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986年）下半年起，我们根据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精神，结合浙大的实际情况，狠抓了学风建设；就本科教学提出“改革课程结构，加强基础理论”、“增加实践环节，注重能力培养”、“贯彻因材施教，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具体措施和要求；就实践教学的若干环节、教学日历、第三学期等进行了改革和试验；对学生守则和学分制条例作了修订，并自1986级起全面正式施行。回顾这一学年的工作，教学秩序是稳定的，教学改革正在稳步深入，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要完成高等学校担负的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的重大任务，还是很艰巨的，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在面临的一系列任务中，教育思想的转变乃是学校各项工作的前提，首先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前提。
一、认真转变教育思想，树立新时期的人才观
不适应新时期要求的传统教育思想必须转变。
在教学目的上，要由把学校的教学仅仅视为书本知识的灌输，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转变为强调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
在教育方式上，要由以“教师为中心”、“书本为中心”、“课堂为中心”的“三中心”转变为“三结合”，也就是说，课堂教学与自学、课外教学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生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办学模式上，要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校内外都要开放。校内各系、各学科要相互联系、沟通、渗透；对外也要开放，进行广泛的国内外校际交流和合作。此外，还有教学、科研、生产的结合，要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主动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要继续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正确方向。
在教学制度和学校体制上，要由单一模式转变为灵活多样。培养对象有素质、知识、能力、特长等方面的不同，各类学校也有学生来源、历史传统、师资水平、物质条件的不同。过去是过分要求划一，以同样的模式、同样的规格、同样的过程、同样的任务去要求，这不符合事物差异的绝对性，既无助于学生的成长发展，也阻碍了学校自身的发展和提高。
在人才的培养目标上，要由培养传统的工程技术专门人才转变为培养适应社会当前和长远需要的，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宽广扎实的学科基础和科技实践能力的，并有开拓精神和创造精神的现代科学技术人才。
应当看到，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培养能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专家、学者、工程师，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四有”和“三个面向”是新时期对人才的基本要求、总体要求。美国教育社会学家M artin T row 把高等教育发展分为三个类型，即尖子型、大众型和普及型。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看也确是这样，有培养专科生的高等专科学校，有培养本科生的大学，有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高层次高水平的重点大学。从社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来看也是这样，大致可分三个层次：一个是维持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的面对现实的基本需要，这是低层次的；另一个是在具备较为完整的专业知识基础上，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能在较复杂的技术岗位上得心应手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第三个是面向未来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厚基础，能从事研究、开发、创新、组织的高层次人才，这类人才既能深入客观地认识世界，又能高度主动地改造世界，除系统的专业知识外，在素质、智能、学识诸方面均有较高的要求。
为了明确知识能力结构的不同特点，泛泛地谈论社会需要是不够的，还要全面分析当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因为，作为一种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对于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无疑产生着不可估量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当代科学技术的特点，概括起来，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学科的交叉，边缘学科层出不穷，知识的一体化、综合化越来越显著。大的方面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相互结合。小的方面，从自然科学内部看，各传统学科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各学科的概念、原理、方法的相互移植借鉴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分工却越来越细，研究课题越来越专门科学化。在每一个狭小的专业方面或领域内要取得任何进展，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以宽广厚实的知识群作为后盾。
