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和犹太教，是放逐的宗教。人类被逐出了上帝的花园。因此，在尘世的生活，只是人类“堕落”的结果；生活的意义则在觉悟自己的罪愆，真心忏悔，以便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获得赦免与解救。佛教则认为人生是苦，不但活着受苦，死了也不能解脱，因为业力轮回，人永远要在苦海中沉沦。唯有了悟生之虚幻，方能超脱轮回，由苦海中上登彼岸净土。对于这些文化传统来说，人的现世生活不但不是快乐美好的，而且是有待超越或摆脱的，故亦毋庸去经营它，使之充满美感，成为可品味的对象。
儒家显然在这一点上，与佛教、基督教传统大异其趣。因为儒家并无来世之观念，现世生命历程也不被认为是堕落、惩罚或苦难，所以它对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觉得是可珍惜可敬重可品味的。它发展出一大堆礼仪，正是为了体现这种对生命的珍惜与敬重。Diane K 。 Osbon编 《坎伯生活美学》 中引述了坎伯（Jo‐seph Campbell）的一段话说：
喝茶是一件平常、世俗、普通的日常事件；如朋友坐在房间内也是一样的。然而，试想当你和朋友一起坐在房中，决心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喝茶这个行为的每一个细节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选择最好、最合适的碗，以最美妙的方式排列在桌上，使用有意思的茶壶，和几个谈得来的朋友一起分享，同时并提供一些事物让他们观赏：例如一些排列完美的花，每一株都绽放它的美；又例如，特别为这场合所选，与环境调和一致的图画；或者是一个有趣的小盒子，能够让大家打开、关上，并从各个层面来观赏它。接下来，在备茶、倒茶及喝茶时，动作的每一层面，皆以非常优雅的姿势运作完成，使得在场的每个人都很喜悦地参与其中，一件普通的事，遂可以被看成是提升到一首诗的境界。而事实上，在十四行诗的写作中，所用的字也只是极平常、世俗且普通的日常工具。正如作诗一样，茶道也是如此；特定的规则与方式乃是长年经验发展下的结果；在熟练这些规则与方式后，便能臻于极高的表达力量。因为就像艺术在其运作的方式上是模仿大自然一样，茶道亦复如是。（录自坎伯 《东方神话》[Oriental Mythology]）
儒家的礼，做的不就是这样的事吗？饮酒、士相见，这类生活上的日常事件，用一些仪式来“处理”它，什么时候见面、如何见面、见面时如何揖让进退、如何运用语言、如何安顿随从及彼此的亲友、如何饮燕歌舞。士相见或饮酒、喝茶这些日常事务，经过这么一番处理之后，它便不再是一件普通的事。每件事都具有神圣性了，具有意义与美感，成为诗，所谓“诗之所至，礼亦至焉”。而把一切生活俗事都做这样的处理，表现的，正是《礼记》 开头第一句话所说的“毋不敬”，是对生命与生活本身的珍惜与敬重。
因此，“尊生”是整个儒家或中国生活美学的核心观念。尊重生命，不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且要让生命过得有价值、有尊严。这种价值与尊严，有些是来自人类对其群体生命的热爱与担当，例如道、义、责任、使命等等，生命必须去成就它，儒家在这一部分也谈得很多。可是，生命除了去完成一些价值之外，它是否只是工具呢？它本身岂不也能表现为价值吗？日常生活，其琐碎无聊者，为什么不能经营之，使其表现为价值、意义和美感呢？
儒家的礼，基本上就是由此种构思中发展出来的，其礼仪“特定的规则与方式乃是长年经验发展下的结果”，人先要学习，久而熟练，便能自然地表达出优雅合宜的礼容，并使其生活充满美感。
儒家所说的礼，当然有其精义，不只在生活美感这个层次，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儒者之学，本来是上下一贯的，故孔子论仁，辄在视听言动合不合礼之处说。荀子常说礼本于“太一”，而见于饮食衣冠应对进退之间，也是这个意思。但后世儒家越来越强调形而上谓之道的部分，尽在道、仁心、性上考诠辨析，忽略了视听言动依衣住行等形而下谓之器的部分。又误读孟子“大体”、“小体”、“从其小体为小人”之说，以耳目形色为小体、以心性为大体，不断强调人应立其大体，更以注重形色小体者为小人。于是儒学遂越来越成为一种高谈心性道理，而在生活上无从表现的学问。
其实孟子教人勿仅顺从迁就小体，就如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议也。”是说只懂得衣食享受的人，不能入道。但不是说要入道便得敝衣粗食，更不是说志于道者便不能讲究衣食，否则孔子自己怎么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呢？道器一体，大体小体也是合一的，人有其形色，亦有其天性，尽性即是践形，所以视听言动合于礼便是仁。“由是言之，则大体固行乎小体之中，而小体不足以为大体之累。特从小体者失其大而成乎小，则所从小而有害于大耳。”（王船山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尽心上》 之二十）
践形，指人在形色上体现实践出心性修养。因此，养心之效亦即征见于其形体上，养心与养形乃是同一件事。后世儒者偏于论心谈性，重在养其大体，刺刺不休，却于践形之说颇多忽略，更鄙视小体之养。无怪乎王船山要借着批评佛家来指桑骂槐了。船山之说云：
若教人养其大者，便不养其小者，正是佛氏真赃实据。双峰于此分别破明，其功伟矣。佛氏说甘食是填饥疮、悦色是蒸砂作饭，只要败坏者躯命。乃不知此固天性之形色而有则之物，亦何害于心耶？唯小体不能为大体之害，故养大者不必弃小者。若小体便害大体，则是才有人身，便不能为圣贤矣。所以释氏说此身为业海，不净合成，分段生死，到极处只是褊躁忿戾，要灭却始甘休，则甚矣其劣而狂也。（同上，卷十 《告子上》 之二十四）
后世儒者不敢谈饮馔之道，不敢欣赏“巧笑倩兮”；空说礼义，而于生活又无法安顿；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却不能游于艺；通经博学，考释古礼，老而弗倦，乃不能在生活上体现礼乐之美。僵化枯槁的生命，反而使其所谓的礼教，也令人觉得索然无生气，只是一堆空形式、老规矩；甚至使人担心其目的就是要限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而不是要养人之欲，更没有人相信此类礼教也能养人之小体。船山谓此类人“只是褊躁忿戾”，“其劣而狂也”，确实不错。明清以来，社会上许多反礼教、反道学的气氛与言论，均系由此激生出来。
现在，我们若要改变以往的错误，重新建立人文世界的生活美感，当然就要重新去体会仲尼闲居、鼓瑟舞雩之类的礼乐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