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士之隐
魏晋，是个新隐士时代。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是嵇康与陶潜。
嵇康 《与山巨源绝交书》 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是一篇明确体现仕隐冲突的文献。嵇康基于适性的原因，不愿出仕，显然系受庄子思想之影响。道不同，不相为谋。其价值抉择，通过与山涛绝交的行动具体表达出来，更是令人动容，代表着隐者与入仕进取者在人生价值及行为准则上全面的决裂。
嵇康自己认为他这样的人，与礼法之士间有七项主要的不同，例如他喜欢早上睡懒觉，而做官必须早起；他喜欢随意走动，做官却不能乱动；他身上又脏，有许多跳蚤，做官则得穿官服，很难受；他又不喜欢看公文，写应酬文书，更不喜欢吊丧，而做官偏偏是需要送往迎来、应酬贺吊、批答文书的。何况他又信神仙说：“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由他对自己和仕宦者的对比描述，可以发现两者间似乎可以形成下列这样的对比关系：
嵇康在 《与山巨源绝交书》 中虽未勾勒仙境，作为隐者活动的场所，但他不愿出仕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要求仙。他是相信道教长生说的人，著有 《养生论》，所以他的精神世界早已超越于世俗人间之上，飞翔于仙乡神界了。当时类似他这样，想往神仙苑囿，不愿再系心于人世功名利禄的，还有以郭璞（《游仙诗》）为代表的一大群文人知识分子。他们有些真的去信仰了道教，烧丹炼药、呼吸吐纳，以求长生。有些则虽未必有着反世俗反礼法的姿态，并促进、扩大了道教的发展。佛教以人生为虚妄的思想，又恰好在此时传入中土，推波助澜，更使得隐士们活得理直气壮。试看后来孔稚圭的 《北山移文》，痛斥出仕者，表彰隐者的价值观。他与嵇康态度类似，但口气却更为强硬。仕隐之间，不仅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且以隐为正价值、以仕为负价值，体现了一个新隐士时代的精神。
其次，嵇康 《与山巨源绝交书》 明确刻画了一种疏放简旷的隐士生活，嵇康说他不愿出仕，乃是因为无法忍受仕途中各种繁文缛节，他自己经常不梳头不洗澡：“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这种疏放简旷的名士生活，与屈原式的高洁芬芳，实异其趣，也不同于庄子所说的藐姑射山之神人；大抵近于庄子在 《德充符》里所描绘的那些“支离其形”但却能德充于内的人。乱头粗服、不衫不履，而自具一种简旷之美，为隐士生活及其形象，另开了一个风格类型。
（二）田园之美
不同于嵇康的另一种典型，则是陶渊明所开创的。陶渊明的世界不在仙境神乡，而在田园。他的生活形态，也不是名士风流，而是一种平凡平淡的日常生活。他不是远离人间的“高士”，活在藐姑射山上，也不“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他就在田夫野老之间，寻常鸡黍，闲话桑麻。
因此，超越尘俗，自在翱翔于人世之上的隐士超越精神，到了这儿，起了一个转折，昔之超凡入圣者，渐渐由圣入凡，回归于平淡。翱翔天衢之超越精神，开始回归人间。但这个人间又非世俗追求功名利禄的人间，它是在世而又不在世的。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杂诗》 之一）
自 《易经》 以降，所谓“隐”，原本就有避世的意味。“天下有山，遯”、“不见其人”，都是说隐者远离人群，到山林中去隐遁，不使人知，不欲人见。孔子说君子有避人、避地、避世之义，也是强调“避”，与“遯”的意思相同。屈原、庄子之高洁离俗，亦复如是。游仙者冀望飞升上天；入山者唯恐不深，更是强调与社会相区隔的部分。但陶渊明却是结庐在人境的，其超越性便不显示在与人、地、世的区隔上，而显示在心境上，形成“在世而离俗”，或又可称为“不离世而超脱”的形态，实乃我国隐逸传统中极重要的一页。
整体说来，当然可以说整个中国哲学的形态都是不离世而超脱的，因为纵使是庄子，也是既说要如大鹏鸟逍遥冲举，也说《人间世》 的。游仙求长生者，其成仙实际上也便是驻形在世，故离俗者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人间。可是，这其中仍有偏重点的不同，就隐逸生活来说，屈原、庄子乃至嵇康，提倡的都是一种异于世俗日常生活的态度：吸风饮露的庄子，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屈原，饵术黄精的嵇康。食衣住行，均异于常人。所以他们的生活美学，重点在于离俗。陶渊明则不然，他要回归到一般人的生活世界来，结庐于人境，生活之食衣住行皆无异于常人。其与常人不同之处，只在于“心远”，以超越的心灵境界来达成与世俗人的区别。不必如古代隐士那样洗耳于颍川、垂钓于江渚，所以说这是一种新的形态。
以陶渊明 《读山海经》 来说吧。诗云：“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且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其隐居显然不在山林泽薮间，只隐在一般民众所居的巷里之中。由于不是通衢大路，故访客甚少；但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所以说“颇”回故人车，只是访客之频率较少而已。这是在世俗之中却又有些与世隔绝的美感。在这种不隔而隔的状态中，陶渊明酌酒摘蔬，过的完全是一般常人的生活，既非宽袍博带、凭几清谈的名士，也非“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的高士。但他又不同于一般世俗人，因为他有心灵上的寄托：“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周穆王西征的故事和 《山海经》 所描述的广阔空间，可以寄托超越者的心灵、满足超越性的想象，所以陶渊明特意提出来说。但穆王驾八骏马西行见西王母的壮举，和 《山海经》 神奇恢阔的世界，向来都被人拿来与神仙牵扯在一块，是超越精神的象征与典型。而陶渊明对之，却不兴发神仙的向往，仍只在他的屋子里读书饮酒，且声称“吾亦爱吾庐”。故其超越世界不在天上，而在其庐中，且一屋之内，虽然空间有限，却又是可以俯仰宇宙的。一室即是乾坤，吾人即含宇宙，此种境界，非前此之隐者所能到，陶渊明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陶渊明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隐士空间的开拓。自《易经》 以来，谈隐逸，都以山林为隐者活动之场域。屈原以后，增加了水滨；到庄子，则有所谓“江湖”，以及“仙乡”、“无何有之乡”。都朝远离人群的方向走，犹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或“子欲居九夷”。陶渊明则不然，他的隐，只是回归到一般平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其隐居之场域，也就是一般民众生活的田园。
据陶渊明 《归去来辞》 自序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可见他与屈原、嵇康不同，屈原是贵族，自有禄食，不虞匮乏；嵇康是名士，可以每天睡到近午才起来，抱琴游荡，疏放自喜，亦不以饥寒为虑。陶渊明却像一般人那样，必须躬耕自养，所以田园反而成为他可以安身立命之处所。从隐逸传统说，其实这反而回归了春秋时期孔子那时的隐士形态，如长沮桀溺、荷篠丈人，都是自食其力的，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故皆躬耕陇亩，立身于田园之中。但长沮桀溺对于田野力作的生活，未及表述，陶渊明却写了一大堆描述其归田园居生活之作品，说自己逆反世俗，回归田园之后，如何适性逍遥：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
田园等同于自然。生活固然也有点艰难，但只要能适性、只要能摆脱樊笼，则融入大自然之中，自能得其美感。这是平凡平实之美，在当时虽未必获得欣赏，后世却越来越能得到认同。中国民间所谓“耕读传家”的典型，实奠立于此。凡平民无力买山而隐者，无不以陶渊明为楷模，淡泊自甘，静静体味田园生活的趣味与美感，“啸傲东窗下，聊复得此生”（《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