其二，新技术的大量出现，新知识的迅速增长。人脑要以传统的方式应付这样的知识量，已经出现一种“危机感”。人们为了保持头脑的高度开放状态，迅速而正确地处理巨大的信息流，不得不借助计算机存贮情报、检索资料，同时大力发展了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方法论、技术方法论、运筹学、管理学、科学学、人才学、创造学等一系列软科学或新学科。
其三，科学技术工作的社会协作性日益增强。有人认为，在科学研究领域内个人进行纯学科的研究工作已经没有可能，只有进行跨学科的集体研究才有价值。此言虽过于绝对，但说明了社会协作的必要性和发展趋势。即使在工程技术领域，由于现代工程规模的扩大，高技术产品不断地更新换代，工程技术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也在日益增强。工程技术专家也不再是“纯粹的”工程技术专家了，而需要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修养，需要具有基本的市场预测、成本分析、生产经营管理知识和经济知识，需要具有开明的合作精神、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用上述观点看我们过去为培养人才而设计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不能不承认有着较大的缺陷，有着与社会实际的高层次需要明显的不适应性。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师，应当用发展眼光研究并精通“教什么”和“如何教”的问题。过去按照苏联的那一套，曾经片面地强调教学法，实际上只注意 ho w（如何教）的问题。现在我们普遍的情况，是既不研究 how，也很少讨论w hat（教什么），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还留有30年前从苏联那里引进的烙印。当然不是说现在无需引进，也要从一切先进的发达国家引进我们需要的教学思想、教学内容、课程乃至教材。但引进不是目标，而是为了借鉴；不是照搬照抄，更不能30年一贯不变。引进是为了消化改造，为了改造成适合我国国情以培养我国四化建设的人才。
那么，如何解决w hat（教什么）的问题呢？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提法，而这个问题就是所谓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国内外许多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总之，关于教什么或学什么的问题，不论你是否意识到或注意到，它总是以一定的教育思想作指导，以某种人才观为出发点的。教育思想是个大前提，只要我们认真转变不适应的传统教育思想，明确新时期对于人才的新的要求，我们的改革就会有的放矢，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加速改革步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我校的本科教学工作，要在过去几年改革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改革课程结构、加强基础理论、加强实践环节、注重能力培养，继续贯彻因材施教，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首先，在课程结构方面。已经安排了现代设计方法、信号与系统、控制理论、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科学管理及系统工程基础、电子电路基础以及物理、化学、外语、高等数学系列课程、计算机系列课程等十一门课的建设，并在混合班、提高班或其他点上试教，以取得经验，在选用教材、配套实验等方面较为完善后逐步推广。对于基础课程的教学，起点要高，内容要新，学时要少，而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所谓“三基”的教学，非但不应削弱，而且更应加强。现在，一些课程的作业量不够，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习题课也有所削减甚至取消了。要把习题课切实地恢复起来，要布置经过精选的有一定分量的课外作业，同时要组织力量对作业认真批改，对作业格式、质量要从严要求。
各门课程都要逐步做到分层次设置。同一门课可以开出高、中、低三种档次；多学时的课也可分基本部分、扩展部分和提高部分几个层次，例如某“课程Ⅰ”、“课程Ⅱ”、“课程Ⅲ”。这样做，便于学生根据专业要求和自身能力选修，合理组织知识结构，也便于教师精选内容，合理地计算工作量。近几年来，选修课程广泛开设，为开拓学生知识面、发挥学生学的主动性和教师教的积极性，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选修课中也存在质量差异较大，规格、层次、内容比较混乱，课程门类不完整等缺陷。因此，计划对选修课进行一次整顿，在分清层次、门类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精选和补充，使选修课系统化、科学化。
