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楚辞》 是中国诗歌及文化心灵的源头，故以上所举那些诗句都具有“原型”的地位。后世继声嗣响者，不可胜数。如神嗜饮食，报以人福，汉郊祀歌 《赤蛟》 云“勺椒浆，灵已醉，灵既享，锡吉祥”，亦是此理。晋武帝时傅玄作郊祀明堂歌，名称索性就叫 《夕牲》、《飨神》。其余强调饮食宴飨，以饮食为人生重要内容，备礼仪之用、通人我之情，又善于烹调……后世都继承了先秦的饮食观，事实上，也就是继承了这样的人生观。
但是，在这种人生观中蕴涵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定：饮食基本上只是属于活着的人的活动，所以它是活着的人的快乐。人死后，“酒一滴，不到黄泉下土”，饮食之乐便消失了。鬼神若也要享受这种快乐，只能靠着福佑活人来获得活人的供养，以满足其口腹之欲。
正因为如此，所以屈原、宋玉、景差等人，想招唤魂魄归返人间，才会大谈饮啖之乐。《诗经》 里许多动人饮食的诗篇也流露着“若现在不赶快享受一番，死掉后就吃不着了”的恐惧。
这是及时行乐思想之所以形成的心理根源。其背后，有着对生命可能会消逝的忧惕。请看前面引过的那首《颈弁》，先说“尔酒既旨，尔肴既嘉”，邀朋友兄弟来吃；其后则说“兄弟甥舅，如彼尔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人生相聚，其实仅如雪块一般，原先集成一团，后来终归是要散了的。人寿有限，距死丧之日无多，见面不过几次，能不把握今晚好好喝酒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之想，跃然纸上。
类似的诗，还有 《唐风·山有枢》：“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如果死了，房子或什么都是别人的了，所以活着时应好好享受一下。
汉人饮食之作，大抵即为此一心理之延续，如——
△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忧？弹筝酒歌。（《善哉行》）
△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作愁怫郁，当复待来兹？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忧愁。（《西门行》）
△置酒高堂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箜篌引》）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曹操 《短歌行》）
△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乐极哀情来，寥亮摧心肝。（曹丕 《善哉行》）
△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棲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适君身体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尝？冬被貂鼲温暖，夏当服绮罗轻凉。……奏桓瑟、舞赵娼，女娥高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酌桂酒、鲙鲤鲂，与佳人期为乐康，前奉玉巵，为我行觞。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何自苦使我心悲。（曹丕 《大墙上莴行》）
△何尝快，独无忧？但当饮醇酒、炙肥牛。……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曹丕 《艳歌何尝行》）
△日苦短，乐月余，乃置玉樽、办东厨。广情故，心相于。阖门置酒，和乐欣欣。游马后来，辕车解轮。今日同堂，出门异乡，别易会难，各尽杯觞。（曹植 《当来日大难》）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炮鳖灸熊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曹植 《名都篇》）
在这些诗句中，显然可以看见人生苦短的哀伤，饮食则是用来消释或抵拒哀伤的一种方法，甚或是唯一之方法。其中，饮酒消忧，亦见于 《诗经》，如 《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邶风·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遨以游”。后人对于酒的这种消忧功能十分重视，却未注意到饮酒往往不是孤立的，饮与食通常要连在一起，恣口腹之尝，才能暂时忘却死亡的威胁，或心中不痛快的事。
这种人生观，当然可能有心理学或医学上的依据，例如英国前王妃黛安娜，在其婚姻遭到挫折时，即曾患得“贪食症”，用不断攫得食物，来减除心理的虚欠。可是，医学上也同样有感到人生灰暗绝望时，却厌食不想饮馔的病症。所以这不应由医学心理学上去了解，而仍应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态度。在这种文化态度之中，一方面因生命易逝而悲哀，一方面却又对现世人生感到快乐。而悲伤与快乐，又都要透过饮食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