编 《周礼》的人来看，饮食，不正是任何社会中人都不可少的吗？民以食为天，设官分职时怎能不予考虑，或不适当地予以反映呢？以亚里士多德所设的“祭司”来说，他只谈到“专管奉事神明的业务，需要祭司和庙董。庙董负有维护和修葺坛庙并管理有关祭祀事项的一切公产。……除了祭司之外，还有典祀、坛庙守护和祠产经纪”云云。若编 《周礼》 者见此，一定会问：“那么，先生用什么来典祀呢？祭礼活动中最重要的，不要献奉饮食以致敬于鬼神吗？既然如此，为何典祀之官中无职司饮食以奉祭者？”《周礼》内饔负责宗庙祭祠的割烹煎和、外饔负责外祭祀，即为此而设。
又，不仅鬼神要吃，需要定期献奉饮食以致敬之，人也同样需要。所以邦国定期要举行养老、恤孤、乡众之礼，外饔之官，就是负责办理此事者。亚里士多德只想到一堆管理、督察、监护、惩罚的官，而完全不考虑“邦乡孤子耆老”之类事务，依儒家看来，或许要认为这样的政治学太刻薄寡恩了吧。
二是儒家注重饮食这种日常生活，并由此发展出礼及各种典章制度，正好显示了儒家所谓的礼，与“法”的性质甚为不同。礼与法同样是要对人生社会提供一套秩序、规范，让人遵守。但礼不是法。法不论来自习惯或契约，它都是对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但礼的核心不是权利与义务问题，而是情。礼乃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人有饮食之情，故有饮食之礼；有男女之欲，故有婚嫁之礼。法律能规范人该怎么吃吗？能叫我们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吗？法不能，只有礼能。
因此，法是政治性的概念，礼却是生活性的概念。对于像家居生活之类，不与他人或公众发生权利义务关联者，后世编了许多 《文公家礼》、《司马温公家仪》 等书刊，来发挥 《礼记·内则》 的说法。由 《礼记·月令》 逐渐扩大，而影响民众整体生活的农民历，更几乎是家家有之。法律是不能如此的。
三是礼因乎人情而为之节文。这个文，乃是文采、修饰。就像人穿衣裳，除了遮羞避寒之外，尚有美观的作用。羞耻之意与避寒之需即为人情，美观则是文采修饰的效果。故礼其实就显示为美，《礼记》 中有这样几句话：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绣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大羹不和，贵其质也。大圭不琢，美其质也。凡漆雕几之美、素车之乘，尊其朴也，贵其质而已。…… 醯醢之美，而煎盐是尚，贵天产也。（《郊特牲》）
△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少仪》）
礼制所要达成的，当然是人文世界整体的美感，但在这人文美的范畴中，一种美感生活的追求，便也由此中带生出来了。就像孔子那种“视听言动无不中节”，处处表现出雍容宽舒、尊重他人、敬事自己的生活态度，不也同时显示了它语言之美、行动容止之美吗？儒家的礼学，其实正是一套生活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