课程改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一个学科、一个专业的所有课程作系统的考虑，优化设计总体的课程结构，也就是课程体系问题。无线电系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在拓宽专业面、明确培养目标的前提下，研究主干学科和课程的设置，研究教学内容的更新；计算机系正在参照IEEE最新推出的“Model Program”拟定自己新的教学计划。由于工程技术学科基础的扩展，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工科课程设置，流行着一种所谓“M odular Instruction”。这种模式化课程设置，即把包含着独立概念、原理和方法的“要点”，根据其内在的联系组成“单元”，再把有关的“单元”构成“模块”，每个模块则包含课程的一项主题。结构化模块的出现，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关于课程的传统概念。IEEE的“Model Program”则干脆用Subject Area这一新概念，取代了传统的Course。与此相应，也不再有主干课、非主干课之分，代之以核心课程和提高课程两类必修课和选修课。这样，除极少数专业的课程有这种实践外，多数还难以达到这种科学化程度，需要探索和试验，并对学生加强选课指导工作。
在课程改革方面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进一步提高数学、外语、计算机和教学质量。我校外语教学曾一度在全国领先，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较高，但由于各校进步很快，近年来相对水平有所下降。语言系已在认真研究采取切实措施，尤其要强调的是公共英语基础阶段以后的专业英语教学。要求各系各专业至少选择一至两门主要课程，采用适当的外文版教材，以保证毕业时能达到顺利阅读专业有关文献的基本要求。计算机上机时数要争取四年达到200小时以上。这次对化工、电机、计算机系10个专业的教育评估试点工作表明，除计算机、自动化专业外，多数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计算机光读书不行，还是要多用、多实践。我校数学系在工科院校中是强的，目前还是缺编，除补充年轻师资外，看来也要发扬老浙大的传统，教授、副教授要讲授公共课。
第二，在能力培养方面。我们明确提出，要加强开发创造型人才的科学与工程训练。过去常说的“工程师基本训练”，自1978年以来是明显削弱了。实践性教学，工程基础知识包括工程图学和工艺类课程的教学，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这些综合性的环节，被压缩了学时，又受到研究生考试的冲击。再看看本科毕业生的实际情况，这几年大约一半人进工矿企业，一半人进研究所或攻读硕士学位。其中出类拔萃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普遍的则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眼高手低，轻视实践，真正工作起来，既缺少实际科学工作和工程技术工作的技能，也并不具备开发型人才的创造能力。对这种状态，工厂不满意，研究所不满意，许多研究生导师也不满意。当然，我们的毕业生也有不少长处，思想活跃，懂一点计算机技术，外语水平普遍提高，理论基础特别是研究生应考的几门课的基础比较扎实。但用全面的质量要求衡量，则不能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去年曾就加强实践环节、注重能力培养问题制订了若干措施与办法，如设计性实验、大型综合实验的开设，实验教学的分层次系列化，课程设计数量的增加，毕业设计时间的延长，第三学期和各类实习的安排；又如对报考研究生实行质量控制和加强管理，进一步稳定本科生教学秩序等等。要切实地落实这些措施与办法，除了相应的政策保证外，看来仍然有一个涉及教育思想和人才观的根本问题。
知识和能力虽是两个不同概念，但不可以把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割裂开来，把能力培养当做传授知识以外的另一问题，单从实践性环节的安排上找出路，或者单从教学方法上找出路。如果这样理解，可以说是不正确或不确切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应当理解成让学生学习什么才能真正提高能力的问题。例如实验，无论单独设课还是隶属某门课程，都应理解为知识和技能传授与培养能力之统一。因此着眼点不应放在是否单独设课的形式上，而是着重考虑在专业人才的完整的知识能力结构中，应当开出哪些实验，使之成为连贯的有层次的实验系列组成，由简到繁，从模仿到设计。这样去看问题，我们就不会感到加强实践环节是个额外负担，也就不会产生实践教学比理论教学低下的偏见。
第三，要弄清楚科学、技术、工程这三个有联系的但是并不相同的概念。我们长年与这三者打交道，大概由于司空见惯，却往往很少去分辨它们之间的差别。其实，事情不那样简单。科学与工程的最根本的差别，是分析与综合的差别。科学的主要兴趣在于探讨在给定原因下有什么样的结果发生，在于探讨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是什么和为什么。换句话说，科学对各种事和物进行分析，并探讨在一组条件下可以期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或对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进行分析、归纳和综合，发现其中的规律。但是工程要做的则大不相同，工程的兴趣在于组合人力、物力等去创造所要求的product，产物、产品或结果。这是一个技术和经济综合的过程，即考虑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的合理性，以实现一个确定的目标的过程。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中，差不多都教给学生科学分析的方法，较少教给综合的方法，而大学毕业后的实际工作恰恰不仅要求分析，更重要的是进行综合。这种差别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科学”的概念可以与传统的“理”对应，“工程”直接与“工”对应。我们常说浙大有着理工结合的优势，那么什么是“结合”呢？这个结合是一座桥梁，科学与工程的桥梁，理与工的桥梁。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技术”（technology）。事实上，技术这个词被应用得太广泛了。人们说“技术改造”，这里的技术主要指生产装备；赞扬一个人“技术水平高”，这里的技术又主要指专门能力；而讲到“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时，这里的技术又可能主要指知识，关于做什么和怎样做的知识；广告上也常说：“本厂设备精良、技术力量雄厚”，这里的技术或许又成了技术人员和工人。而我们所说的technology，涵义比较狭窄，它指的是 Tech‐nical science，也包括Science of techniques。技术作为桥梁，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分析与综合并重。关于技术的涵义、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这些年来，国内外哲学界正在进行着热烈的讨论。我们看到，至少在科学学这门新学科中已经取得了较一致的认识，即技术与科学、技术与工程是互有区别的独立的概念。我们注意到，美国高等教育界在需要确切表达上述狭窄意义的“技术”的地方，常常不直接使用“技术”这个词，而是用Science and engineering这一词组，恐怕也正是为了避免误解。出于同样理由，我们在前面提出加强科学与工程训练，以区别于纯粹科学训练和纯粹工程训练。如果说到浙大人才的特色，也可以说我们力图培养的是技术科学（T echnical sci‐ence）人才，这种人才既擅长于理论到实践的应用和创造，又擅长于实践到理论的科学总结和提高。当然，对于不同的学科和个别具体的受教育个体可以有所不同。
最后，在因材施教方面。1984年我们创办“混合班”，对工科学生加强理科训练，正是基于上面知识与能力统一、科学与工程结合等问题的认识。混合班、提高班的教学，虽已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但到目前为止还仍然是一种试验，一种很有希望的教改实践，人数也仍限于每年入学的5%和15%左右的优秀学生。从试点班取得的可贵经验要逐步地推广，混合班的思想政治、教学、管理各方面的工作都要继续加强，并逐步形成稳定的师资和管理队伍。对于大面积的普通班学生也有一个因材施教的问题。学分制是我们主导性的教学管理制度，其他配套性的如双学位制、选课制、免修制、直接攻硕制度、奖学金制度等等，要逐步完善起来，以保证学分制优越性的发挥，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这里特别要提到淘汰问题。让优秀人才冒尖和让不合格的学生淘汰，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存竞争，新陈代谢，自然界有之，生物界有之，人类社会同样有之。这是自然、人类和社会进化与发展的机制。我国每年高考选拔就是一次淘汰，上百万中学毕业生只有几十万进入大学，进入重点院校的人数更少。我们的混合班也是高淘汰。不适应高难度教学的，成绩平平或不合格的，每年总有三分之一左右退到提高班或普通班去。提高班、普通班也应有一定的淘汰率，比如说普通班有1%左右的淘汰率。“一门进、多门出”，也包含着淘汰的意思。一包到底的政策不是好办法。这个1%左右的淘汰主要对低年级，高年级可适当放宽。为此，相应地要改变我们的考试和评分办法。出考卷时就要注意试题的可信度、难度和可靠度，研究考卷的科学性。总体上难易适当，既不要人人愁眉苦脸，也不能个个皆大欢喜，考试结果应该呈正态分布或接近正态分布。上学期毕业答辩，教务处规定了优秀和不及格的限额，结果评上良好的异乎寻常地多，评上及格的寥寥无几。我们不赞成把学生成绩与教师教学水平挂钩，以不及格的多少看教学效果的好坏，因为它是不科学的，无益于学生和教师双方努力进取。以后我们要进一步拟定考试、毕业设计（论文）、课程设计等评分标准及等级比例，并逐步建立起考试资格审查制度。从下学期起，我们还要逐步实施基础课统一考试，主要技术基础课统一考试，统一评卷。
以上各个方面都与教师有关。我们要大力表彰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积极探索、改革和努力工作、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表彰那些辛劳耕耘在教育园地上，培养出优秀拔尖人才，为学校争得荣誉的教师个人或教学集体，发给教育研究成果奖证书和奖金。这是与自然科学成果奖同等分量的奖励。
三、发扬浙大传统，重视学风建设
学风问题是教学工作与思想教育工作的结合点。学风是一个学校的精神财富，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浙大“求是”学风源远流长，我们要继承“求是”学风，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实事求是、艰苦踏实、奋发进取、勇于创新的良好学风。
我们要从新生入学的始业教育起，一手抓教育，一手抓管理，就是抓好思想政治教育，抓好理想纪律和法制教育，抓好献身人民、献身祖国四化建设、献身科学的教育，抓好求是学风教育，抓好浙大优良传统教育，抓好宣讲新学则、贯彻好新学则。新的学则将随着新生录取通知书直接寄到新同学手上。在我们的学生中，的确存在那样一部分人，要求不严，目标不高，平时松松垮垮，考试违纪作弊，以为佩上浙大的校徽，就等于保证拿到浙大的文凭。新学年起，我们要进行考试方法改革，确立相对评分标准，建立限额淘汰制度，实行考试资格审查。一切从高标准严要求出发，严字当头。
学风是校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风的好坏关系到教育改革的成败，也是决定学校教育质量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全校教师、干部和其他职工，都要努力成为自己的教学和服务对象的表率。要让我们所培养的人才从进浙大的第一天起，就受到良好气氛的熏陶，受到浙大精神文明的感染，受到浓厚的学术空气、刻苦的学习空气和改革、创新空气的激励和鼓舞。